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潘洵

摘要：“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抗日战争；战略后方；形成；演变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二、西南政局变动与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这种状况直到１９３５年才开始有所改变。

１９３４年底，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鉴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不可避免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逐渐认识到四川及西南地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在这时也乘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此种政局变化成为抗日大后方发生转移的重要前提。从１９３５年３月起，蒋介石两度入川，遍历西南诸省，将其理想中的抗日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谈到“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不过今天实现而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夕，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追述其确定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过程：“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这是我民初以来未到四川以前始终一贯的理想。后来本人民国二十四年初到四川的时候，目击四川当时的情形，同来的人员皆觉得离我们的理想太远，大失所望。但我认为如果四川不能统一，则抗战就无基础，所以我们如要抗战，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性实远胜于广东。因为广东僻处海隅，而我国海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的海陆空军随时可以到达，中央若再认广东为抗战的根据地，则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而四川则远处西陆，形势天成，估计当时的敌人实力，绝不可能深入到四川省来。……因此本人仍认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这些讲话，绝非虚言，确乎反映了蒋介石抗战时期战略思想的转变。如果联系他１９３５年西南之行留下的大量演讲和报告，更能看清他将战略后方由西北转向西南的思想脉络。

１９３５年３月２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１０月７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在长达７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和成都等西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嵋军官训练团的２２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４９次讲演或训示。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问题。

从蒋介石西南之行的演讲中，可以解读出以下这些信息：

第一，对西南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强调西南地区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西南的建设问题。蒋介石西南之行的直接目的无疑是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但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从抵达西南开始就表现出与此前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他到重庆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突出强调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此后，无论在重庆，还是在贵阳、昆明、成都，他都大讲贵州、云南、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建设问题。如讲《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建设新四川之要务》《剿灭赤匪与建设贵州之要道》《贵州应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对贵州党政人员与民众的希望》《新贵州建设极易成功》，《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推进云南省政工作》《四川应养成之新风气》《治川救国之要道》《四川教育界应负之责任》《治川救国必先整饬纲纪》《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建设新四川之要道》《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等等。蒋介石在这些演讲中，特别突出了西南各省在复兴民族中的地位。如“四川夙称天府之国，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为宏速”，必可建设成为“国家民族复兴之基础”。希望四川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作建国革命一个最充实的基础和造成一个模范的省区”。“贵州最容易建设，也最应迅速建设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云南蕴藏之丰富，土地之肥美、气候之温和、民性之勤俭等种种条件看来，云南真正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设成工业化的云南，作民族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无论就天时、地利、人和和各方面看来，云南种种条件，都具备可以作为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单就蒋介石的这些讲话来看，与他在西南之行以前在其他省的相关讲话没有明显的区别。如１９３４年２月５日在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讲话时，就强调，“浙江省一定可以成为全国一个模范省，并且能作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一个坚实基础”。２月１２日在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也说“国家存亡的关键系于江西”，“江西应作复兴民族之基础”。１０月１５日在西安，又大讲“陕西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都不可视为一个普通的省，实为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基础”，“格外要发奋努力，来负起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使命”。但正如杨天石教授所指出的，早在１９３４年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谈到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的设想，“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再者，如此集中地针对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建设问题发表演讲，就蒋介石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虽然蒋介石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在抗战根据地中的地位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各省重要性的评价是有差异的。他认为，四川省“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云南省是“民族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贵州省则是“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在预想的西南后方根据地中，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四川省，其次是云南省，最后才是贵州省。

第三，在西南之行的７个月里，蒋介石对抗战根据地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不仅明确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而且加紧了对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开始把西南地区建成抗日大后方的思想付诸行动。５月２８日蒋致电孔祥熙，“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６月３日致电交通部长朱家骅等，“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６月２５日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８月１日又致电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四川重工业之建设程序与其负责筹备人员，从速由资源会指定派来”。在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随着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蒋介石的重心逐步由前期的追剿红军和统一政令转向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在西南之行的后期，蒋介石开始明确地将外患的日益严重与四川及西南的安定结合起来。８月１１日，在峨嵋军官训练团讲《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不仅讲“川滇黔三省在革命史上有最光荣的历史，居最重要的地位，实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托命之所与复兴之基。”而且针对当时的外敌入侵明确指出，“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１０月６日，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讲《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在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无误地将日本侵略与四川及西南之地位联系起来，已经完全形成了以四川及西南作为抗战重要根据地的思想。

第四，蒋介石的西南之行，虽然表明国民政府的抗战后方基地的重心逐渐由过去的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但这一转向的过程在蒋介石的西南之行期间并没有完成。直到１９３６年５月，蒋介石还认为“四川经此训练后其基础已定，将来抵御外侮不得已开战时，其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此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西南的建设和经营，但对西北后方的经营和建设并没有停顿下来。蒋介石在结束西南之行后，又立即前往西北地区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