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潘洵

摘要：“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抗日战争；战略后方；形成；演变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地势险要。１９３５年后，随着川滇黔三省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两江环抱，三面临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在首都南京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之时，重庆即成为国民政府迁都的最佳选择。

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匆匆由庐山返回南京之后的蒋介石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７月２７日，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召集各部、会举行会议，就迁址办公问题作出决议：“（一）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城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数等．以资联络。（二）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高层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

务。军事委员会于８月４日举行卢沟桥事件第２５次汇报会，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要求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加以慎重、周全的考虑，并讨论是否以武汉为宜。８月６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曾提出“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８月１４日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甚至作出决定：“外侮虽告急迫，为稳定军心、民心，政府仍应暂时留住首都，不必迁移”。８月１３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当天晚上，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转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战的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开始提出。

从迁都之议提出的这一过程表明，蒋介石虽然在战前已有经营西南后方的思想并开始付诸行

动，但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作出明确的决策。１０月下旬，淞沪战事急转直下，不仅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防线，向沪西包抄推进，而且日机更加频繁疯狂地轰炸南京，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政府已不能正常办公，转移国都已迫在眉睫。１０月２９日，在中国军队在凇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强调“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报告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１０月３０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商定了迁都重庆的具体事宜。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１１月１６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常会，作出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当晚，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官员，乘座“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驶向重庆。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长久之

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阐明了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决心。２６日下午，林森一行抵达重庆，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１２月１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于１２月７日开始在重庆办公。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迁到了重庆。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也相继迁抵重庆。直至此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过程才得以最终完成，重庆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首都。

国府迁渝，意义重大，正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讲，“一为表示长期抗战，政府已下最大决心，二为建设四川、云南、贵州后方国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表明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从此以后，“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国民政府的西迁，带动了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工厂、企业、高校、文化机构等大规模内迁，给抗战大后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如果不为了抗战，大家决不会集中到四川来；不到四川，则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切建设，恐怕永远不能发动推进”。通过对西南、西北的建设，建立了一个长期抗战的战略后方基地，对支撑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保证了国民政府中枢机构的战时安全，而且依托大后方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经过艰苦奋斗，终获对日抗战的胜利。正如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国民政府还都令》所言，“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