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自贡井盐业迎来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盐斤产量有所增加，制盐技术有所改进，场商融资活动也与战前大不相同：其一，破陈规履新约，金融业介入场商全部生产活动；其二，融资活动透露着浓厚的官方主导色彩；其三，国家行库是盐业放款的主要力量，抵押贷款是主要融资方式；其四，场商增产贷款活动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而呈日益频繁、急迫的趋势。战时场商的融资活动，一方面反映出井盐业与金融业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是这种密切关系是靠借贷来维系的，并非通过市场股票融资或金融业投资而形成的，二者是债务人及债权人之间关系，而非经营者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另一方面，寓扶持于救济之中，战时国家行库放款在维持井盐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改良制盐技术贷款，希望借此推动井盐业向前健康发展，尽管最终效果不甚理想。

手工制盐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行业，历史上有海盐、湖盐、池盐、井盐之分。自贡井盐业以其高超的制盐技术及独特的融资方式，一直广受学界青睐。就融资问题而言，井盐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融资模式（合伙制、上中下节、承首人制度等）及“井债井还”的还款方式，并成阶段性发展特征。清咸同时期，自贡井盐业借助“川盐济湘楚”之机遇，实现了产业资本与传统金融资本的初步融合，成就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1934年，近代金融资本涉足井盐业，不过到1937年，较少对盐场场商放款。抗日战争爆发后，自贡井盐业地位凸显，在政府“增产加运”产业发展政策扶持下，近代金融业全面涉足井盐业，实现了近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自贡井盐业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那么，这种融合是如何实现的，如何看待这种融合？这些问题既有益于回应学界对井盐业融资的讨论，也有助于加深对战时后方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了解。

破陈规履新约：战时井盐场场商质押贷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行库及部分商业银行纷纷西迁川渝地区，不仅优化了井盐业的融资环境，而且也部分地改变了场商传统的融资手段。1938—1941年，在战事发展、增产加运等因素的影响下，场商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之窘状，开始向近代银行业短期通融资金。

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井盐贷款增产加运政策，有学者认为，政府贷款扶持场商增卤建灶，确实提高了战时井盐产量，并有力支援了抗战大业。例如，黄耀棠、陈跃踪在《抗战前后川康盐局对自贡场盐产运销的管理》一文中认为，按照年增产300万担计算，每年产盐达650担，按旧制1.5担卤水煎成盐1担计算，每月需卤水80万担，而旧有卤井的实际生产能力仅为30余万担，尚差40多万担，必须由场商增辟卤源，并相应增建制盐设备，始能完成增产任务。此项增卤建灶工程所需巨额资金，场商无力筹措，多依赖于政府贷款。于是川康盐务管理局先后报请财政部批准，并由其担保向四行贷款1350万元，另由盐务总局拨款100万元，共计1450万元，作为增产资金，用以转贷场商从事增卤、建灶及购买原材料之需。上项贷款发放后，迅速取得经济效益，到1938年12月为止，产卤已达58.7万余万担，较增产前增加了60%，该年富荣两场共产盐4606000余担（其中：东场3423000余担，西场1183000余担）。到1939年底，富荣两场产卤井已达215眼，并另有49眼卤井正在筹备，比增产前井眼数增加了55%。该年两场产盐5036985担（其中：东场3737790担，西场1299195担）。场商为增产放款所产生经济效益的最大受惠者，因为所贷款项，按原规定于井灶生产后分期偿还，由于物价上涨，法币贬值，到还款时，缴还金额已经微不足道，所开辟之新卤灶，不亚于无偿获得。其次，国民政府也增加了盐税收入，并保证了大后方军民食盐供应，维护了后方社会的安定，有力地支援抗战。不过，也有学者则认为，在此项政策之下，战时四川井盐业并未获得质的提高，从富荣盐场月产量来看，抗战前后增产情况较为明显，1938年1月富荣盐场月产盐28万余担，1939年3月就增加到45万余担，1941年4月又上升到48.5万余担，但是，从卤井生产情况来看，当时增产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更多地只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顾血本，无论高产、低产卤井一律淘办，开凿新井，并给予低息贷款和淡卤少产津贴，到1941年淘办和新凿卤井共达231眼，加上原推卤井288眼，共耗资达4700万元，但是实际见功推水者只122眼，以后虽有一些新井成功，多数也因受到市场和设备的限制而闲置，这样，按见功井122眼计算成本的话，平均每井共承担38.5万元的投资费用，而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岩盐井凿办费用仅10万元上下，所得结论是“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差”。

对比这两种观点，他们均有一定道理，在沿海盐场沦陷的特殊时期里，政府为了保证大后方军民食盐所需，实施了增产贷款政策，要求川省盐场利用一切力量增加盐斤产量，甚至把一些废井、低产井也重新淘办开推，这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加大了凿井、淘办的成本，以至于增产而未能增效，并在1941年出现了产浮于销的情况，可见该政策的盲目性。因此，我们在肯定四川井盐业在战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政策的盲目性及盐业自身发展的低效性。

另外，就场商融资而言，1938—1941年间的增产贷款仅为其战时融资的一小部分，而自1942年以后，富荣盐场场商开始大范围向外融资，从井灶用具，如锅、灶、篾索、钢丝、推牛等生产设备，到以马达、机车等改良生产设备，再到以煤、食米、油等燃料及日用必需品，井灶笕户所需物品，均需依赖银行业的资金贷放，这尤其值得我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例如，1942年9月29日，富荣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呈川康盐务管理局，富荣东场（自流井）月产火炭花巴各类盐儎价值2500万元以上，各井灶商人专恃承领此项盐价维持生产，惟以盐价往往延期，因而井灶商人时时窘困，负债累累。最近市面金融益加窘枯，子金遂激涨增高，井灶所受暗损既多，更苦告贷无门。场商联合办事处为维持现状计，与自贡市交通银行商定借款办法：（1）借款2千万元，月息2分，期限3个月；（2）以到期月份本场各类盐价作抵，并请由川康盐务局担保；（3）由该处书立期票，即向交行贴现。10月，川康盐务管理局电称总局“核准照办”，“迅将各组系分配数目呈局”。1943年10月，贡井盐场公署根据自贡两场场商请求生产贷款2.4亿元一案，拟具自贡两场场商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及分配办法。从办法内容来看，贷款数额庞大，总额达2.4亿元；贷款主要是扶助井灶场商，涉及面广泛，包括各井灶商人购备生产所需材料、燃料、物料、改良生产建设及扶助现行凿办、淘办各井之用；偿还方式，由川康盐务管理局在自贡两场联合办事处每月应领盐价内截扣转还银行。

同年10月25日，自流井场盐崖井采卤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应联合办事处要求提出反馈意见：“（1）盐岩各井，照今颁办法组成若干小组贷款，绝对赞成小组中连带责任，以卤价作为担保，到扣还款时间，在卤价内按期照扣，如其他井灶各组中，有因特殊情形到期不能还款者，各小组不负连带责任；（2）各盐崖井卤价交易，现系先银后卤，该项贷款到还款时，由各组自行负责扣还，不能影响各井先银后卤交易办法；（3）由各井遵照今定原料、材料，填造3个月需要数量、价格表式，送会汇复场联处。”从这三点意见来看，盐崖井采卤工业同业公会原则上赞同该项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分配办法，仅对连带责任一切予以澄清，交易习俗予以保留。

11月9日，自流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以此项金额庞大，关系各商生产问题甚重，随即令转各盐业公会就原办法细加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时，推举熊佐周、颜宪阳、侯性涵、梁德宣等4代表及出席该处井灶笕7干事组织小组会议。瓦斯引盐公会、盐巴引盐公会、盐崖井公会筹备会、笕卤商业公会均先后提出意见。经小组会议讨论及各商实际情况，集中意见如下：甲，对于原办法第二项，场商有因生产而已负债者，此项贷款如不准具移偿前债，场商仍不能活动，拟请于盐业范围内不限用途，惟以用于生产、活动营业为原则。乙，对于原办法第五项，此项贷款不由场联处统贷，各小组亦负连带责任，拟请变更办法为两款；查1938年增产贷款办法，系对各井灶单位放款，场联处承命于各该井灶应进盐卤价内代扣本息，该项贷款现已本息还清，办法已著有成效；此项贷款办法拟请援前案办理，如虑单位零星，拟由组为若干小组承贷，在贷款期内各组井灶负连带责任，应还本息即在各该组盐卤价内扣还。丙，对于原办法第六项，在贷款期内，如场商自愿提前还款时，得随时提还。丁，对于原办法第七项，如乙所述，不由场联处统贷，对各该井灶小组贷款，则原条文拟请变更，如各该贷款小组应进盐卤价不敷扣偿本息时，得变卖其财产，该债务人应抛弃先诉抗辩权。

各方达成共识后，在“自贡两场场商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及分配办法”指导下，盐场井、灶、笕各业的向外融资全面铺开，具体而言，可以分为生产设备、生产燃料、改良技术及制盐日用品等四个方面的融资活动（具体情况见表一）。

上表根据自贡市档案馆部分未刊档案资料整理而成，大致分为生产设备、生产燃料、改良技术及制盐日用品等四个方面。其一，生产设备贷款主要是指场商（井户、灶户、笕户）凿井、起推、煎煮等所需设备贷款，主要包括熬煮卤水之盐锅贷款、推汲卤水之推牛贷款、汲卤之篾索贷款、修建天车及廊厂贷款、汲卤之钢丝贷款、浓缩卤水之晒卤台贷款、卤水之起推贷款、淘井贷款等等。其二，战前，场商已屡次呼吁有关各方着力改良制盐技术，以期减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发展井盐业。战时，场商则利用国家行库贷款从事井盐业制盐技术改良，比如试验增气助燃贷款、试制天燃气煎盐火口贷款、扶助电力汲卤贷款、扶助兴建枝条架贷款等。其三，战时，富荣盐场年产井盐400～500万担，在手工制盐的技术条件下，这巨大的盐产量是需要大量人工来支撑的。例如，1939年自贡建市时，辖区面积160平方公里，人口却达20余万，盐工的日常供应丰歉与否事关盐场能否正常运行，因此，盐务当局对盐场日用品贷款也颇为重视，在盐工食米、井灶食用油等方面的贷款均有扶持。其四，以上大量实例可以看出，1943—1945年，富荣东西两场（贡井及自流井）井灶笕所需生产建设物资、原材料、日用生活必需品以及改良生产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均需依赖银钱业贷款方可正常运行。从中不难看出，手工制盐业对银钱业的依赖程度，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近代银行业的资金融通，井灶笕恐怕难以维持生产，整个四川盐业将受到较大的打击。

战时场商向外融资需求并未因战争形势明朗而有所回落，反而日益迫切，并且这一形势在战后仍在持续发展。例如，1945年2月20日，自流井盐场公署在给自流井场盐业场商办事处的简明训令中，随令抄发了该场生产建设及改良生产建设各井灶贷领第二次生产贷款数目及担保灶户姓名清表一份。从清表中可以看出，贷款井灶笕户比重非常大，涉及面也比较广泛。

从数据来看，要求贷款的井灶笕厂总共73户，贷款总额为4440万元，井灶贷款最多者200万元，最少为4万元；战时新起的四大盐商（颜心畲、罗华垓、侯策名、熊佐周）赫然在列，同时，盐商融资活动也较以往更为便利，例如，同一贷款户可以通过自己所属不同井灶来进行贷款，如王绩良，系自流井场盐业场商办事处主任干事，分别以良记汲卤厂贷款20万元、双成井贷款30万元、富海井贷款50万元。再如，在通常情况下，井灶贷款要3个井灶来作担保，贷款100万元以上者则需要4个井灶担保。不过，对于担保灶户的担保次数没有限定，如荣益荣祥灶（李根余）分别为恒海井、三才裕通笕、良记汲卤厂、龙涌井、双成井、涌潮井、富海井、自福井等井作了担保；恩熙炭灶（张毅甫，系自流井场盐业场商办事处副主任干事）分别为良记汲卤厂、双成井、涌潮井、德成井、恒通井、富海井、鑫记裕海井、海丰井、正记涌炶井、济金灶、添海井、天成井等井作了担保；公益炭花灶（王绩良）、富庆炭巴灶（王绩良）分别为永潮井、涌潮井、德成井、永潮井恩流笕、荣春井、金溢井、天源井、庆源井、汇通笕等井笕作了担保。

综上所述，从以上大量实例可以看出，1943—1945年，富荣东西两场（贡井及自流井）井灶笕所需之生产建设设备、原材料、日用生活必需品以及改良生产技术设备等各个方面物资，均需依赖银钱业贷款购买方可维持正常运行活动，否则战时整个四川盐业将受到严重打击。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