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四）广场的会场布置、政要讲话与群众检阅

四、广场的会场布置、政要讲话与群众检阅

“精神堡垒”纪念碑建成后，“精神堡垒”广场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此或举办国民月会，或举办庆典活动，或举办纪念活动，使得这一城市广场充斥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这个新政治空间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构成，物质要素主要包括“精神堡垒”纪念碑、会场中张贴的政治标语、悬挂的政要照片等，精神要素包括由政要的现场讲话形成的舆论氛围以及群众广泛参与检阅活动所形成的政治狂欢。应该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政治活动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先对会场进行了精心布置，其中以张贴标语和悬挂政要照片最为醒目。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动员需要，十分注意发挥抗战标语的作用，尤其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要求将抗战标语广泛张贴于会场的显要位置，以便对民众进行抗战动员。早在1940年12月，全国慰劳总会就在都邮街广场举行了慰问前方将士、荣誉军人、海外侨胞、敌后同胞，书写贺年信并签名的大会。广场上“悬有红底白字之标语四幅，一为‘鼓励前方将士，争取最后胜利’，二为‘鼓励荣誉军人，重上前线杀敌’，三为‘鼓励海外侨胞，加紧援助祖国’，四为‘鼓励敌后同胞，反抗敌伪到底’”。1942年3月12日，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要求重庆街道“悬挂横额大标语”，标语中除了包括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标语外，还有反映纪念孙中山、鼓舞民众抗战、反对日本侵略内容的标语，如“纪念国父要奋发革命精神!”“纪念国父要奉行国父遗教!”“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员争取抗战胜利!”“联合同盟友邦，打倒侵略势力!”等。除了张贴抗战标语外，还在会场悬挂国民党政要的照片，突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凸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1942年1月1日上午，重庆各界元旦大团拜暨国民月会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堡垒柱上悬国父遗像，暨刘主席、蒋委员长玉照，柱之四面书有慰劳忠勇将士、优待将士家属、尊敬荣誉军人及加强军民合作等标语，标语下亦有精神动员之口号，极为伟壮”。1943年2月5日，陪都各界为庆祝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也决定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会场“大门张灯悬旗，四壁则满缀标语，主席台上鲜花一束，陈设甚为典雅，广场正中及精神堡垒前高悬同盟国旗迎风飘舞”。主办方此举的重要目的在于“向民众宣传，俾男女老幼得明了新约之缔成乃蒋委员长伟大人格之感召及本党领导正确之所致”。在这些重要政治集会活动期间，“精神堡垒”广场内张贴的抗战标语和悬挂的国民党政要的照片，成为广场政治空间的重要物质要素。

为了扩大广场政治活动的影响，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人不仅出席活动，而且还现场发表重要讲话，对与会民众进行直接的政治宣传。1942年1月1日上午，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重庆各界元旦大团拜暨国民月会上，国民党政要亲临现场发表讲话，感谢陪都民众对抗战的积极支持以及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并鼓舞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大会首先由全国慰劳总会会长谷正纲代表民众感谢抗战将士，并对行将出发的慰劳团团员表示欢送和敬意，他讲道：“陪都人民此次慰劳将士情形的热烈，足为人民对抗战将士感激的表现，亦足为军民合作全国团结的表现，由此可以奠定我们的胜利。”然后，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发表讲话说：“今日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提高，这完全是我们抗战将士挣来的，我们必须要感激他们，并要永远的感激他们。”慰劳团总团长居正则表示他“将把中央的德意和蒋委员长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前方去，也将把后方人民对于抗战将士的敬意带到前方去，更将把我国现在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告诉给前方的将士和人民”。他希望全国人民的精神都能被动员起来，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以争取最后胜利。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政治集会活动中，政要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既表明了官方对集会活动的高度重视，又通过现场讲话对民众进行直接的舆论动员和政治引导，形成了抗战动员的舆论空间，从而有助于振奋民众的抗战精神和树立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王子壮就认为蒋介石于1942年10月10日国庆节亲临“精神堡垒”广场发表的演说有助于“改正”和“振作”当时“荒怠、豪奢、淫糜”的社会风气。

在政治集会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还安排了民众检阅活动，让与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1942年3月12日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精神动员三周年纪念活动中，群众检阅活动就十分隆重，“渝市党员、青年团员、童子军、义勇警察六千余人参加检阅，分列排列于柴家巷、天官街、都邮街”，检阅官为“吴铁城、陈立夫、张治中、谷正纲、刘峙、贺国光、吴国桢等二十余人”。当天傍晚，精神堡垒广场人山人海，市民欣赏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纪念音乐大会，广场上“是数不清的电灯，是数不清的飘荡着的国旗，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和中央训练团军乐队的歌声和军乐，被扩音器，播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成千万人山人海的听众，都为之奋发，为之激动”。1942年10月10日下午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典礼中，“三千个青年团员、一千个各机关团体的代表，排列在精神堡垒的四周。一万六千个防护团员、义勇警察、国民兵团、流浪儿童由林森路军委会门口一直排列到苍坪街口，与堡垒前面的人队伍排接。此外，都邮街、柴家巷、苍坪街等四条交叉着精神堡垒的街道旁，站立着数万民众”。可以看出，官方通过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检阅活动，将“精神堡垒”广场变为政治狂欢的场所，调动了重庆各个阶层民众的抗战热情，从而也有助于增强抗战动员的效果。1943年6月14日下午，重庆各界约两万人参加了同盟国日国旗巡游活动，巡游活动从复兴关国民大会堂出发，经过两路口、观音岩，到“精神堡垒”广场，再到较场口广场散队。参加此次游行活动的陈克文就感慨道：“六年抗战，国民精神，多少总不免有些疲惫。巡行队的步伐声和高呼口号声，我可以看出，每一声音，每一动作，都直接打动了数十万观众的心坎，兴奋了市民的精神。这一次巡行实在作用很大。事后听说总裁也很为满意，参观之外国人有因此而再三惊叹中国伟大者。”可见，在“精神堡垒”广场由群众检阅活动所构建的庆典空间进一步强化了“精神堡垒”广场的政治功能，从而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