▲1月21日，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四渡赤水纪念馆主办的“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挖掘与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举行。记者 赵迎昭 摄

“您父亲后来回过老家没有？”

“他是怎么到温水的？不是原先在江津洪海吗？”

“知不知道其他6位红军战士的下落？”

……

1月20日中午，贵州遵义，天气湿冷。遵义会议纪念馆附近一个房间里，一群重庆学者刚刚抵达，便围住一位79岁老人频频提问，老人家则一一道来。

▲重庆专家学者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记者 赵迎昭 摄

这位老人名叫吴炳银，是红军战士吴贞和的长子。提问的学者中，有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等。

他们为何专程前来采访吴炳银？原来，他们正在深入研究三峡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土城战役红军手迹”，其中记载了包括吴贞和在内的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洪海养伤的经历。

▲吴炳银。记者 赵迎昭 摄

重庆日报曾在2018年8月23日的“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报道中，对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作过深度报道。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土城战役89周年，在这个特殊历史时刻踏上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地，寻访红军印记，采访红军后人，对完善这份手迹的证据链、深化对其内容的理解、形成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极有意义。

身负重伤来到四面山养伤

“父亲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血流如注”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

▲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记者 赵迎昭 摄

1月21日下午，天气更为湿冷，空中飞起小雨。由重庆史研究会和三峡博物馆组织的20余名专家学者，来到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祭奠英烈。

陵园里，19.35米高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上，直插云霄，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1935年1月28日那个时刻。

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亲自指挥的第一战，是促成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转折之战，更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周勇说。

▲重庆专家学者参观四渡赤水纪念馆。记者 赵迎昭 摄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对土城战役有如下记载：“（1935年1月）28日，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在土城青杠坡一带与川敌交锋，敌人据险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形成对峙的局面。”

吴贞和就是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的。“在激战中，父亲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战友们赶紧把他救下火线。”吴炳银说。

幸运的是，吴贞和与另外6名战友在组织安排下，从贵州习水土城镇辗转来到如今的重庆江津四面山养伤，得到了乡民唐树田父子的精心照料。

两个多月后，6位伤愈的战士返回部队，而伤情最重的吴贞和则留在唐家继续治疗养伤。待到基本痊愈后，吴贞和辗转来到习水县温水镇娄底村，以贩卖针头线脑的小生意维生，养育了7个孩子。

“虽然没有完成长征，但父亲的信念一直没变。当年他参加红军，远走他乡，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要把党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后头。”吴炳银说，他至今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中老屋十分破旧，“公社书记找到我父亲，说您是老红军，政府准备帮您修房子。我父亲婉言谢绝。他说，很多人住房都困难，我不能搞特殊。他就一直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直到1975年去世。”

在有生之年，吴贞和都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省会昌县庄口镇大陂村。

吴贞和有兄弟三人，他最小，大哥也参加了红军。吴炳银回忆，1973年他曾回过一次江西老家，看到堂屋正门上方挂着“红军家属”牌匾，十分激动。但痛心的是，大伯自从参加红军离家后便音信杳无。

除了未能归乡，吴贞和还有一大遗憾。吴炳银说，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曾经在唐家养过伤。“父亲临终前还在说，唐家人是好人，要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感谢他们。没能再见救命恩人一面，成为父亲最大的遗憾。”说这话时，吴炳银眼中含泪。

欢度春节道不尽鱼水深情

“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白豆腐”

2005年盛夏的一天，吴炳银接到了一个媒体记者的电话。“江津四面山发现了红军手迹，有您父亲写下的字条。”电话那头有些激动。

吴炳银愣住了，他不免心生疑虑：“我父亲去世都30年了，怎么会还有个条子在江津？”不久，吴炳银收到这张字条的传真，疑虑随之打消。

“我看到，那是红军写的一张字条，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字迹和住家的地址也相同。”吴炳银激动不已。

于是，吴炳银便带着家人，拎着精心准备的纪念品，来到字条的“藏身地”重庆江津四面山，见到了父亲生前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曾经悉心照顾红军们的唐树田已经去世，当年8岁的唐树田儿子唐安华也已两鬓斑白。吴炳银紧紧握着唐安华的手，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2018年8月，重庆日报记者曾采访过唐安华之子唐文祥。他说，这个字条一直藏在家里，先是藏在房梁上，后又藏到烟道中。2005年，他的父亲将其取出，后来捐给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土城战役红军手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这张字条由8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用毛笔蘸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共900余字。经过相关专家的鉴定，于2005年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被称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周勇说，这是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据字条记载，7位在土城战役受伤的红军战士先被转移到习水县温水治伤，后又在如今的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陶炳兴家短暂停留，最后落脚于江津四面山洪海唐树田家养伤。

在唐树田家养伤的60多天里，唐树田和儿子唐安华悉心照料他们，请医术高超的周和尚给他们治伤，春节时还给他们送去佳肴。这张字条中提到：“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即汤圆——记者注）、白豆腐……”

“到四月五日，大多数同志伤也治好，组织决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同志伤还未好，组织决定把他留下医治。”字条中写道。

字条后面还有一张附页，上书：“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 小地名娄底新店子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中秋”。

经过认真比对，吴炳银确切地说，附录的地址字条为父亲所写。父亲在唐家基本痊愈后，既找不到部队，又无钱归乡，便一路流落到习水县温水镇娄底村谋生，“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救命恩人，1943年的中秋节，他翻山越岭来到四面山，看望唐家人。当时，唐家大人出去劳动了，父亲就写下地址，交给唐安华，希望之后取得联系。”

由于唐家人不识字，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直到吴贞和1975年去世，他也没能和唐家人再见上一面。

▲位于江津四面山景区内的“渝黔界碑”。重庆市方向，是江津区四面山镇林海村。与之交界的，是贵州省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记者 赵迎昭 摄

依依惜别写下初心见证

“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

红军在沿途百姓的倾力相助下，走完了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一路上留下不少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这张珍贵的字条就是一份见证。

“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红军伤愈归队之际，军民挥泪告别，字条详细记载了这一感人的场面。

“那时，收留红军如被国民党发现，是要杀头的。”吴炳银激动地说，“唐家人收留七位红军60多天，负责他们的吃、住、医，且分文不取，他们要顶着多大的风险，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啊！”

红军战士对百姓冒死收留、悉心救护无以回报，才写下这张字条，作为革命成功后回报人民的见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红军伤员自动成立党小组。字条中记载：“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

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智科（右）与吴炳银交流。记者 赵迎昭 摄

这件文物被发现以来，周勇一直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研究，写过专题论文。他表示：“此次遵义之行，完善了这件文物真实性的证据链，做实了这是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因此，他建议将这件文物重新定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此件开宗明义即写到“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在末尾又有 “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的文字。这就是说，写下这段文字就是“立此存照”，说明这张字条具有“证明书”的性质。

二是这件文物封面上署名为“红一方面军土城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文中标明书写时间是1935年4月5日，其创作主体是红一方面军的7位战士，廖永江是执笔者。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正式称呼为“中央红军”，故用“中央红军”冠在“证明书”的前面。

明年是土城战役90周年、四渡赤水90周年。周勇期待，这封“中央红军证明书”能够回到故事的发生地，向社会公开展出。他更希望把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尤其要找到其他6位红军伤员的下落，完成这个故事的最后拼图，“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完整还原这个感人的故事，并通过展览让文物‘活’起来，让今天的我们从这件文物中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见证、力量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