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雾渐散，连绵的方斗山脉，在熹微的晨光里舒展着优美的曲线，万州区新田镇高家村就“藏”在这片森林里。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长”在化石堆上的村，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属于古生物化石保护区，这里曾出土数以万计的古生物化石，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发祥地。

90年前，村里一名姜姓的前辈接待了一支古脊椎动物学考察队，专家离开时，这位前辈许下承诺，将守护好这片化石区。

彼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随口答应的一句话，会让一家人坚守至今。

这个承诺，如同一颗种子，深深扎根在姜家的血脉中。从此，姜家的命运便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10年、20年、30年……这一守就是90年。

一

三月，风传花信山河春。

姜元顺站在屋后的平坝上，望着山的远方，念叨着天暖了，进山的人又多了。

巡山，守山，护山，是姜元顺的日常。

我们跟着他钻进山林，背影瘦小的他健步如飞，很快甩了我们一大截，见我们跟不上，他笑着停下来，指着脚下的人行便道说：“去年路硬化了，现在好走多了，以前是条土路，是我们用脚踩出来的。”

脚下这条路，是一条一米宽的人行便道，阶梯蜿蜒至尽头后消失在视线中，目光穿过密林望出去，是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属于方斗山脉。

“看到那边的山包没，用地质学的行话说，是‘露头’比较好的地方。”姜元顺向我们“显摆”起来。

露头，指的是岩层裸露出来的地方，也是化石最可能掩埋的地方。在高家村这样植被茂密的地方，寻找“露头”，并不容易。

“经常要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巡护，天不亮就要起床，有时遇到雷电暴雨，全身都会被淋透，摔跤、被野蜂蜇更是家常便饭。”姜元顺说，那时就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爬，已经记不清到底走了多少路。

姜元顺指着远处的一片群山：“你看，从这里望出去，你们看得见的地方，我都去过。”

越往上爬，台阶越陡峭，经过一段长满野草的陡坡，我们到了老屋包化石点，只见上下两个蓝色的铁棚掩映在林中，姜元顺拿出钥匙，进入棚内，一个宽4米、长10米、深10米的土坑赫然眼前。

“这里出土的巴氏大熊猫化石骨架，为全世界同类标本中完整度最高，这里还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最经典的产地之一……”说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姜元顺滔滔不绝。

找到一处角落坐下，姜元顺取下被汗水浸湿的眼镜，打算休息片刻。

“跟我一起长大的伙伴都出去了，现在就我一人还在这个山窝。”望着眼前的化石坑，姜元顺突然冒出一句话，然后向我们摆谈起他的故事。

时间回到40年前，当时，全国农村迎来了外出务工的热潮，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生活无外乎两个选择，外出务工或在家务农。

那时候村里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祖辈在地里刨食，刨了一辈子，也没刨出名堂。吃够了大山的苦，村里人纷纷外出，另谋生路。

姜元顺却是“另类”，当村里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时，他选择留在这个山坳坳。

“其实，我也曾有多次进城安家的机会，一些朋友也给我介绍过城里的工作，我都没去。”坐在化石堆上，我们从他与化石结缘开始，聊到他的“日常工作”，话题穿越数万年。

但我们的心中不禁打起了问号：这条艰难孤寂的守护之路，姜元顺为何要坚持？

二

微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姜元顺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他拿出一个已经掉漆的保温杯，抿了一口水，顺着升腾起的水汽，思绪回到了一个世纪前。

1921年，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村子的宁静。当时，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出中亚古生物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团的格兰阶博士找到了盐井沟。在这里，他们整整发掘了三个冬天，采集到相当完整的东方剑齿象、虎、犀牛等古生物化石，并运回美国。

这批精美、完整的化石震惊了当时的古生物界，并由此拉开了盐井沟化石百年考古发掘的序幕。

随后的多年时间里，这个小山沟，作为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发源地，吸引考古学家们纷至沓来，包括我国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

1934年，杨钟健率考古队来到这里考察，机缘巧合下，找到了姜元顺的爷爷姜光灿作向导。

“因长期在山间挖草药，爷爷是当地出了名的‘活地图’。”讲到爷爷的故事，姜元顺兴致高了不少。

在盐井沟科考期间，杨钟健一行人在姜光灿的引路下，找到了多处极具研究价值的化石出土地。

看到这些采集出来的化石标本，姜光灿才知道，原来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竟然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它们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经过短暂几天的相处，考察队离去之际，杨钟健握着姜光灿的手嘱托道：“这块地出土的化石极具研究价值，是国家的瑰宝，千万不能被人破坏了。”

姜光灿向杨钟健许下承诺：“放心，我一定守好。”

自那时起，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就与化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石头”，也就成为了他们一家世代守护的“图腾”。

继杨钟健的考古队之后，国内众多古生物学家先后来到这里，姜光灿一如既往，为他们指路，寻找化石。

那个时期，姜光灿有八个孩子，加上他夫妻二人，一家十口，日子过得紧巴，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在最困难的时候，姜光灿也没有把化石拿去卖了换钱。

姜光灿晚年时，把识草药的本领传给大儿子姜大伦。一方面增添收入，另一方面，想教儿子识化石，把保护“化石窝”的任务传下去。

冬去春来，姜大伦农活不干，没事就往山里钻，成了当地出名的“草药先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姜大伦不仅能辨别草药，对于化石的走向、种类等更是了然于心。

姜光灿年迈行动不便后，姜大伦主动接过“衣钵”，承担起了化石保护区日常巡护，及考古队的协助工作。

“你说，我爷爷和父亲为了一个承诺，在这片山守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一辈，能不守下去吗？”姜元顺平静地说道，然后拍拍身上的泥，起身走出了老屋包。

三

顺着老屋包，我们来到一处山脚下，从这里望出去，连绵起伏的山头如新生竹笋般冒出。“这个叫锅顶包，那边的叫尖山子、马脑壳、滚牛坡、长合包……”望着眼前的山，姜元顺又打开了话匣子。

山的名字是姜元顺从父亲那得来的，望着这些熟悉的山，儿时的记忆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福生啊，你说这片山哪种山形有化石？”“福生，猜错了，下次可就不带你赶路了。”

福生是姜元顺的小名，姜大伦稀罕这个儿子，经常带他去隔壁村的姑姑家串门，这些山是必经之路。

一路上，姜元顺就跟在父亲后面，识山形、辨土壤，为父子俩漫长的路途平添了乐趣。

走过爷爷与父亲过去几十年里走过的路，年幼的姜元顺与上万年的化石连接出了新的羁绊。

“福生啊，爸爸走不动了，你可要替我守住这片山。”那时才7岁的姜元顺还不知道“守”的含义，只是应承地点点头。

等到10岁时，姜元顺在家待不住了，每次父亲出门去化石保护区巡查，协助各地文物考古队进行发掘工作时，他就跟在后面。

山路不好走，姜大伦怕他摔跤，不让去，姜元顺就哭闹，没法，姜大伦只好牵着他走。

后来再大些时，姜元顺不赶路了，拿着小锄头，跟着同村的小孩一起上山，一边放羊，一边找“石头”。

彼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会与这些“石头”打一辈子交道，这一生会走进近百个山头，接待考古队员近千次。他更没想到的是，自己何其有幸，在这条路的起点，便与著名学者结下终身友谊。

198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黄万波等人，组成三峡古人类考古队，来到原四川省万县市盐井沟考察。

考古队几番打听，找到了熟悉盐井沟地形的姜家，此时姜光灿已经因病去世，当时才22岁的姜元顺和父亲姜大伦一起接待了考古队。

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考古队一行人吃住都在这。白天，姜元顺为考古队引路，带领他们深入化石的秘境；夜晚，他和村民们围坐在黄万波身边，聆听他讲述化石、古生物和地理的奥秘。

在姜元顺家，考古队度过了一个充实的月份。

接下来的几年里，黄万波的考古队又多次重返盐井沟。在与姜元顺一家的相处中，黄万波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考古结束临走时，黄万波将自己视为宝贝的考古书籍送给了姜元顺。

二人的情谊，就此结下。

40年来，他们通过书信、电话和微信等方式保持联系。遇上好的书籍，黄万波还会千里迢迢，邮寄给姜元顺。这些书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让姜元顺入了迷，彻底激发了他对古生物化石的热爱。

“兴趣最浓那阵，经常通宵看，晚上光线暗嘛，把眼睛都看‘瞎’了。”听完姜元顺的话，我们这才注意到，他的眼镜镜片，约有5毫米厚，度数高达1100度。

“学知识嘛，还是得有一些代价才行。”姜元顺笑着说道。

姜元顺付出的代价的确挺大。在他的“书房”，有20副旧眼镜，躺在一个破木盆里，有些是增加度数时换的，有些是巡查化石保护区，不小心摔坏的。

听着姜元顺的故事，走过他无数次走过的路，我们对他的坚守多了一份理解，也平添了一份敬重。

四

临近中午，我们沿着山路往回走，半个小时后，到了姜元顺的家，是一栋一楼一底的砖房，墙面贴满了白瓷砖。厨房里，姜元顺的老伴陈永碧正在灶台前忙活。

“你们先耍会儿，饭一会儿就好。”见到我们到来，陈永碧热情地招呼道。

这栋房子已经建了40多年，屋内朴素简单，打扫得整洁干净。在姜元顺二楼的一个书桌上，我们发现了不少“红本本”。

“这些都是他们给我发的荣誉证书，每年都邮寄过来，这些年从没断过。”姜元顺翻开这些荣誉证书，“你看，这是2015年的，这是2016年，这个是2017年的……每年都有。”

我们注意到，每本荣誉证书的表彰原因无疑都离不开四个字：化石保护。

“我不只有这些荣誉证书，我还上过好几次电视呢。”说到这，姜元顺眼里放着光，脸上满是自豪。

1998年是姜元顺第一次上电视，当时，重庆电视台得知姜家一家三代守护化石的故事后，专门前往盐井沟拍摄新闻。

那时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新闻播出当天，村子里的人四面八方赶来看新闻、凑热闹，足足有20多人，挤满了屋子。

“第二天，我去镇上赶场，好多人都认识我了，说我就是‘昨天上电视的那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姜元顺仍然记忆犹新。

最让姜元顺骄傲的还是2007年。这一年的5月，一个寻常的日子，姜元顺和父亲在山林中巡查时，意外发现疑似化石的踪迹，凭借多年的积累，父子俩断定下面大概率有一具化石骨架，并且体型较大，非专业技术不能擅自挖掘。

于是，姜元顺立马向相关部门报告此事，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指导下，万州区文物管理所紧急展开抢救性发掘。然而，天公不作美，连日的大雨让化石面临损坏的风险。在这关键时刻，姜元顺挺身而出，号召村民们一起冒雨抢救。

从高家村到化石坑，步行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面对恶劣的天气和艰巨的任务，村民们放下手中农活，赶赴现场，衣服淋湿了，就搭棚生火，烘干衣服，然后继续挖掘。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头长6米、高3米的“巨无霸”东方剑齿象化石终于重见天日，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现在，这具化石骨架陈列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属于镇馆之宝之一。姜元顺和父亲发现东方剑齿象化石的事迹，还在重庆自然资源科普馆进行了展陈。

“现在你们去那里，还能看到我和父亲的照片呢。”说罢，姜元顺掏出手机，找到一张他和父亲的合影。

照片上，姜元顺身着白色衬衣，父亲身着蓝色布衣，照片的背景是剑齿象化石发掘点，照片上的几个字引人注目：剑齿象化石发现者姜元顺和他的父亲。

突然，楼下传来的喊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原来，陈永碧已经做好饭菜，招呼我们下楼吃饭。

“你们信不，在全市的三峡古人类文化培训课上，我是唯一的农民代表。”饭桌上，姜元顺接着“显摆”。

“他人气高，不仅是专家的‘特邀嘉宾’，就连隔壁村的人发现了化石，也都是找他。”陈永碧笑着接过话茬。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在饭菜的氤氲香气里，一个个故事穿过漫长的时光，浮现在眼前……

五

吃过午饭，姜元顺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姜元顺话音落下，只见马路边，两个新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相依而立，这两个分别刻有“古生物化石点”“盐井沟古生物化石遗址”字样的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分别立于1999年和2009年。

“这两个石碑，让我们多年的守护终于有了一个交代！”姜元顺触摸着石碑上的字，手指微微颤抖。此时，明媚的阳光洒下，柔和地照亮了石碑的轮廓，岁月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显得沧桑而庄重。

盐井沟古生物化石群分别在1999年和2009年，被评定为万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还联合万州区文物管理部门，为盐井沟古生物化石群划定了13.36平方公里的保护区范围，划分了核心区与缓冲区。

实际上，盐井沟古生物化石群纳入“官方保护”前，姜元顺就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他曾邀请化石专家为村民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多次召集村民召开文物保护安全大会，文物保护还纳入了高家村的村规民约……

冬去春来，岁月流转。“留守”村里这些年，姜元顺一心扑在“化石窝”上，他从一个年轻小伙，步入了花甲之年。

“好在儿子在我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对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姜元顺欣慰地说道。

2019年后，盐井沟化石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这一年，姜大伦因病去世。

大概是命中注定，2018年，姜元顺的儿子姜玲敏进入重庆市二零八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从事化石修复工作。化石守护这份使命，穿过岁月的长河，交到了姜玲敏手中。

“盐井沟出土的化石，很多我儿子都参与了修复，你看，有犀牛，有巨貘……”说着，姜元顺打开手机，照片里，这些“复活”的远古动物体态各异，惟妙惟肖，从它们张开的下颚里，似乎还能听到从百万年前穿透时空而来的低吼。

父辈的使命结束了，姜元顺和儿子的使命还在继续。

现在，高家村的村民们正接过化石保护的“接力棒”，文物保护这份责任还在不断传递——

2018年，村里一户人家改扩建房子，挖屋基时挖到了化石，姜元顺得知后，立马前去劝说，最后这户人家主动放弃了房子扩建。

2022年，一名商人计划在高家村投资千万元建设采石场，并提出每年给村集体经济分红，然而，面对这一诱人的提议，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样的故事在高家村比比皆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村里没有发生过一件本地村民私人挖掘、盗卖、破坏化石的事件。

保护“化石窝”的使命，已不再是姜元顺一家的承诺，它已经成为高家村2839名村民的共识。

不知不觉间，已到日暮时分。临走告别时，姜元顺向我们寒暄道：“我还有个心愿没实现，想让盐井沟的化石真正‘活起来’，把这里建成一处古生物化石科普基地……”

车行驶在落日的余晖中，盘旋在苍翠的群山里，姜元顺一家四代人的故事再次在脑海中闪现，恍然如梦。

回望这片土地，心中不禁涌起一份敬意与温情。一家人的坚守，一组群像的丰碑，这种精神还在这片土地赓续绵延……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