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洵，高佳
摘要：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庆大轰炸；轰炸记忆；演变与建构；历史认同；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而轰炸、尤其是无差别轰炸更是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规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彼此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既有日本、德国等国为扩大侵略战争对中、英等国的轰炸，也有英国、美国等国为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日等国的轰炸。这些轰炸给被轰炸国尤其是无辜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持久的伤痛。然而，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由于没有区分轰炸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实际上采取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对轰炸暴行并未予以起诉和追究，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轰炸性质的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不同各方对轰炸记忆的不同建构。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无差别轰炸，开始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对锦州的轰炸。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１６个省的２７５个城市及交通线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损失惨重。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据最新研究表明，在中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当时的中国行政区中，除吉林、新疆、西藏外，其他所有的省份均遭受过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被炸城镇超过１０００个。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同样血腥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由于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而在战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记忆史学的视角，探讨和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以期深化对“战争记忆”建构的认识。
二、战后冷战时期“轰炸记忆”的遮蔽
葛兆光先生在论述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时曾指出：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彰显，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时间中，而由书籍、文物、遗迹构筑的历史，却总是被当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着，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的历史从记忆中翻出来。就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而言，距离历史最近的年代应该是历史记忆沉淀、固化的最佳时间节点，战争记忆的重构、形塑更是如此。重庆大轰炸的加害者、受害者、亲历者群体的真实战争体验，是重庆大轰炸战争记忆构成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局势的变化而失去了沉淀、固化历史记忆的最佳时机。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庆大轰炸几乎湮灭不闻，不仅未被西方二战史或军事史所提及，在中国和日本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公共记忆。关于战后冷战时期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丧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国原因也不尽相同，但综合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东京审判和战后冷战格局的影响
在战时，无论是受害方中国，还是关联方美、英、苏各国，对日军轰炸重庆无一例外地予以强烈的谴责，一再强调其无差别轰炸残暴屠杀平民的性质。早在１９３１年日军轰炸锦州后，特别是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反复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虽然也通过了谴责日本飞机滥行轰炸中国平民决议案，并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但随着欧战的爆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０日，英、美、澳、比、加、中、希腊等１８个同盟国代表在伦敦成立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ｒＣｒｉｍ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４４年２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开始为战后惩处战犯开展罪行调查。在调查的罪行项目中，即有无差别轰炸。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７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司法行政部提出要求，鉴于轰炸不设防地区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是日军重要战争犯罪之一，应当迅速进行调查，尽快提交给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之远东小组委员会。而远东小组委员会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两次会议上，对如何追究无差别轰炸战争犯罪进行讨论，并在形成问询后提交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但在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回复中，一方面指出“有意识轰炸不设防城市”属于战争犯罪，适用于中日战争，同时也强调就欧洲的状况来看，大范围的轰炸是交战双方都使用的战争手段，德军的无差别轰炸没有成为纽伦堡审判的起诉要件。这表明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实际上对追究无差别轰炸持消极态度。
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京审判没有将轰炸重庆等地无辜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暴行纳入日军的战争犯罪。不仅没有在法庭上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犯罪进行起诉和审判，也没有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罪行进行详细调查。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导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轰炸罪行没有得到任何的追究和清算，混淆了日军对中国的轰炸与盟军对日本轰炸的不同性质，更模糊和扰乱了人们对日军无差别轰炸性质的认识。
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开始了争夺与较量，冷战局面形成。为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很快就改变了其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革，转而扶植日本成为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致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
因此，战后的日本，把战时日军轰炸的有限记忆几乎都限定在军事史和战争史的范畴。日本方面
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视角对日本航空进攻作战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８０年间编纂出版了共１０２卷的《战史丛书》，其中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包括《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等。也有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著作。美英等西方国家除极少数经历者撰写回忆录外，几乎没有对重庆大轰炸的关注，在长达近４０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
（二）中国政局变动与轰炸记忆的沉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遏制与封锁，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探索有成功，但也有失误，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不断，甚至产生严重的内乱。国共内战中形成的解放者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尖锐对立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抗日战争时期苦难悲惨的战争记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对抗战历史记忆的沉淀和重构。抗日战争研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历史学和有关的其他学科中，是相当沉寂和偏枯的”。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从某种意义讲也处于从属国家政治需要的沉寂的状态之中。
在战后初期，重庆地方政府建立“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以纪念在大轰炸中牺牲的消防人员，这是建构重庆大轰炸记忆的最初尝试。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日，“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中央公园（现为人民公园）内落成，并建有纪念碑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曾一度宣扬所谓的“重庆精神”，重庆大轰炸一度成为台湾民众的公共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苏“蜜月”时期的１９５９年，曾将抗战时期在保卫重庆领空中牺牲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军官卡特洛夫上校和斯托尔夫上校迁葬于鹅岭公园，并在１９６２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那段特殊的时期，这些信息也间接地传递着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但总体而言，在重庆大轰炸结束以后的４０余年间，几乎没有将重庆大轰炸的资源视为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发掘和利用，即使到了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抗战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重庆大轰炸仍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三）日本“轰炸记忆”的冲突与断裂
日本具有轰炸“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双重身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对重庆等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是日军扩大对华侵略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侵华日军持续不间断地实施轰炸，以制造“恐怖”，挫伤抗战意志为目的；以城市为轰炸目标，对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进行狂轰滥炸，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均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了大屠杀和大破坏，制造了为全世界所瞩目和谴责的恐怖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大轰炸开启了通向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乃至于后来的战略轰炸的道路，给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同时，在战争的后期，美国为加速战争进程，迫使日本投降，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使日本也蒙受了轰炸的打击。１９４５年３月９日夜，３００架美军Ｂ－２９战略轰炸机轰炸东京，造成了８万余人死亡，１５０万人无家可归。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到１９５０年，致死人数超过了３０万。
历史记忆往往排斥那些对民族所犯恶行的记忆，或者是将这些恶行无辜化。加害者为了摆脱罪责往往否认加害历史的存在，在自身的记忆中有意识地加以遗忘。战后日本的“轰炸记忆”就是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日本都有意遗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历史，而不断强化其战争受害的经历。在日本历史博物馆中，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情况，但几乎没有展示过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
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特别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形成了日本社会浓厚的战争受害者意识。
因此，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日本，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两种角色意识的冲突和分裂中，从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角度而言，已完全没有了“重庆大轰炸”的记忆，只留下作为受害者的“轰炸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