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间的协作及联动③|“酒”糖共生：酒精工业依托糖业经济而勃兴

摘要：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近代以来，四川盆地农业经济的 商 品化 程 度一直在 加深，农作物中的经济作物呈扩大种植趋势，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麻、罂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麻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在政府政策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外市场拉动等因素的影响下，特种经济专作区进一步整合，沱江流域的糖业经济、富荣犍乐地区的盐业经济、嘉陵江流域的蚕丝经济及川东地区的桐油经济等区域经济的地位日益凸显。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在推动手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颇具特色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形成，如甜城内江、盐都自贡、蚕丝产销中心南充、桐油集散中心万县。

就其发展动力而言，学界有两种较为重要的观点：第一，区域外市场“拉动作用”，即近代以来，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趋势，区域外市场“拉动”川省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战时内迁资源的“传动作用”，即强调战时川省经济现代化起步，得益于内迁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传动作用。不过，在此之外，川省内部区域市镇经济体之间存有较强的互补性及联动性，例如，井盐业自贡、蔗糖业内江、蚕丝业南充、桐油业万县、造纸业夹江、夏布业隆昌等手工行业经济城市，在形成区域分工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协作及联动景象，颇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外向性视野，以井盐业、蔗糖业、酒精业、桐油业之间的关联为例，聚焦城市与所处区域、关联区域以及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制约，并从多重合力交织作用角度描绘区域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酒”糖共生：酒精工业依托糖业经济而勃兴

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战前国内石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石油的需求多依赖于进口。战时，因公路运输功能日益突出，国内汽油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然而，随着沿海运输路线相继被封锁，汽油进口锐减，以致于汽车燃料供应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南宁失守及滇缅公路封锁，国际路线相继受阻，汽油来源困难”之后，液体燃料问题极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在玉门等地加紧石油勘探工作，然而产量很少不说，且路途遥远，远不及前线军用所需，是故明令全面实施“酒精代汽油”办法，国防及民用各单位则“纷纷采用酒精为汽车燃料”。于是，公私酒精厂在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来。从1938年大后方第一家采用糖蜜（漏水）为原料的酒精厂（四川酒精厂）建成，到1942年止，后方各省之酒精厂，无论公营或民营，总计221家，其中四川85、西康1、贵州3、云南3、广西9、广东9、福建11、湖南21、江西7、浙江5、安徽1、陕西28、甘肃7、湖北1、河南30。就全国酒精厂的分布情况来看，四川酒精厂最多，产量也最大，实际产量占全部产量的60％以上，初步形成了以川省为酒精主要生产基地的酒精厂分布格局。

而从分布格局具体情况来看，战时川省酒精工业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重庆及长江沿岸等地。“酒精工厂在四川境内较多，规模较大者72家，大半集中于沱江流域之资、内、简一带，约30厂以上。”在1941年间川省酒精工业达到鼎盛时期，全川共有大小酒精厂81家，分布情况为：资内区（包括资中、内江、自流井、富顺等地）28家，成都区（包括成都、简要、金堂等地）24家，重庆区（包括重庆、北碚、璧山、合川、渠县等地）12家，泸县区（包括泸县、江津、永川等地）12家，乐山区（包括乐山、犍为、荣县等地）5家，其中核准登记者为61家。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川省糖品产销格局直接相吻合。就川糖的产销格局来看，省内“产糖区域分布，最主要者，均在交通运输便利的沿江沿河各地，其中以沱江流域为主，本省蔗糖事业，集中于此，其种植面积占全省76％”序言21－22；糖品的主要销区市场，在长江流域以合川、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宜昌、沙市、汉口等地为主；川西以成都为枢纽，川北以中江为中心；渠江与嘉陵流域以合川为转运地……。

战前川省境内并无酒精厂，战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一大批酒精工厂，主要在于川省发达的糖业经济。其一，川省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产糖省份之一。早在1919年，其糖品产量就已达180万公担（3.6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6.7％，且战前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抗战爆发后，广东及福建两个重要产糖区相继沦陷，川省糖业的地位更加突出。其二，战时，包括液体的糖蜜（漏水）及固体的红糖、桔糖，成为制造酒精的主要原料。“军务事业浩繁，燃料酒精之需要骤增，后方酒精厂多应时而起，各厂之制造原料悉数取之于制糖之副产品”。其三，川糖的产销格局决定了省内酒精厂的分布格局，糖品产量也直接影响到酒精工厂的生产数额。根据李尔康、张力田统计，截至1942年9月，在沱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使用糖品原料的酒精厂达36家，按月产量75.05万加仑计算，年需750.5万加仑的糖品原料（因停工及修理等原因，每年计开工10个月），此项原料均取给于沱江流域产糖区。然而，该流域的漏水、桔糖、红糖全部用于制造酒精，仍“尚差2642967加仑之原料”，因此，“一般酒精厂均不能发挥最大生产能力，常因原料不济而停工”。

酒精糖料问题反过来又影响了川省糖业的发展。为了解决酒精糖料问题，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干预糖品的自由交易。例如，1942年11月，行政院通过了《川康区各酒精厂所需糖蜜、桔糖、红糖分配办法》及《各酒精厂所需原料糖类临时配给办法》两项提案，规定漏水、桔糖、红糖为制造酒精原料，不准做其他之用途。从这两种办法内容来看，前者是政府从规范厂商身份、呈报月需糖品数量、公开月酒精产量等方面对买方（酒精厂）的购用糖品活动加以管制；后者则主要是从购买时间及价格等交易细节方面从严规范酒精厂的糖品购买活动。这两种办法的核心是从管制糖蜜（漏水）一种糖品的买卖到管制糖蜜、桔糖、红糖三种糖品的销售。再如，1943年7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四川省酒精厂购买糖类原料办法》。第一条规定：“酒精厂所需糖类原料之运销区域，以沱江流域之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泸县六县及自流井、威远、荣县、纳溪等辖境为范围。771在上列各地所产糖类原料，东面不得运出隆昌，西面不得运出荣县，南面不得运出泸县、纳溪，北面不得运出简阳。仅重庆兵工署第二厂够用糖类原料时，不在此限。”

总之，战时川省酒精工业因川省发达的糖业经济而迅速崛起，并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军民对液体燃料的需求压力。川糖则因酒精生产原料需求由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变为国防军需的战略物资之一，其地位的变化使其成为政府经济统制的重点对象之一。无论是控制产能及干预融资，还是平抑价格及实施专卖政策，均与酒精糖料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改进糖业生产技术及通融糖业资金是政府运用技术及资金手段来干预糖业产能，从而保障市场上糖品的供应；实施“蔗糖评价制度”，调处蔗糖纠纷，不仅是维护蔗乡社会秩序稳定之重要举措，也是保障糖业生产之必要手段；食糖专卖政策是政府“全面干预”糖业的产制运销各个环节的统制之策，该政策在以保证税入宗旨的同时，也由食糖专卖机关统一对酒精厂所需糖料进行配购、定价。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