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近代以来，四川盆地农业经济的 商 品化 程 度一直在 加深，农作物中的经济作物呈扩大种植趋势，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麻、罂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麻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在政府政策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外市场拉动等因素的影响下，特种经济专作区进一步整合，沱江流域的糖业经济、富荣犍乐地区的盐业经济、嘉陵江流域的蚕丝经济及川东地区的桐油经济等区域经济的地位日益凸显。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在推动手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颇具特色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形成，如甜城内江、盐都自贡、蚕丝产销中心南充、桐油集散中心万县。
就其发展动力而言，学界有两种较为重要的观点：第一，区域外市场“拉动作用”，即近代以来，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趋势，区域外市场“拉动”川省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战时内迁资源的“传动作用”，即强调战时川省经济现代化起步，得益于内迁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传动作用。不过，在此之外，川省内部区域市镇经济体之间存有较强的互补性及联动性，例如，井盐业自贡、蔗糖业内江、蚕丝业南充、桐油业万县、造纸业夹江、夏布业隆昌等手工行业经济城市，在形成区域分工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协作及联动景象，颇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外向性视野，以井盐业、蔗糖业、酒精业、桐油业之间的关联为例，聚焦城市与所处区域、关联区域以及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制约，并从多重合力交织作用角度描绘区域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油糖互通：沱江流域糖品与川东地区桐油、油饼之间的区域流动
川省桐油业的历史较早，分布也较广，产区遍及长江、乌江及嘉陵江等流域的62个县，“其中尤以长江流域之下川东云阳、奉节、开县、万县、忠县等地为最盛，乌江流域各县次之”。重庆开埠后，川东桐油业的崛起，万县成为川省最大的桐油产地及桐油集散城市，其桐油出口量约占全省三分之二。重庆仅次于万县，长江上游、嘉陵江上游的桐油均集中此地出口，每年集中桐油量达14万余担。1935年，川省桐油产量达最高峰，约6万余吨，其中集中在川东万县之桐油达4.5万吨，以最低每磅美金0.2元计算，全年川省桐油可换取外汇达美金2020万元。1936、1937年全国出口贸易统计当中，桐油位列第一。战时，桐油成为国民政府“易货借款”的重要战略出口物资之一。
川东桐油产地及集散地多为糖品的重要销售地或转口地，油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通的经济现象。“渝市蔗糖，均来自内江，内江有糖房七百余家，年产量千余万担，除一部分供本地消费外，余均运渝销售……蔗糖之运销，均由行商为之，渝市行商，牌号共计30家，其中有一部分在内设庄收购运渝销售，一部则在省外设庄专营出口运销。”就万县输入糖品而言，1932年以前，外糖垄断了整个万县糖品市场，其中以1925-1931年间输入量最大，1925年达到最高值83669担，1931年“关税自主”后，政府对外糖课以重税，致使其销售困难，川糖逐渐占领万县糖品市场。集中于万县市场的糖品主要有白、桔、红三种，它们绝大部分来自资阳、内江、简阳等沱江流域各县，除供万县消费外，其余均散销于川东地区，各地糖品年消费量为：万县8000担，奉节（包括巫溪、巴东、秭归）6000担，巫山2000担，大宁（包括大昌）2000担，云阳4000担，开县4000担，梁山、达县等6000担。
抗战爆发后，受长江航线阻断及桐油统制影响，一方面，川省桐油集中流向及输出路线均发生一定变化；另一方面桐油产量下降，且内销数量增加。例如，武汉陷落前，涪陵桐油本以运销万县为主，重庆次之；武汉沦陷，销往万县者，乃逐渐稀少，今且全部逆流而上运渝集中，甚至泸县、江津亦有涪陵桐油运销之踪迹；合川桐油贸易“自实施管理以来，内销油价不断提升，前所私运江津，或供内地消费者，为量亦颇巨矣”；泸县，当沱江入长江之口，永宁河注江之处，沱江流域之内销及永宁河之输出构成其桐油市场，该市场以本地内销为主，每年数量约计30万斤，具体而言，以制造木船为主，年约20万斤；制造油布、油伞、油漆等，年约需8万斤；军需制造0.5万斤。江津集中之桐油销路原以重庆为主，泸县次之，战时，出口路线改往西南；桐油贸易管制后，内销数量大为增强，走私之风，因而靡炽。就内江而言，战前在该县集散的桐油数量甚小，战时则因桐油外销出口受阻，乃改向内销，于是万县、云阳及涪陵等地之桐油便以木船运入沱江销售，1943年达130万市斤上下，这些桐油除在内江销售外，并外销富顺、自流井及资中等地。另据，1943年中国银行万县办事处营业报告，“川东食糖仰给于内江，本年内江运万桔糖一批，被军政部封存，购充制酒精原料，历时半年方才解决，受此影响，内糖裹足不来，直至年底，方有大业运糖来万，销路极佳”，而该年万县“桐油价格上期疲、下期涨，均销泸县等地”。
就油饼而言，榨过油的桐子饼不能食用，但它是很好的肥田肥料。就蔗田而言，在多年种植后，871地力耗费较大，施肥成为农户增加蔗田产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每种肥料对于甘蔗生长有着不同的效果，“草木灰为钾肥，人粪尿、猪粪为氮肥，菜油枯其主要成分亦为氮肥，但亦含少许磷酸。草木灰促进蔗茎之生长，人粪尿及猪粪促进生长发育，但人粪尿不能多施，有时全不施用，因用过多易发生分叶，及茎秆倒伏现象，且蔗汁纯率降低，糖产量不佳。菜油枯能增高蔗茎之糖分，尤其在肥沃土壤中，有显著之效果”。油枯是提高甘蔗含糖分的重要保障，是蔗农肥田不可缺少的肥料（不排除部分蔗农过于贫困而无力购买油枯）。据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调查，抗战前沱江流域每亩蔗田施用肥料的数量为“普通用油饼70斤，人畜粪尿30担，草木灰约1担，其造价为4.3元”。蔗田生产对油枯的需要，促成了沱江流域与川东的榨油业、桐油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简阳之石桥镇油饼输入，从上游赵家渡运来的叫生油饼，从下游富顺、泸县及江津地区运来的叫熟油饼，每年输入约200万斤；资阳县油饼输入，多为来自下游输入的熟油饼，每年约有300~400万斤，全部销在附近农村中；内江油饼的来源地为江津、永川、泸县等地，其中以江津的输入量为最大，战前每年在内江集散的油饼据称达2000万市斤，1943年前后则仅有1000万市斤，此项油饼除供内江县使用外，并转销资中、资阳、简阳、金堂及隆昌等地。
沱江流域糖业与川东地区桐油业之间的经济互通，有其内在的关联、互补性。其一是回头货的力量，沱江流域桔糖全部经重庆、万县销往两湖地区，糖品为笨重货物，长距离贸易成本较高，回行时搭载桐油、油饼等货物既可减轻成本获得利润，又可免去划汇汇费，例如，资中外庄业“往外埠买货时，多附带办糖而去，一方卖糖，一方采购本地所需之物品，一来一往均可获利”。其二是油饼及桐油为糖业生产的必需品之一，油饼可以肥田，桐油可以漆船。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水运又以木船为主要工具。沱江河自赵家渡以下至泸县，全年可以通行木船，1938年，据四川甘蔗实验场调查，在沱江河及其支流中行驶船只有1290只之多，1945年，据王成敬调查，计经常行驶的商用木船凡2800余只。庞大船运业的存在，需要数量颇为可观的桐油供应。是故，“油菜与桐油之来源地多为糖的重要销售地或转口地，故油与糖的集散大致成对流的现象，因而菜油的经营多由外销糖商兼理，商业资金的运用随多便利，故糖与油的运销关系甚为密切。”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