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潘洵

摘要：“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抗日战争；战略后方；形成；演变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五、关于“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探讨

任何学术研究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一项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对其研究的对象做出

明确的界定，往往会导致“越界”研究或出现研究“盲区”，不仅不能达到深化研究的初衷，而且也容易造成不良的学术和社会影响。长期以来，虽然涉及抗战大后方史研究的论著甚多，但对其内涵、外延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是从“国统区”的政治性视角或“西南”、“西北”等地域性视角进行研究，而很少将抗战大后方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探讨。

所谓“大后方”或“后方”，是与“前线”、“前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专指远离战线的地区，包括后方地域及其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建设与发展和对战争的支持、支援力量。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便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

在抗战时期的文献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抗战大后方”与“抗战后方”的表述基本同义，“大后方”只是强调其后方地域的广大而已。关于“抗战大后方”和“抗战后方”这两个概念，是何时由何人最先提出，已难以考证。就笔者目力所及，蒋介石最早提及“大后方”的概念是在１９３６年５月４日。

这一天，他在前往芜湖的军舰上修正《峨嵋训练集》时谈及四川“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而“后方”一词，作为抵抗日本侵略之根据地的“后方”，蒋介石则是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一文中首先提出，“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大后方”比较多地出现在报刊文献中，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后。如《建国月刊》１９４０年第２期发表署名子明的文章《今日中国的西南大后方》，《经济周报》１９４１年第１１期发表署名孟宪章的文章《迅速跃进中之大后方采金业》，《大众生活》１９４１年第２２期发表的《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信号》等等。在正式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较多使用的是“后方”，而较少使用“大后方”的表述。相反，中国共产党编印的一些文献，则比较多地使用“大后方”的表述，如１９４３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摘录编印的《大后方生活相》，１９４４年抗战日报社编印的《大后方舆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８日董必武应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与“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表述相关的概念还有“西部”、“华西”、“内地”、“国统区”、“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等等。在抗战以前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后方的经营，均没有使用“大后方”或“后方”的概念，更多地是使用了“根据地”的概念。而在抗战时期，虽然“后方”的表述使用频繁，但“西部”、“华西”、“内地”等概念也同样流行，如翁文灏《开发内地》、简贯三《开发华西产业与产业革命》、胡焕庸《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建设》，均谈及大后方的建设问题，但“西部”、“华西”和“内地”完全属于地理概念。“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的表述则主要强调了国防上的意义。另外，“国统区”的表述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才逐步使用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与抗战时期地域性的“西部”、“华西”、“内地”和政治性的“国统区”等概念虽有联系，但内涵具有本质区别。其内涵、外延，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首先是价值边界。“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的核心价值属于国防战略的范畴，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有战争，就没有战略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大后方是与沦陷区、战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战区、沦陷区以外的地区，是战争时期的“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或“民族复兴的基础”。

其次是空间边界。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空间地域众说纷纭，有讲四川为“大后方”的，有讲西南为“大后方”的，有讲西南西北为“大后方”的，还有讲国民政府控制区域为“大后方”的。作为战略后方基地，根据国民政府战略考虑的差异，“抗战大后方”空间地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地区，重庆、四川；拓展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相关文献中，有后方１５省（川滇黔湘粤桂闽浙赣鄂豫陕甘宁青）、２０省（川康滇黔桂粤闽湘赣浙苏皖陕甘青宁绥鄂豫晋）等多种说法。

最后是时间边界。“抗战大后方”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域空间重心也在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