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为动员全民抗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仅建立了战时动员体制，而且开展了大量的抗战动员活动。目前学者们主要在时间维度研究战时重要的节日或纪念日活动及其政治功能，却很少在空间维度关注这些活动的举办场所。实际上，城市广场由于地势开阔、人流量大等原因，往往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举办地点，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偏居西南一隅的重庆直到全面抗战期间，由于城市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才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广场。战时重庆的城市广场主要有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较场口广场、夫子池广场等，其中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最为著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除了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国民月会活动外，还举办元旦庆祝活动、双十节庆祝活动、新生活运动等政治活动，因此，“精神堡垒”广场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对重庆城市发展和中国抗战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挖掘一手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空间维度对战时重庆“精神堡垒”广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主要探讨“精神堡垒”广场的修建对重庆城市空间布局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如何逐步成为重庆新的政治空间，“精神堡垒”广场政治空间形成后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等，从而在空间维度丰富重庆城市史和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内容。

一、1937年前的重庆旧城改造与城区布局

作为一座山城，重庆的旧城区限于重庆半岛，三面临江，市区呈狭长三角形。旧城区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下半城自朝天门至南纪门沿南城一带，为繁华商业区;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面积是下半城的三倍。上半城与下半城的连接之处为小什字。由于半岛起伏较大，南北向的街道大都依山分布，东西向的主干街道则沿江或沿山脊分布，相对较为平缓，成为城内的主要通衢大道。重庆城区街道凌乱而狭窄，全城“依崖为垣，弯曲起伏，处处现出凸凹，转折形状，街市斜曲与城垣同。横度甚隘，通衢如陕西、都邮各街，仅宽10余尺，其他街巷尤狭。登高处望，只见栋檐密接，几不识路线。所经房屋，概系自由建筑，木架砖柱，层楼平房相参互，临街复无平线。殆故以凌乱参杂为美观欤”。

由于重庆城区布局杂乱，1926年6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任命潘文华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潘于公署内设工务处专司市政建设，确立了市政规划四大原则。其中城区规划的原则一是“积极开辟新市场，以为旧城内小商业及住宅次第推移之场合”，二是“先整理旧城街市，酌量推展宽度，以谋整齐市容，便利交流”。通过推动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重庆城市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旧城改造作为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较大成效。1926年市政建设前，旧城区大小街道不下300条，且“大都崎岖纡曲”。1926年8月经过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实际测勘，决定将其中100余条街道建成马路，其余街道分甲乙丙三等加宽，以4米为最小宽度。旧城改造具体办法包括五方面:一是据交通情况加宽街道，二是拆退沿街铺房及临街楼廊，三是将街面柜台和货架撤至铺房内，四是将沿街梯坎改建成缓斜坡道，五是拆除沿街火墙门洞。到1936年，经过三期整修后的旧城区市容大有改观，“街面较前加宽平坦，而房屋亦因之整齐有序”。

到1937年，经过九年的市政建设，重庆城区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通远门城墙的拆除以及新市区马路的修建，连接上下半城之间交通条件得到初步改善，重庆的商业中心从下半城逐步向上半城转移，下半城昔日繁荣的商业场、三牌坊大不如前，而上半城的都邮街则日渐繁荣。不过，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加之这时重庆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十分重要，1937年前的重庆城区布局仍然较乱，旧城区的城墙还普遍未拆除，城区较为封闭，市区街道大多狭窄。美国地理学者J.E.斯班塞1937年考察重庆后也认为“重庆城市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城市建筑几乎占用了城内可利用的空间，市区内比其他城市更加拥挤不堪”，“街道都是依地形而筑，并与长长的石头阶梯相辅相依”。从街道格局看，它们是几条呈纵向走势的主街道，路面时平时陡，“这些街道穿城而过，与之相连的有不少错综复杂的偏僻小街和巷子”。1937年前的商业中心还是主要集中在地势较低的下半城，上半城的都邮街尽管商业也日渐繁荣，但还不是重庆核心商圈。重庆城区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对城区街道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