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与城市空间的重构

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与城市空间的重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发生更加明显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战时重庆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日机的频繁轰炸破坏，而直接原因是重庆市区街道的大规模整修。

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重庆城区建设的严重滞后已不适合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加之日机的轰炸造成大量房屋被毁，为此，重庆市政府大规模整修了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一支路、凯旋路、健康路、两浮路等街道，并重建了沧白路。经过整修扩建，重庆街道被拓宽，尤以都邮街发展最为迅速。都邮街较长，有上下之分，原分段名小什字、龙王庙、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会仙桥、都邮街、关帝街、鱼市街。1939年拓宽改造后，一半名民族路，一半名民权路。其中尤以民权路上段为重庆市区繁华中心，“娱乐场所均各分布于附近，社会服务分处在民权路都邮街口，与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分驻二角，斜对面为亨得利钟表行，面当亨达利钟表行，左斜为国泰电影院，右临至唯一电影院”。都邮街成为战时重庆第一繁华大街，在重庆城市商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著名记者程大千(笔名司马吁)1944年写道：“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皮鞋的运动场，时装的展览会，香水的流域，唇膏的吐纳地，领带的防线，衬衫的据点，绸缎呢绒之首府，参茸燕桂的不冻港，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点心的大本营，黄金的‘十字街头’……这就是都邮街。”都邮街的发展，也是战时重庆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1939年都邮街改建完成，但由于“五三五四”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加之都邮街为市中心繁华地带，“交通频繁，原有入口处马路宽度已感狭隘，难应供求”，于是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计划在都邮街柴家巷与天官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开辟广场，并将附近马路拓宽。该计划于1939年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并于11月30日由重庆市政府将修建广场及拓宽马路和改道计划图张贴和登报布告，并要求施工范围内各土地所有权人限期赴财政局办理相关事宜。此后，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不得不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经过调查，修建都邮街广场及加宽天官街、柴家巷需征用土地面积434.7平方丈(约4830平方米)，拆迁民房面积为128.31平方丈(约1426平方米)。为修建都邮街广场，原计划将上下都邮街和柴家巷改宽为18米(包括人行道)，天官街改宽为27米(连同人行道)，后将都邮街和柴家巷进一步扩宽为22米，天官街隧道、人行道从原来的3米拓宽为4米。都邮街广场的直径原定为55米，后拓宽为63米。到1940年年初，都邮街广场建成通车。随着重庆城市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构建了以都邮街广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由于陪都重要的商行、金融机构集中在都邮街及附近，以都邮街广场为中心的上半城逐步取代下半城成为重庆繁华商业区，而过去下半城繁荣的陕西街，则稍显衰落。总之，重庆市政府通过修建都邮街广场，一方面重构了重庆城市空间，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在都邮街广场举办重要的政治活动。

随着街道的整修以及都邮街广场的修建，重庆市政府还重新命名了原有城市街道，强化了重庆城市的空间政治特性。重新命名的城市街道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点。有学者研究认为，重庆市政府在道路改造后对新街道命名时，体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抗战精神。战时重庆的新街名称，有带有战时大轰炸烙印的五四路、新生路；有预祝抗战胜利的凯旋路；有体现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大同路、建国路、中兴路；有反映三民主义信仰的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也有表现对领袖崇拜的中山路、林森路、中正路、岳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