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一)战时对轰炸的记录与书写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一)战时对轰炸的记录与书写

2022-09-30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作者:潘洵,高佳

摘要: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庆大轰炸;轰炸记忆;演变与建构;历史认同;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而轰炸、尤其是无差别轰炸更是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规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彼此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既有日本、德国等国为扩大侵略战争对中、英等国的轰炸,也有英国、美国等国为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日等国的轰炸。这些轰炸给被轰炸国尤其是无辜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持久的伤痛。然而,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由于没有区分轰炸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实际上采取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对轰炸暴行并未予以起诉和追究,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轰炸性质的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不同各方对轰炸记忆的不同建构。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无差别轰炸,开始于1931年10月对锦州的轰炸。1932年,日军又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7月到1938年5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16个省的275个城市及交通线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损失惨重。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据最新研究表明,在中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当时的中国行政区中,除吉林、新疆、西藏外,其他所有的省份均遭受过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被炸城镇超过1000个。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同样血腥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由于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而在战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记忆史学的视角,探讨和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以期深化对“战争记忆”建构的认识。

一、战时对轰炸的记录与书写

“离开了历史,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皴裂的僵硬躯壳。”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以历史的记录和体验为基础的。档案、文献等原始历史记录与书写,既是对历史事件的最初记忆和建构,又是进一步建构历史记忆的基础和前提。在“重庆大轰炸”发生的同时,无论是受害方的中国、加害方的日本,还是关联方的国际组织及英、美、苏等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文件、图书、报刊、档案等纸质的文献,还是影像、设施等非纸质的记录,都有数量庞大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书写,留下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最早也是最直观的记忆。

(一)轰炸受害方的记录与书写

对于日军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当时的中国官方机构、新闻媒体、社会成员等用其自有的方式记录并书写了这段沉重的历史。虽然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作为受害方的记录与书写,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1.对日军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录这方面的记录以官方档案最为详尽,其中既有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有关重庆大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载,又有重庆地方主管部门的调查统计,如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后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等)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的调查,更有直接主管防空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作的调查历次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表,防空司令部的调查包括“敌机经过路线、空袭次数、被炸弹区次数、警报时间、敌机架数、投弹地点、投弹种类枚数、人口伤亡、建筑物损毁”等10余个项目。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包括“空袭经过情形、投弹时间、投弹种类、投弹数目、炸毁焚塌建筑物数目、伤亡人数”等。这些都是日军轰炸重庆及其损害最权威也最完整的调查记录。其他如新闻媒体、时人日记等也有系统的书写。

2.对日军轰炸暴行惨状和灾难的报道当时全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重庆的新闻媒体,对日军历次轰炸暴行的惨状和灾难均有报道和评论。如对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新华日报》发表特写《这是青天白日下兽性的屠杀》,《群众》周刊描述了日机轰炸后的惨状,“多少同胞血肉横飞,多少房舍化为灰烬,山城里弥温(漫)了浓烟、火焰,疯狂的侵略者又造成了一笔血债!”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撰文,记录下日机轰炸的惨绝人寰和触目惊心,如老舍《五四之夜》:“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冲天的火光所反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郭沫若的《惨目吟》:“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间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同时还特别关注并记录了日军对文化机构和外国使领馆等的轰炸,揭露日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它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苏联大使馆亦被投弹多枚,炸毁房屋数间,汽车两辆,高悬该使馆房顶之苏联国旗,亦被炸破碎。德国海通社并中燃烧弹,全部焚毁。法国哈瓦斯社门口亦中弹,房屋震坏……苏联塔斯社中国总社门首落弹多枚,该社房屋全部震毁。”这些记录揭露了日军无差别轰炸和反人类的罪恶。

3.对日军轰炸下市民艰难与困窘生活的书写时人日记中大量记录了日机轰炸给一般市民乃至公教人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带来的困苦狼狈。陈克文在日记中写到:“前后历七小时多的长时间。许多人还(没)有食晚饭,这种防空洞的生活真是苦极了。”“天气酷热,大部分防空洞,人多洞狭,挤拥不堪,空气恶劣,时间又长,苦处更不易说。”唐纵在日记中写到:“今日敌机三次均炸化龙桥附近。连日空袭,水电均被炸毁。夏天没有水用,困难甚多。现在请人挑水,一元五角一担,许多人不能用水洗澡了。”王子壮日记则记录下“城内经迭次轰炸,水电俱无,用江水一担,有售至十余元者,房屋之摧毁殆尽,而物价则飞涨,真战时恐怖之景象也”。这样的记录不胜枚举。

4.对中国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书写大量文献记录了日军轰炸下重庆人民的英勇不屈。无论是“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的民谣,还是如“我空军昨晨痛惩敌机”对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英勇抗击来犯日机的报道。无论是对“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的讴歌,还是“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的评论。除了文字的书写,还有1940年防空节的设立及每年的纪念活动,为纪念一次死伤5000人以1939年“五四”轰炸而命名的城市中心道路的“五四路”,全市修建的最多时候能够容纳超过42万人的防空洞,满目疮痍的城市道路和建筑废墟,以及埋葬轰炸死难者的墓地,都是对日本侵略者血腥暴行的记录。

(二)轰炸加害方的记录与书写

加害方日本的战时轰炸记录和书写也是种类繁多、数量可观。既有官方机构的航空作战部署和指示、命令,也有各作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概报;既有与相关国家交涉的外交文书,也有大量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其记录和书写的主题涉及除轰炸后重庆的政治生活、人民生活、重庆防空等外,重点关注如下:

1.对轰炸战略和轰炸进程及战果的记录以天皇名义下达的“大陆命第241号”、大本营的“大陆指第345号”、《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以及陆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概报等,完整记录了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战术,轰炸的实施及其战果。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轰炸的进程,也经常发表“空袭公表”,对轰炸的成果进行整理发布。

2.新闻媒体大量夸张性的战果报道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读卖新闻》对重庆的大轰炸有着具体的报道范式。“(时间)陆鹫或海鹫某某小队从某某基地出发,勇敢地冒着敌人防空炮火,实施投弹,完美命中目标后(效果)悠悠(无事)返回基地。”反复使用“悠悠”一词形容日机不慌不忙返回基地的场景,如“中国军队地上的炮火像上次一样没有威力,在完全使重庆停止呼吸后我荒鹫的身影悠悠的在夜空中消失”。

“在重庆城内西部如雨般投下巨弹,确认燃起冲天的火焰之后悠悠返回基地。”大肆宣传轰炸效果,从新闻标题便可见一斑,如“重庆再遭空袭,荒鹫两次空袭,敌都成死城”,“重庆已是废墟”,“重庆临死前的死相,在我海鹫翼下屈服”等,同时也不断报道在轰炸打击下国民政府即将迁都,迁都地点先后出现过成都、兰州甚至是西昌和天水。

甚至还造谣国民政府要人和南方局领导人因为空袭而受重伤和死亡。据不完全统计,被造谣因为重庆大轰炸而受重伤乃至死亡的要人有居正、周恩来、冯玉祥、陈布雷、于右任等。

3.鲜明的加害方立场日方文献强调日机的轰炸目标是重要军事设施。突出发动的战争具有正当化的倾向,实际上是对日本国民的“洗脑作战”。在《读卖新闻》的报道里可以看出这一倾向,该报竭尽全力地讴歌轰炸部队的战功、强调重庆的军事部署、哀悼自杀性攻击的军机将士的勇猛、赞颂轰炸机驾驶将士的无畏。在报道中,突出轰炸均为军事目标,刻意夸大中方防空力量,甚至歪曲对第三国利益的轰炸,强化其正当的战争行为,误导日本民众对轰炸性质的判断和认知。

4.轰炸关联方权益损失的交涉记录日方文献记载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时,一再宣称其轰炸目标为军事设施,强调“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一旦击中外国目标,就视为“误炸”。辩解“(美方)屡屡不明确标识其第三国利益,也存在过于接近中方军队、军事机关、军事设施等行为……有鉴于此,轰炸运动中发生偏弹是不可避免的”。并要求美方完备第三国权益标识、提供载有美国权益位置的地图并不靠近中方军事设施和军队。外务省最后在1940年6月14日下午由有田外相以公文的形式向英法美德苏等国正式发出通告,要求第三国退避到扬子江南岸的安全区域内,在此区域外第三国国家权益受损的话,帝国政府概不负责。

(三)轰炸关联方各国的记录与书写

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和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支持。无论是在重庆的官方机构和外交人员,还是在重庆的新闻记者、传教士等,都纷纷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实况,特别是轰炸对各国权益的损害,更直接引发外交交涉。因此,在轰炸关联方的西方各国的外交文书、新闻报道、图片影像、纪实作品、私人日记书信等中,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记录和书写。

1.真实记录和报道了轰炸实况及其影响各国驻华使领馆不断发回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报告,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苏联的《消息报》等各国设在重庆的新闻机构不断地把日机狂炸重庆和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美国的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贾安娜、埃德加·斯诺、海明威等,英国的詹姆斯·贝特兰、韩素音等记者、作家,向本国发回了大量重庆大轰炸的通讯和报道,唤起了美英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关怀。美国《纽约时报》还号召读者前往电影院观看重庆被炸实况,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宣传大轰炸下的不屈精神,“实际上,重庆并不象我们意想中那样恐慌……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此外,还有大量的图片影像报道,包括获得奥斯卡特别奖的纪录片《Kukan》等。特别是各大媒体的报道,不仅记录了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空中屠杀,更将目光投向了重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为我们展示出灾难中重庆城市的多元图景。

2.特别关注各国在重庆的权益损害随着轰炸规模的扩大,美、英各国在重庆的利益受损情况日趋严重。尤其是1941年6月,美国在安全区中的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炸弹碎片击中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英国大使馆也被轰炸。无论是外交文书,还是新闻报道,都有日军在重庆大轰炸中损害各国权益的大量记录和报道。

3.强烈谴责日军轰炸平民的暴行从外交文书中可见,由于从1939年起,美、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美国通过外交途径除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其在华权益外,还多次表达了对日本连续轰炸重庆的谴责,强烈谴责日军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残暴地轰炸平民的行为,指出“日军之空袭造成之破坏几乎全部是对平民之生命及财产”。“在全部这些轰炸中,都是滥炸的,是不分黑白乱投炸弹的,其一定是意图恐吓没有武器的重庆市居民的”,强调“美国政府不能接受整个重庆市是空袭的合法目标的说法”。美英各国方面也多次正式向日本方面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本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增进邦交,则其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