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3月，重庆方言话剧《书月楼》在山城曲艺场首轮试演。该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山城故事，人物鲜明，台词地道，展现了重庆方言魅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青年剧评人观摩了该剧，并进行了专题评论。

书场茶馆当年事：《书月楼》里的重庆韵味与解放风云

文/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陶宇

方言话剧《书月楼》借晚年重返舞台的四川评书艺术家书龄童之口，讲述了解放前夕年少的自己为求生存，来到重庆一家名为书月楼的茶馆说书的经历，在那里他卷入了明争暗斗中，最终书月楼迎来解放，茶馆的艺人们也迎来新的生活。本剧以典型的讲述人视角切入，使用跳进跳出的手法对故事进行引入、推进、点评、反推和总结，在全剧的起、承、转、合中蕴含了剧作者的多重思想情感表达。

茶馆和曲艺：巴渝市井风情的再现

本剧的所有故事均发生在书月楼茶馆，一方小天地中，各色人物悉数登场，虽为虚构，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抗战时期，资本、市场和人才的集聚，催生出大量的茶馆，在抗战胜利后生意也依然兴旺，根据1947年3月《新民报》的报道记载，当时的重庆城新旧市区共有街巷316条，而茶馆竟有2659家之多，平均每条街巷有8家[1]。茶馆不仅是喝茶品茗的场所，还承担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有的面向平民百姓，有的则是以民间帮会组织、行商坐贾为主要客源。诸如书月楼这样的茶馆，往来人员鱼龙混杂，易于隐蔽自身同时搜集情报，因此许多茶馆早就是中共开展地下工作、进行舆论宣传与发展新党员的根据地。所以，这便有了化身为书月楼掌柜、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主角当头炮。通过吊脚楼式的雕塑置景体现茶馆外部环境，简单的二、三张木桌搭配长凳，石阶上摆满大水缸作为内部场景，《书月楼》将这样一家重庆老茶馆搬上话剧舞台。

主顾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物，书月楼却是实打实的底层百姓谋生之地，故事的起始即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茶馆日常：客人上座，跑堂即奉上沱茶表演茶技，随即掌柜的干女儿月中仙便登台演唱一段清音。因左拐子的随从意图调戏月中仙，她匆匆下场。随后唱四川竹琴的二人组贾瞎子和曾聋子、金钱板二人组唐包子和张班子也先后上场表演，中间有售卖“盒儿票”（根据剧中对白，笔者猜测类似装订成小本发售的邮票）的小贩进场叫卖，直到年轻的书龄童闯入其间。这些民间艺人依靠茶馆而生存，偶尔能收到茶客的打赏，他们之间既有抱团又有竞争，所以面对新人书龄童的加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带着些许敌意的排斥，因为担心自己的“饭碗”受影响。而上述大多数人物的傍身之技，均是四川、重庆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所唱、所演均表现出鲜明的巴渝文化色彩和浓厚的市井风情，如月中仙的《小放风筝》、竹琴二人组的《三英战吕布》、金钱板二人组的《瞎子算命》，书龄童面对左拐子和黄昏子随机出的《三国》考题，也展示了作为说书人的知识功底。重庆市民爱听清音、评书、竹琴，甚至称曲艺为“医耳药”，与本剧中所呈现的景象别无二致。

除了曲艺表演的情节安排，剧中的曲艺本身也承担着暗示、交待故事走向的作用。例如黄昏子奉命来抓中共地下党员时，书龄童正在讲马超追曹操。黄昏子好像听不出其中深意，追问如何能像马超一样拥有“火眼金睛”，好抓共产党；而书龄童话里话外却暗指，被追得弃袍割须的曹操就好比时局下的国民党，已是穷途末路十分狼狈。如果说选择茶馆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是为了使故事更加符合史实，那么放大茶馆中的曲艺元素，使其发挥交待故事背景、渲染氛围、推进情节的作用，则有利于将观众拉回真实的上世纪40年代后期，充分凸显了那个时代重庆茶馆文化的独特性。

革命者和说书人：解放战争叙事下的失衡与缺憾

本剧以中共地下党员与国民党军警之间的斗争、与旧社会帮会组织之间的矛盾为核心，同时又呈现出多线交织的叙事模式：在“斗争”这条主线之外，还有当头炮与花蝴蝶、书龄童与月中仙的“爱情线”，当头炮夫妇与女儿月中仙的“亲情线”。充实这样几条故事线能够丰富观众对主角个人生活的了解，可本剧的多线叙事也形成了几条故事线过于均衡的观感，原本可以占全剧更多叙事内容的斗争线让位于其他线，就所占分量来说，并不明显多过其他线，在有限的剧场时间中，就导致了剧情在花蝴蝶提出“以楼换人”后急转直下，尽管在最后一场戏中，以花蝴蝶的回忆插叙了当头炮的牺牲过程，但对主角与反派之间斗争过程的呈现却依然令人有“不过瘾”之感。这样的均衡，不失为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对本应是剧中第一主角的当头炮的着墨稍显不足。

或许出于主角戏份的偏少，又迫于展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加速推进情节的压力，对当头炮的形象刻画上也缺少相应的高光点。这是本剧所描摹的一段属于重庆人的风云中，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一点缺憾。作为一名长期蛰伏于茶馆的共产党员，当头炮的形象无疑是光辉的，原是一名普通说书人的他，为了解放事业伪装成茶馆掌柜，甚至不惜“抛弃”妻子、不与亲生女儿相认，放弃了本该属于他的普通人生活。但除此之外，他的面目又是模糊的，好像少了点自己的个性特点。相比之下，另外几个主要角色的塑造反而更有层次和记忆点：一开始假装公允的左拐子，在初次试图侵占书月楼受挫后逐渐揭开他伪善的面孔；风风火火、风情万种的花蝴蝶为人豪爽又耿直，重感情且尤其渴望亲情；年轻的书龄童知世故、会来事，关键时刻为了保护他人不惜以身犯险……此外，剧中提到当初急于投身革命的当头炮撇下花蝴蝶独自带着女儿月中仙来到重庆，把女儿当干女儿养，又为了保护她的人身安全而对她的生活和成长多加限制，这样缺乏相应逻辑支撑、存在一定争议的行为举动，也是导致这个人物不够出彩的另一点原因。

本剧故事以已入耄耋之年的书龄童的视角展开，开场画外音提到，他是四川评书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但现实中并无此人。按照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年轻书龄童的人生经历看，剧作者在构思该人物时或许参考了真实的四川评书国家级传承人徐勍。徐勍生于1936年，九岁丧母，10岁便浪迹街头，迫于生计的他起初在重庆的茶馆周边提篮叫卖，在这个过程中对“说书”这件事耳濡目染，便一边在茶馆旁听，一边去江边河坝开讲，慢慢积累人气，13岁得以正式拜师，开始自己的说书人生涯。这位重庆街头成长起来的草根艺术家，也是本剧编剧袁国虎的老师。书龄童之名，以“书”为姓，又取“龄童”为名，或许是寓意剧中这位民间草根艺术家以“书”为业，又有似儿童般纯洁天真的心灵，把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书。

几位曲艺人中，进步意识最早在书龄童心中萌芽，北上“跑滩”的途中，目睹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场景，也听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理念，他将一首《解放区的天》带进了书月楼。当然，此时的他对进步思想还只是一知半解，传播行为更多是无意识的，但从他私下教月中仙唱这首歌，到他为保护月中仙而主动站出来被当成共产党员抓走，再到结尾战争胜利他也平安归来，整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再对他自我觉醒、自我成长方面进行刻画。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曲艺即被作为向广大民众特别是劳工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自新文化运动起，传播先进思想、坚持说新唱新也成为革命年代一些曲艺人的自觉行为，抗战时期成立的“曲艺抗敌宣传队”便是其中代表[2]。尤其是，同为地下党员的“盒儿票”马前兵跟当头炮强调过，书月楼是上级交给他们的文艺阵地，那么，除了要保护书月楼不被左拐子侵吞，是否也应该为如何改造、团结这个阵地里的曲艺人队伍，曲艺也反过来能为保卫书月楼、为革命做些什么提供一些讨论空间呢？本剧既以曲艺人为主角，又有曲艺元素的应用，若能进一步挖掘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曲艺在推动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将真实的历史事件经过演绎、改编服务于本剧叙事以及主要人物塑造上，想必无论是当头炮还是书龄童的人物成长，都会更具吸引力，作为曲艺人的觉醒，他们的故事也会给予当代的曲艺人一份独特的启迪。

参考文献：

[1] 钟奇,重庆茶馆风光[N].新疆日报,1949-1-27(3).

[2] 张吉宸,张小卫.澎湃岁月中的说唱音符—由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曲艺元素想到的[J].曲艺,2022(03):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