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兴起与“精神堡垒”纪念碑的竖立

都邮街广场的修建和相连道路的拓宽改造，在缓解了这一区域交通压力的同时，也便利了各种政治集会活动的开展，尤其是1941年12月在都邮街广场建成“精神堡垒”纪念碑后，广场的政治功能被进一步强化。

“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与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密切相关。早在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14周年纪念日上宣布实行全国精神总动员，号召全国民众“集结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之下，扫荡萎靡腐败之障碍，养成蓬勃奋发之朝气，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努力奋斗于抗战建国之大业”。蒋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认为“精神动员与国民公约，就是无形的枪炮；国民月会的组织，就是抗战民众的堡垒。如能坚持不懈，比战线上的钢筋水泥的炮台还要有价值”。为扩大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还将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新生活运动协同推进。1939年4月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工作配合与改进意见纲要》中明确规定了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具体体现在，第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平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新生活运动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新生活运动的运用”；第三，“新生活运动旨在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国民精神总动员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1939年5月1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逐渐在各地展开。到1940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认为，重庆“宜有激发市民精神动员之永久建筑，宏陪都之规模，扬战时之民气”，因都邮街广场地处市中心，故呈请重庆市政府“将广场留作精神动员广场”。但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在都邮街广场修建永久建筑的计划被搁置起来。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为“激励军心，发扬民气”，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全国慰劳总会及反侵略总会决定在都邮街广场内合建“一庄严伟大之精神堡垒一座，届期并举行市民大团拜，示范国民月会，以示热烈庆祝。平时又得制作标语籍资鼓舞人心，增强精神动员”。于是，为了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鼓舞民众抗战斗志，1941年1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机构在都邮街广场修建了“精神堡垒”纪念碑。“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是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在1939年至1943年间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作为“精神堡垒”广场的核心建筑，“精神堡垒”纪念碑由新运总会总务组美术股设计，底座有方台阶三层，六方台阶一层，四方台阶一层，台阶板面涂油漆，其中六方台阶板边水泥上浮堆精神总动员标语六条，四方台阶板边水泥上浮堆新生活运动标语四条。具体而言，建筑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中部呈圆柱形，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绘有一大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即“新生活运动”会徽)。其余四方，分写礼、义、廉、耻四字。顶端周围为城堞式，中央设有一大深蓝色瓷缸，内贮酒精棉花。“精神堡垒”纪念碑建成后，由于“其外表涂奶黄色，甚为鲜艳”，市民曾请求暂缓修建，“以免显示空袭目标”，并强烈要求涂改颜色。因此，为躲避空袭，“精神堡垒”纪念碑被刷成黑色。

由于“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目的是为了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和新生活运动，因此纪念碑的建筑外形运用了隐喻、暗示、联想等手段来揭示出这一座建筑物与国民精神总动员和新生活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纪念碑四周显著地方镌刻的政治标语和政治口号，强烈地表达了国民政府坚定不移推行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动员运动的政治意图。“精神堡垒”底座上镌刻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和四方镌刻的礼、义、廉、耻四字，出自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在蒋介石的宣传鼓动下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题，尤其是“礼义廉耻”更成为新生活运动力求达到的主要目标。早在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强调“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他讲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我们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机关，一个家庭，以至每一个人，要向上发展，要成功任何大小事业，都必须依据礼义廉耻的精神。”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在后方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陪都的重庆自然成为后方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在“精神堡垒”纪念碑镌刻上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国民政府显然是通过此举向重庆民众灌输新生活运动的理念，从而达到配合推进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目的。至于在“精神堡垒”纪念碑三面镌刻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治标语，就是希望通过这座纪念碑构筑重庆市民抗战的“精神堡垒”，鼓舞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全国慰劳总会及反侵略总会等四个机构通过修筑“精神堡垒”纪念碑，将国民政府的政治意图贯彻到纪念碑的设计当中，这体现了政治权力对“精神堡垒”广场的空间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