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地理学领域中赫赫有名的国际型专家，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创了人文地理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1976年6月，段义孚在世界权威期刊《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上发表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奠定了段义孚地理学大师的地位。段义孚的著作，如《恋地情节》《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等，都是人文地理学领域不容忽视的开山之作与传世名篇。他被评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2年还获得了地理学界最高奖项——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生命的反思：个人与时代的互嵌

段义孚出生于1930年的天津，于2022年去世。他的生命轨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恰好体验着世界格局的变动。这段人生与波澜起伏的人类历史彼此嵌套，塑造了他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进而也诞生出了这本与众不同的自传《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下文简称《我是谁？》）。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多种文化的交融，以及一个学者对世界深刻思考的结晶。

与编年体式的回忆录不同，《我是谁？》并未采用线性的时间线索来展开，而是用并列式的手法将本书分成六个部分：分别讲述了段义孚的个性、他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对公共事件的理解等多个话题。以个人经历牵引出对公共领域的看法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避免了人物自我作传时对个人的过分强调。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撰写的过程，融入了自己与时代变迁紧密联系的深刻反思。

生命的彷徨：在漂泊中寻找依托

如书的标题一样，回答“我是谁？”成为段义孚主要的人生课题。这种对身份的追寻，与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何谓“寻不到根的人”？这在段义孚的人生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无根在于地域空间上的迁移与游荡。如他所说：“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

另一方面，这种“无根”还表现为情感上的无所依附。在描述父母双亲时，段义孚的文字充满了遗憾。父亲的严苛和自我，让童年时的段义孚又敬又怕。相比之下，段义孚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但面对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爱总是很难面面俱到。因此，段义孚的童年总是努力争取母亲更多关注和偏爱，情感的无所附着在年少时就根植在段义孚的心中。成年后，终身未娶的段义孚没有找到令他长久深爱的人。这种身份的飘零感贯穿了段义孚的一生，为他后来选择地理学作为研究方向奠定了情感基础。

生命的方向：做一名地理学家

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往往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纳入到学术研究中，此时学术的神圣性在于对个人意义的打捞，个体价值在学术过程中得到彰显。成名后的段义孚，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是一名地理学家？或者，你为什么要称自己是地理学家？”对此，他回答：“我总是被一种不同寻常的恐惧所笼罩，那就是迷失方向。当然，没有人要迷失方向，但这种恐惧在我这里就有些过头了。我觉得，这给人带来的不适甚于身体上的病痛。当人迷失方向的时候，就是六神无主之时，你不晓得该如何选择脚下的路，哪条路会更好，就连前进还是后退都拿不定主意。生命缺失了方向感，便心无所向。所以，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认定自己要做一名地理学家，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同样的问题，北大教授戴锦华在接受记者提问时亦说道：“我这一生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高度自觉的状态是，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可见，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学术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建构人生价值、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如段义孚所言，“正是地理学才让我的目光始终朝向这个世界望去，并发现尽管有那么多惊骇可怖和虚空无益的事物，但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美好灿烂的”。

生命的升华：“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进而言之，学术研究在引导我们认知自我价值之余，还拓宽了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在书中，段义孚区分了两种“成功”的感受：一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一次成功的演讲后人们的满堂喝彩，再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对一位学者的溢美之词，又如滑铁卢大学校长亲授的荣誉学位。而另一种成功则是一种“能为生命给予最深满足感的平凡的经历”。这种“平凡”是指普通人可以平等地享受到的幸福。这种成功，来自于社会对生命本身的肯定，无需你成为别人，只需要坚定地做自己，就可以拥有如他人同样丰厚的幸福。这是段义孚期待和向往的成功，即所谓的“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是学术研究与生命历程相结合后，生命境界的又一种升华。

文/董小玉 卢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