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电影领域的影片作品，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以历史影视片为载体，以视听为阅读方式，以此区别于以文字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历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影像史学引入中国。由于影像史学方法新颖，并以图像为主，较文字更直观，故而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还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各种以影像为名的书籍也随之出版，不胜枚举。但这些书籍多为影像史料的汇集，较少进行学术性研究。2020年8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以下简称“《〈苦干〉与战时重庆》”)则是一部具有学术意义的影像史学著作，值得推荐。

2014年，周勇教授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发现了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和它的巨大价值。2015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他将该影片的使用权引进中国，这部拍摄抗战时期重庆的影片在抗战70周年之际回到重庆。其后五年间，周勇教授率领团队从《苦干》这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纪录片入手，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市史，进而探讨中国的“影像史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此后，周勇教授及其团队完成了《〈苦干〉与战时重庆》的研究与写作。这是第一部从历史影像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术著作，开拓了城市影像史学新领域。

《〈苦干〉与战时重庆》反映了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的全貌

《苦干》是一部美国电影纪录片，其副标题为“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由16毫米摄影机拍摄，全彩色，片长90分钟。

《苦干》摄于1939—1940年。拍摄者从香港入境，对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进行了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报道。其主题为“苦干——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旨在揭示“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这部由海外华人策划筹资拍摄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电影纪录片，全景式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艰苦岁月的历史进程，对于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苦干〉与战时重庆》这部学术著作则向读者展示了由美国记者拍摄制作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彩色电影纪录片《苦干》的制作、发行和社会影响，并通过影片所提供的历史画卷研究了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

《〈苦干〉与战时重庆》深度还原了1939—1940年间战时首都重庆的真实城市面貌

该书面向电影纪录片《苦干》中1939—1940年的历史影像，运用历史文献对这些影像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进而以历史地图印证历史影像中的场景，使读者对战时重庆的印象从表面、直观深入到艰难迁都决策的历史内幕，深度还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创建初期的艰难时刻，让读者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场。

这些研究涉及山城重庆的地形地貌、城市道路、金融街、火巷公路、邮政系统、城市建筑、城区扩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系统、慈善机构、外交机构、西方援华物资及其运输路线，以及新的战时首都城市格局的基本形成等方面。特别是对处在日本飞机轰炸背景下重庆市民“跑警报”的生活，对难民尤其是儿童的困境进行了严谨的学术考证和真实的呈现，使这部著作充满了时代的气息。

《〈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从总体上研究了抗战时期日军轰炸重庆期间重庆城市的各种面貌。周勇教授曾对重庆大轰炸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将文献资料与影像结合，进一步还原了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书中展现出重庆城市直接伤亡人数的情况——根据重庆市档案文献资料调研统计，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近7年时间里，因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人口为32,829人:死亡16,376人，其中男3,453人，女1,425人，儿童408人，不明者11,090人;受伤16,453人，其中男3,527人，女1,321人，儿童190人，不明者11,415人。周勇教授还结合相关影像对城市财产损失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周勇教授结合影像对重庆城市防空体系，包括日本军机动态预警系统、城市空袭警报发布系统、以中国空军和火炮为主的积极防空系统、以防空洞和消防队为主的消极防空系统，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通过对电影纪录片《苦干》相关影像的分析，对重庆城市防空的主要设施——防空洞的建设进行了相当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包括防空洞的规划、建设，防空设施的配置，突袭来临时人口的疏散和进洞情况，等等。这样庞大而有效的防空系统，受到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的盛赞，他认为重庆城市防空预警网络及防空掩体的发达和完善，使得“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此语出自同样遭受到德军伦敦大轰炸灾难的英国绅士，当为不虚。《〈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让今天的读者得以再见战时重庆的这一壮举。

正是从城市史视角来观察该书对《苦干》影像的分析，使重庆大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较之同类著作有更加深入的推进，将战争对城市尤其是对城市民众的摧残的记录形象化、立体化，而这正是城市影像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其中，《〈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还重点研究了1940年8月19日至20日日军对重庆城区的大轰炸。这是与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1941年“六五大隧道惨案”齐名的大灾难。周勇教授根据纪录片《苦干》研究了灾难降临前重庆市民井然有序的撤离，和消防队、红十字救护队的待命出击，以及空军战斗机的临战准备，然后是日本军机对重庆主城的狂轰滥炸等景象。其研究不同于以往仅靠文献记载的研究，通过对纪录片《苦干》的影像分析，该书对机型、炸弹的型号、投弹的位置、轰炸的轮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对重庆主城各区域所遭受轰炸的损失进行了实景描述。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详细地描述了重庆人民面对灾难，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奋力救护伤员，扑救冲天大火的场景，展现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的不屈精神。

这些对战时重庆城市历史的剖析研究，与纪录片《苦干》中炸弹呼啸而下、满城大火、尸横遍野、断垣残壁的真实惨烈的画面，共同构成了重庆这座城市在中国城市史上永载史册的一页。

《〈苦干〉与战时重庆》在影像史学领域的探索

近年来，周勇教授由于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而开始研究“影像史学”，已经出版过《重庆抗战图史》(三卷，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苦干〉与战时重庆》是他在对现有的影像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吸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史的理论与方法，对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史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有益且成功的尝试。

首先，它以《苦干》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电影纪录片为对象和主线，在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影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还原、解读、呈现”抗战时期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这包括对电影画面的考订，如时间、地点、人物、服饰、工具、器物等等，从而使对历史的还原更为准确和真实;还包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解读，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延伸呈现，较之仅凭冷冰冰的文字，无疑更显温度、更为准确、更具说服力，使得城市史更为鲜活、更为可信。

其次，它不断深化影像史学理论建构，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特点的“影像史学”研究范式。自20世纪末“影像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仅30年左右，中国的“影像史学”还处于草创时期，在包括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理论及方法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影像史料的收集也较为薄弱;研究队伍还较为分散，学科构成、职业构成、学历构成、年龄构成还不完善，总体而言关注的重要学者还比较少，且大多局限于“图像学”领域，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不多。有鉴于此，周勇教授提出要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影像史学”话语体系。一是认为影像史学就是从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同时运用影像技术与方法，用“历史影像资料”来还原历史、解读历史、呈现历史，进而创造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新领域的史学研究新范畴，使传统历史学提升到现代历史学的新境界。二是认为“影像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因此它需要“从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同时又运用影像技术与方法;认为“影像史学”与传统历史的不同点在于，研究的基础(史料)是影像的，研究的手段(方法)是影像的，研究的成果(呈现的形式)是影像的。三是认为“影像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即在传统历史学与现代影像学的交叉与融合中，形成具有新理论、新方法(文献研究与影像研究相结合，影像补文献之形象，文献解影像之模糊)、新领域的历史学研究的新范畴。四是认为“影像史学”的发展方向是提升历史学的现代化水平，即将传统历史学提升到现代历史学的新境界。

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历史影像被大量发掘出来，将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方式，在深化历史研究、推动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记录和传播方式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影像手段来记录历史进程，尤其是关键的历史时刻，影像史学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时代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由于它以影像为载体来记录、传播历史信息，从而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字书写的全新的历史资料表达形式，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人们运用影像来解读新闻历史，将与我们今天运用档案文献解读新闻历史一样，呈现并行不悖的情景。

文/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