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近代以来，四川盆地农业经济的 商 品化 程 度一直在 加深，农作物中的经济作物呈扩大种植趋势，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麻、罂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麻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在政府政策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外市场拉动等因素的影响下，特种经济专作区进一步整合，沱江流域的糖业经济、富荣犍乐地区的盐业经济、嘉陵江流域的蚕丝经济及川东地区的桐油经济等区域经济的地位日益凸显。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在推动手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颇具特色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形成，如甜城内江、盐都自贡、蚕丝产销中心南充、桐油集散中心万县。

就其发展动力而言，学界有两种较为重要的观点：第一，区域外市场“拉动作用”，即近代以来，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趋势，区域外市场“拉动”川省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战时内迁资源的“传动作用”，即强调战时川省经济现代化起步，得益于内迁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传动作用。不过，在此之外，川省内部区域市镇经济体之间存有较强的互补性及联动性，例如，井盐业自贡、蔗糖业内江、蚕丝业南充、桐油业万县、造纸业夹江、夏布业隆昌等手工行业经济城市，在形成区域分工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协作及联动景象，颇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外向性视野，以井盐业、蔗糖业、酒精业、桐油业之间的关联为例，聚焦城市与所处区域、关联区域以及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制约，并从多重合力交织作用角度描绘区域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余论：“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相互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即从完全的革命史叙事方式走向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史，再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史发展到社会变迁史两个重要的阶段。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受“现代化理论”及“社会史勃兴”的影响，学界倾向于探讨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近代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新的研究视野无疑极大地扩展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及外延。大后方社会经济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该方面的整体性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不过，后方手工行业经济的论述则最为薄弱，所用理论视角仍为现代化理论，强调内迁资源（资本、人力、技术等）的“传动”作用。战时后方手工行业虽也受惠于这种特殊“传动”作用，不过，它毕竟不同于工矿产业，西部地区的手工行业不仅品类繁多，且也有一定的基础，部分行业甚至在全国排在前列。因此，有必要从内迁资源的“传动”作用、区域外市场的“拉动”作用及原有积累“内生”力量等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时期手工行业性质市镇经济发展动力问题。

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的协作及联动，是区域经济体内生力量集聚的重要表现。这种内生力量集聚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面是市镇经济自身固有的发展潜力，战时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协作联动为其明证，内在互通性与战时特殊性相结合成为其主要的特点，例如，早在火井未发现之前，威煤就是富荣盐场煮盐主要燃料，战时，这一特性因政府增产加运政策而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威远煤业与自贡盐业共荣辱；另一个层面是“传动”力量经过时间的沉淀渐化为内生力量，这主要是指内迁资源在当地生根、发芽、结果，与原有内生力量融合到一起，并成为其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区域外市场的“拉动”作用在战时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发展中仍占有较大比重。1937-1940年间，无论是自贡盐业经济、内江糖业经济还是南充丝业经济及万县油业经济，均有一定发展，而其发971展动力主要在于区域外市场扩大。例如川盐济销两湖，中美2500万元桐油抵押借贷等等。1940年以后，长江航线受阻，川省市镇经济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不过，出口拉动仍在持续发挥着作用，土特产品从依靠长江航线出口而转为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驼峰航线出口；内江的桔糖则转由三斗坪陆路运销湖北，红白糖则转销陕西、甘肃等地。

综上所述，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下，川省区域市镇经济虽呈现出相异或相似的发展路径，不过，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去肯定的：一方面，战时区域市镇经济间协作及联动效应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区域市镇经济的主体仍是手工行业经济，盐业自贡、糖业内江、纸业夹江，丝业南充、油业万县等等城市，手工行业因素在城市名片塑造过程中的作用显著。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