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六）余论：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重庆抗战形象的塑造

余论：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重庆抗战形象的塑造

战时重庆举办政治集会活动的主要城市广场除了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外，还有较场口广场、夫子池新运广场等。较场口广场是重庆市工务局于1941年开辟的圆形广场，该广场“为民权路木货街、中兴路、和平路及第三模范市场等街道集中之地，直径100公尺。场内建有六角形演讲台一座，以会民众集会讲演之所”。离“精神堡垒”广场不远的夫子池新运广场，由于空间开阔，交通也较为便利，1943年以后取代了“精神堡垒”广场成为重庆举办大型政治集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政治集会活动期间，较场口广场和夫子池新运广场的四周同样张贴有醒目的抗战标语和对联旗帜，而且国民党政要亲临现场发表各种抗战言论，对民众进行抗战舆论动员，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因此，战时重庆的较场口广场尤其是夫子池广场与“精神堡垒”广场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它们也演变成为国民政府用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的政治空间。

实际上，由于受地形和局势的影响，重庆城区不适合修建大型的城市广场，尤其是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位于交通要道，面积不大，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加之“精神堡垒”纪念碑十分简陋，存在时间也不长。这一切都制约了“精神堡垒”广场政治作用的发挥。尤其是1943年10月“精神堡垒”纪念碑被拆除后，广场被辟为街心花园，更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鉴于“精神堡垒”广场位置和场地的局限性，重庆工务局局长吴华甫就提议要求将市民集会改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因为“都邮街广场内之花草栏杆均已布置齐全，该场四周道路车辆往来络绎不绝，每遇公共集会，势须断绝交通且践踏花草，拆毁栏杆，修缮补充耗费甚大。较场口地位宽敞，并建有演讲台，堪供公共集会之用”。不过，就是在此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于抗战精神动员和培养国民国家观念的需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多次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大型政治集会，后又改成重要的升旗地点。官方运用政治权力改造了这一空间，不仅向民众宣传了抗战，也塑造了重庆城市的抗战形象。

众所周知，作为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时中国的代名词，战时重庆的城市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战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重庆遭受日机长期频繁的轰炸，但重庆民众并未屈服，反而更加同仇敌忾，通过各种反轰炸斗争，树立起了坚不可摧、愈炸愈奋的抗战形象，重庆亦成为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就“精神堡垒”广场而言，在官方的组织下，重庆各阶层市民聚集在广场参加政治庆典、节日纪念、升旗仪式等活动，“精神堡垒”广场被赋予重要的精神内涵，即它代表战时重庆市民屹立不倒、奋发顽强的精神，从而塑造了重庆坚韧不拔、顽强抗战的城市形象。时人认为节日期间的“精神堡垒”纪念碑“象征了中华民国倔强的人格”，“代表着中国人民坚强的爱国心，不可屈服的爱国意志”，看到精神堡垒，“便联想起伦敦特拉法尔加方（广）场”，重庆与伦敦较为相似，“这两个国都都有政治中心而兼商业中心，同样经过猛烈轰炸而屹立不动”。如果说重庆是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那么“精神堡垒”广场则既是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象征，也是战时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总之，以“精神堡垒”广场为核心的重庆城市广场成为战时重要的政治空间，不仅推动了战时重庆城市发展，支持了中国抗战大业，而且成为重庆市民和旅居重庆外地人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远影响持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