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悬疑电影《坠落的审判》接连获得金棕榈最佳影片、凯撒奖6大奖项、以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等多个奖项，当然是客观上赢得了对艺术和观众（市场）的双重成功。

影片以女性（妻子桑德拉）视角细腻地呈现了夫妻关系中的隐痛，丈夫塞缪尔的死亡真相唤起观众对亲密关系的深入思考和共鸣，没有谁的生活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影片以极端形式提出了家庭内角色的男女错位和婚姻困境的尖锐问题。如何评价这一现象级影片，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意见，是自然的。

我们莉莉周的这群观众也发生了这样的分歧——

观映断想

出版社资深编辑 陈晓文

（一）

看了《坠落的审判》，感觉这是一部非常中国的故事片，因为这样的婚姻困境、人性困境，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所以发生共鸣。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居高，离婚女方主诉率达80%。在今天就业市场上，女性参与率居高，是以她们待遇偏低为前提。显示出相对以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退步，即使这样，女性在家庭内的地位上升，是以她们的贡献、劳累为代价的。

这种主体性觉醒在展开中福祸相依、喜忧参半。

（二）

至于用什么观点（女性主义或传统社会学观点）去看，只要持之有故，内涵了改善现实，将人提高的可能，都可以。

影片所提问题是开放的，求解也是开放的。它虽然给出的结局是偶然（让狗和孩子来解套），也说明求解的艰难。也许生活现实本身还没有提供可靠的制度出路。这也表明编导没有陷入一厢情愿的遐想、许愿。

（三）

桑德拉在法庭上的窘困，让我感到难堪——把道德指控等同于法律。从无罪推定原则出发，该案的审判应该是桑德拉处于有利地位。实际上她却被置于有罪推定的被动屈辱地位，需要她后知后觉地证明丈夫塞缪尔死于自杀。

好在那个法庭结构平衡，而独立。保证审判最终还是超越认知泥潭，直达命案真相。

虽然这远不是问题本身的求解，但到底把深陷现实囚禁中的女主解套了出来。

法庭机械 降神与狗——浅论《坠落的审判》中的悲剧和符号

青年导演朱苗子龙

作为一部电影，《坠落的审判》无疑是“板正”的。甚至可以说一反欧洲作者电影的“沉闷但有趣”的风格，初看之下似乎只是平平之作。从视听语言上分析这部作品，更多得到的是可圈可点的“及格评价”。从叙事方法和文本去分析，更无法和同台竞技的《利益区域》相提并论，甚至从剧作方法上看，结局机械降神一般的“大团圆”，有着成为全片最大败笔的风险。

然而回过头细细品味，《坠落的审判》全片从视听到结构，都非常忠实的服务于导演最本质的思考，也是这部“沉闷且严肃”的影片作为艺术电影的宝贵价值——女性的身份认同和困境。

当然在从视听开始分析影片之前，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文章在讨论这部影片中提到的“女性”和“男性”并不是传统解剖学定义的生理性别，更多的还是服从于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男性结构”和“女性结构”。而影片中所发生的种种悲剧，其内核也被导演暗藏在了这种讨论之中。

一、 《坠落的审判》中的封闭空间和真实幻境

“电影的第一特点是幻觉，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电影没有的东西”，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周传基教授的观点。而导演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控制观众在什么时候，应该看到什么东西。基于这一点，本片中导演极致的压缩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视野，全片除了必要的建制镜头和反应镜头之外，很少出现大景别的画面。大量的使用长焦镜头的中近景，近景和特写，最大限度的压迫观众的视野以此来确定了故事的基调，同时避免了文本中的“悬疑”元素分散观众对于“人物”和“表演”的注意力。

同时在涉及到众多演员的庭审戏中，虽然涉及多人镜头，但是大多时候除开画面视觉中心的主要人物，其余的部分也成为了“背景板”或者“场景道具”一样的存在。这种抽离的感觉粗一看，和导演另一层面上希望通过模仿纪录片的镜头以获得真实性的方法略显冲突，但是实则是通过这样的冲突，揭示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某些重要时刻。正如影片的摄影指导西蒙·布菲斯在采访中提到的，为了获得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在使用ALEXA Mini LF摄影机的同时，也使用了一台10年前的录像机来创造一些效果。通过这种明显的视觉上的变化，整部影片的影像被分割为了三个部分——小屋，法庭和画质稍差的DV记录（重现）。

影片创造出的这样封闭的空间从观感上更加倾向于对于人物的内在世界聚焦。而刻意为之的DV画质结合纪录片式的拍摄方法又时刻在提醒观众这些特殊时刻仿佛更加接近与角色的“本我”，同时也与法庭上和家庭中种种的“掩饰”和“表演”区分开来。

二、 机械降神的必然性

说实话，第一遍观影的时候，对于影片的终场安排不禁让我有一种“过誉”的遗憾。法庭上各执一词的死结最后由宠物狗误食阿司匹林命悬一线加上儿子不置可否的回忆证词一锤定音。这样的安排颇有机械降神的味道，这也让法庭戏上的唇枪舌剑和抽丝剥茧的真相重现变得冗长无趣，大大破坏了影片的既定节奏，尤其是对于一部体量长达150分钟的影片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再看影片的时候，警方和检察官胡搅蛮缠和欲加之罪的态度反而提供了解开困惑的一把钥匙。回过头来看影片的文本，其实真相并不重要。导演在视听上的处理竭尽全力的让观众的注意力从“谁是凶手”上转移到“如何自辩”上。重要的恰恰是女主所经历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从这样的视角上重新看待影片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法庭戏构成了一个“审判”甚至带有“猎巫”意味的场域（可能这也是中文译成《坠落的审判》的原因）。在这个场域中，法庭原有的“公正”的属性被削弱了，更多的是以一种“法”和“公共”的符号出现，而从这里开始，影片开始有了一丝哲学思考的味道。

影片中，在法庭旁听的群众的视线经常会因为检察官和证人的发言或者影像证据的提出而齐刷刷的转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这样的行为，让整个法庭充满了一种“群体”的属性，仿佛整个法庭，连同外面的媒体和社会，都成为了一个默认女主弑夫的整体，而他们的目的就是竭尽所能的定罪。在庭审最激烈的时刻，好几个女主在危机紧张关头的反应镜头，都是通过旁听席位上人与人的肩膀缝隙中拍摄的，进一步的挤压了女主在画面中的空间，凸显出了这种来自环境和公众的压力。

同时，这种压力，除了环境以外，自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家庭。女主竭力想要保护的是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形象，还有自己儿子宝贵的“童真”。所以在这一个时刻，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女性，被误解，被嫉妒，被公共视野定义的女性。来自家庭和信任和理解，转变为救赎。真诚的爱和不屈的意志最终打破了偏见的桎梏，故事走向了大团圆。所以，只能由人物的内在向外部。所以儿子完成从怀疑母亲到信任母亲的成长，站出来一锤定音，合理且必须。

但是，影片真的只有这么浅的立意么？

三、 丈夫，妻子，儿子，法庭和狗

现在抛开故事，从角色的角度来思考。丈夫的角色和妻子的角色明显的存在着和传统现实社会的大多数家庭截然相反的情况。妻子的事业非常的成功，同时也承担着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丈夫质疑在家教子，同时为了家庭被迫的缩减了教职工作的时间；儿子的意外也是因为丈夫没有能够“很好的履行家庭责任”而导致的，而妻子嘴上大度，但是心里还是时不时的将这件事归咎在丈夫的身上。似乎在影片中，丈夫和妻子的家庭以及社会地位，和现实里进行了一个对换，而从结果上来看，强势的妻子和自身的懦弱逼迫着丈夫最终走上了绝路。

那么这是女性主义在电影中对现实的反讽么？然而步步紧逼的法庭审判既不公正，也没有偏向女主。女主在法庭上的遭遇，似乎与现实中女性受到的歧视并无二异，前文也提到了，整个文本的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对女主进行了有罪的推论，原本应该公正的法庭和检察官也变成了“猎巫”的场域。

那么这个妻子和丈夫的符号，究竟指向了哪里。这种看似性别互换的关系应该如何和影片后半段的庭审联系起来。在本文中，仅依我拙见提出一种假设，我们用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的性化公式中找到影片对应的符号。

影片中的丈夫，明显的符合拉康对女性结构普遍性的描述，即“不存在女性主体不受到菲勒斯的阉割”，而在录音回忆中的歇斯底里也恰巧契合了魏宁格的对于女性非理性的观点。丈夫是他自己欲望（功成名就，自由，支配的权力）这样象征着“菲勒斯”的欲望的奴隶，而这份欲望，也是原父的菲勒斯所对他的要求，就在这样的主动服从下，丈夫完成了对自我的阉割。同时丈夫一直强调的，他需要通过写书和工作来获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一点也符合拉康性化公式中提到的“女性主体需要通过对菲勒斯的嫉妒和崇拜来使得自己在象征界注册”的特征。

而影片中多次提到的夫妻之间在儿子发生事故后没有了性生活，也印证了丈夫失去了欲望妻子的权力，而在性化公式中，男性身份的承认是建立在对于女性结构的欲望之上的。而与此同时，在家庭中颇为强势的妻子出轨和对于丈夫的强制性要求（例如说英语），则反映了妻子的欲望，并且从对于原父的享乐中享乐的男性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法庭戏中的文本进一步显示了女主出轨的对象是另外的一名女性，这样的设计创造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符号，即辩护律师樊尚，另外一个女性结构的生理男性角色——一个唐璜式的，完全由女人幻想的，满足女性欲望的，女人理想中的男人形象。

那法庭又代表了什么呢？这就要提到拉康在性化公式中提出的男性结构的定义了，普遍性的“所有的男性主体都受到菲勒斯的阉割”，同时存在一个构成性例外“存在一个男性主体不受菲勒斯的阉割”，而其中表明的意思则是，在所有男性结构的认同中，存在一个制定菲勒斯标准的“原父”的存在。在这里不深究其意思，只是将它理解为一个符号存在。

如果简单的以父权解释，那么法庭的符号可以被解释为符合男性结构普遍性的集体，即受到社会父权共识影响的受到了菲勒斯阉割的男性结构。而女主在导演的塑造下成为了那个“不受菲勒斯阉割的原父”。根据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的论述，儿子们（指受到菲勒斯阉割的男性结构）将会杀掉原父，剥夺原父对女性欲望的垄断，从而完成自己身份的认同（即认可父权的指导地位完成自我的阉割），在象征界注册为男性。

这也就解释了法庭所代表的“公共”为何基于将妻子审判和定罪，这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在现实社会中的映射。他们嫉妒且恐惧这个原父的存在，急于完成弑父的过程。而妻子原父的身份却因为樊尚这个在象征界注册为女性主体的存在而被确认存在，所以樊尚也一直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

而儿子的符号，则是一位大他者。在影片中，无论是父母，对于他们的儿子都是欲望的，取悦的。而当女主以一个男性主体去靠近儿子的时候，儿子就成为了一个禁止欲望的他者形象，从而展现出父权的威严。

狗狗从和儿子的关系上来看，它是儿子的“欲望”，它陪伴着儿子和他一同玩耍生活。然而这个“欲望”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当这个“欲望”存在时，大他者对于原初他者（即masked-Other）的占有欲望不存在，女性主体无法通过成为大他者欲望的一部分而在象征界注册。

而在影片的开头，儿子带着狗狗在雪原上玩捡树枝的游戏时，最后一个画面是儿子重重的，略带脾气的将树枝砸向狗狗的方向。将这个地方理解为大他者对于自己“欲望”的欠缺，在这个时刻，女性主体通过成为大他者欲望的一部分在象征界注册，父亲的女性主体得到了确认。

也就是在这一刻，父亲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摆脱自我身份不认同带来的痛苦。而在影片最后，也是狗狗的失而复得，坚定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大他者的“欲望”不再缺失，在这个时刻通过法庭上的无罪和解映射了父权在象征界的失败。而胜诉的女主回到小木屋和狗狗一同躺在沙发上，象征着女主与大他者“欲望”的统一，抛弃了父权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叙事方法，成为了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即拉康口中“不存在的那个女人”，完成了对于性别的自我回归和解放。

审判之外的家庭婚姻——人性与信任的交织

心理咨询师杜长秀

看到片尾的时候，妈妈回到家，抱着已经睡着的儿子上楼，儿子在观察员走后“醒”了，母子俩的对话，发人深省——儿子说，“我以前好害怕你回来。”妈妈说，“我以前也害怕回家。”

这个“以前”是“父亲坠落之前”还是“庭审结束之前”？

我看电影都是带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我喜欢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影片“坠落的审判”，以“儿子发现父亲坠楼而亡”开篇，也为了模棱于“意外或自杀”还是“谋杀亲夫”设置了自相矛盾的线索，比如一直单曲循环的高声嘈杂的音乐声中戴着耳塞休息的妈妈听到了儿子在父亲坠落现场的哭喊……导演并无意于去纠缠这些矛盾。她着眼于法的“术”，更要落脚在“婚姻”与“人性”，尤其是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有界限感的、用文字在表达和体验但与生活的周遭格格不入的、独立的理性的坚强的女性。

庭审进入尾声前，“坠落”前一天厨房里的录音揭开了他们婚姻的遮羞布——儿子四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对工作的沉迷而让孩子遭遇车祸导致视神经不可逆损伤。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就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父亲对儿子深感愧疚，所以放弃部分工作，陪伴孩子；

母亲对父亲一开始的埋怨，导致夫妻感情有损——丈夫从此不与妻子人伦，妻子出轨女生还与丈夫分享；

妻子事业的成功，衬得丈夫的失败而心生怨怒，认为自己的失败都是因为妻儿剽窃了自己的时间和成果；

高额的医疗费与锐减的收入之间的矛盾，从繁华的伦敦归隐到老家小木屋以为就可以逃避和重新开始的现实落差；

哪个成年人的世界上容易的，哪个家庭关起门来没有一地鸡毛。

我们经历过家庭成员间的争吵的，很多时候话赶话的最后就是口不择言甚至出口成章还有人上演武大行。

很多女性观众，对庭上检察官的咄咄逼人、断章取义，还有对女性的偏见和措辞的偏激，无不有微词。

诚如观察员所说，“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很重要”，撇开扑朔迷离的真相，看不到事实，或事实的全部，就去选择我们的决定，我们愿意决定相信的是什么。一旦决定，你看到听到的都是你想要的真相。

所以，检察官是“有罪论”，女主的小说作品里面都是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蛛丝马迹。

所以，早慧的儿子最后才会拿阿司匹林喂狗来测试母亲话里的真伪。

捋到这里，我特别能理解女主在最后一次庭审前儿子要她离开家时在汽车上的痛哭流涕，那时我彻彻底底相信她是无辜的了，一个坚强的理性的要强的特立独行的人，可以面对全世界的风风雨雨，可是儿子的无条件信任是她最在意的支持，只有在自己最在乎的人那里感受到了委屈才会流泪，因为儿子是她心里最柔软的所在。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家庭的战火纷飞，但是从一个“不想看到你回来”一个“害怕回到这个家”，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的纷繁过往和内心压抑，所以开篇的狂轰滥炸的音乐攻势就是内心的宣泄和释放的突破口，我们不知道事件发生前夫妻俩说了什么，但有可能就是你来我往的口角，不，甚至女主若有若无的漫不经心让男主的最后一根情绪稻草分崩离析，他只想静悄悄地离开，不顾及任何一个人的感受，尤其是儿子的感受，因为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受害者和施与者的立场，也许他也有斗争，冷静下的思索，所以才会残喘半年，但是当他看不到希望，对于自己的能力穷途末路对于一个高自尊的人来说就是致命摧毁。所以女学生的采访会让他联想到双性恋妻子的背叛，远在深山还有人为了妻子慕名而来让他联系到自己的籍籍无名，儿子的失明就是沉甸甸的责任，妻子的不认可不妥协不理解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他的坚持生活录音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否认。

当他在感受上，不被支持、缺乏安全感无法再向对方袒露脆弱、继续依赖对方 。这个时候其实是希望妻子能倾听，给予一定的情感支持；但妻子却表现出一种冷酷、不承认情绪的态度，会让他觉得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以至于在关系里面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感觉孤独。

而行动上又开始权衡自己的投入 。他认为自己的时间被妻儿占用，作品被妻子剽窃，而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和社会认可明显不如妻子，而妻子又不愿像后面跟儿子表达“我爱你父亲，他是我的精神伴侣”那样去当面承认，这让他在关系里感受不到自己在对方心中的重要性；甚至觉得自己过往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非常不值得，对关系的投入也会慢慢变少。

所以对自己对妻子对家庭的评价上就看待关系越来越负面、消极 。当他表现出埋怨、不满时，其实是在试图发起对话，表达我想要你关注我的信号。但妻子依然没有表现出承认对方情绪，来看看问题究竟出现在哪的反思。解决问题、修复信任的问题再次被堵死…… 总而言之—— 当关系的情感流动被切断、这段关系的未来也不再被看好时， “我们”不再成为这段关系的重点，而是变成了边界越来越分明的“我”和“你”。

关系像一棵树，而信任就像这颗树扎根的土地。如果土质坚固，那么这棵树抵抗风雨的能力也会更强。

当然，信任的累积并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在日常的互动中，伴侣双方都需要往彼此的信任账户里，不断地投入。遇到挑战时刻时，这些已有的基础会让两个人团结一心。

两个人若能一次次面对生活的复杂，信任也会成为生活中抵抗不确定因素的最有力的温柔。

（莉莉周影艺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