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是起得早，坐在屋门前那块用来磨锄头的石头上，唤醒夜半里的公鸡。缓缓从衣兜里掏出那用塑料袋包裹起来的山烟叶，一边慢慢地裹着山烟卷子，一边用眼睛看向屋前方那从山凹处延伸到远方的黎明前的夜空，这已成为他春夏秋冬的习惯。他盼着夜色再稀薄一点，就可以捞起那把放在他身边的锄头，向他的一亩三分地进军。去纵横驰骋，去释放他怎么也释放不完的力量，因为我们兄妹三人在长大，是他力量生生不息的源头。
大多数时候，母亲这时已在灶头上忙碌，一个锅里煮着猪食，一个锅里煮我们的早饭。一根根稻草被母亲塞进灶塘，一根根茅草被母亲塞进灶塘，一根根树的枝丫被母亲塞灶塘。烟雾就一缕缕升起来，一簇簇升起来，蹿上灶头的上空，从煤油灯的头上慢慢地四散开来，瞬间弥漫了整个灶屋，而后是我们睡觉的房间。
我和两个妹妹醒来，一般都是被烟雾叫醒的。醒来的我们看着黑漆漆的房间，咳嗽几声，翻一下身就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但往往这时候已不是真睡，赖在床上不想起来。被母亲喊起来的时候，天大都还没完全亮开，父亲已到地头多久了，我们不知道。看着冒热气的杂粮饭，我和两个妹妹揉着眼屎迷糊的眼睛，慢吞吞地吃完饭。等我们再迷糊地睡了好一会儿，天也就大亮了。父亲往往在这时候回来了，只听见他呼噜噜吃饭的声音，那阵势就像雨骤风急一样。
父亲吃完饭，嘴一抹，就又走出了门。这时就是他教训我和两个妹妹的时候到了，嫌杂粮粗饭不好吃，就得自己多努力。一分付出才会有一分收获。我们知道，父亲肯定是看到我们兄妹碗里剩下的杂粮粗饭。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或许是那句“辛苦做来快活吃”的理念的支撑吧。成家后，父亲被生产队选为生产队分小组组长，在任小组组长的一年里，父亲不管怎么带领小组的队员忙活，年产量就是上不去，生产队摊分的粮食任务也无法完成。父亲发现其他小组也差不多，还有更差的。读过高小的父亲就开始琢磨其中的原因。他发现，不管自己怎样身体力行，带头干活，但大多数队员干活的积极性都不高。父亲想，要是这些田地都分摊到人头呢？分给他们自己种，再把生产队给的年计划上交的粮食摊分到人头，或许状况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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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向生产队的队长说了，生产队的队长不敢应允也不阻止。于是父亲就按自己的主张擅自做了主，把田地分摊了下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公社来了消息，要将父亲抓起来。在那个时代里，土地属于大集体，是国有的，父亲的这种行为说大就大了去了，可以说你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也可以说你是资本主义的肌瘤。
就在村里将父亲抓起来的时候，一道公文如天降福音般适时而来，也是给父亲的这次辛苦吹来了春风。田地真正下放承包到人头，宣布大锅饭的时代真正结束。
桐麻园的日子在大锅饭结束后也如其他村社一样日渐红火起来。各自在一亩三分地里薅刨耕种，原先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渐渐成为了过去。茅草房从一间到两间，而后又从茅草房变为瓦房。父亲的房子也在跟着变，在这变的过程中他的后面有了我们兄妹三个，他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干劲也越来越大。
父亲学做砖瓦时，我已懂得记事了。那是一个长期从事砖瓦制作和烧制的师傅到了我们生产队，闲不住的父亲就跟着跑前跑后，跑着跑着师傅就真成了他的师傅，接下来一到农闲就跟着走乡蹿村去了。
后来，我们兄妹大了，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能照顾家，父亲就不去走乡蹿村了。在家的附近打造了一口砖窑，从砖瓦毛坯到烧制出窑，都是他自己一手做到底。有时一窑砖瓦烧制下来，会有三分之一烧制不成功，父亲皱着眉头几天不说话。而后将那些烧制不成功的瓦往自己房子需要的地方摆弄，自己的房子上摆弄不下了，就送给那些比较困难的邻居，至少可以不让他们的屋顶漏雨。在此时，在物质上，父亲也感受到了一分付出不一定有一分收获的尴尬，但在精神上似乎收获了很多。到后来，桐麻园几十户人家的房顶差不多都有父亲炼制的瓦，这让父亲多少有一些骄傲。所以，父亲也没有太多地纠结。
村里通上公路后，小山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预制板楼房也在不知不觉中耸立在了山坡上，有与山坡山顶试比高之嫌。我和两个妹妹也就长大了，长大的我们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也没能实现自己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梦想。父亲烧制的砖瓦经不起从城里运来的火砖预制板的冲击，不管是颜色还是质量。不得已的父亲只好放下自己的手艺，从那些全家都出门打工去了的邻居手里，承包一些土地来耕种。说是承包就是帮着上交三交农税，其他的就不用再管了，多的收入就是自己的报酬。尽管如此，可天公时时不作美，那些瘦削的田土，父亲往往一年辛苦播种和耕耘下来，也没有多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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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后，看着那些出门打工的人过年过节回家，一身衣着光鲜。穿着小山村不能见到的，话语里夹杂着与小山村不一样的口音，提着与小山村不一样的物事，尽管他们的脸上还有些许兴奋感压抑不住的沧桑。我和两个妹妹也不安分起来，相继走上了打工的路。
桐麻园的年青人，凡能跑得动走得脱的就都走进了城里，走向了异乡。桐麻园的房子越空越多，桐麻园夜晚的灯盏越亮越少，桐麻园的土地越荒越多。父亲从一家又一家人手里接过他们的土地，父亲驰骋的疆域就更宽广了。
人体终究不是铁打的，父亲也不例外。父亲胃穿孔的时候，他已被锄头折磨得皮包骨头。黑瘦瘦地，是那种瘦得让人担心的瘦，黑得让煤惊慌的黑。躺在病床上，轻声哼哼，就像他劳累后躺在床上哼哼一样。是的，他是真累了。大多数时候，他干活累了吃不下去饭就喜欢空着肚子喝酒，抽烟。酒喝了，烟抽后，他就感觉没那么累了，腰也没那么疼了，才有精神继续上坡下田。胃就这样穿了，穿了胃后的父亲戒了烟酒，干活没有力气了。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抽上了烟，喝上了酒，且从原来的中午晚上喝，变为一日三餐都不能少，或者每回一次家都会空口喝上两口。酒让父亲有持续的力气干农活。
在酒里泡着的父亲走路越来越慢了，声音越来越绵软了。一个消息又一个消息从他绵软的声音里传入我的耳朵，这一季玉米收获了3000斤，小麦收获了2500斤，稻谷收获了4000斤……现在农税减免了，现在三交减免了，现在种别人的土地什么也不用给了。
我听得出父亲疲惫的声音里充满了亢奋，我明白父亲在他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里兴奋，但父亲的那句“辛苦做来快活吃”的话，我想他一定没有真正做出最后的兑现。他是辛苦了，但却一直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们兄妹给他们买回的衣服几年了还压在箱底，买回的补品过了保质期还在那里摆放着。他们把血汗换来的粮食送进城里，换来零星的纸币安放于我们兄妹身上。
电线杆走进桐麻园时，父亲已经当社长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们也有电灯了，那高兴的话里充满了酒精般激荡起的兴奋。就如那些年，我和两个妹妹在逢年过节时盼来一件新衣服一样。
机耕道下村下组的时候，我们生产队很多户人家都已远在他乡。因这条路是全民的路，乡政府基本出不了多少钱。为了响应“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得靠大家集资才能完成这条路。父亲一个一个地找电话，打电话与他们沟通，有的爽快地应下了，并很快寄回了钱。有的口里应承了，钱却迟迟不到。有的说，我十年八年也不会回家，修这条路我也享受不到。父亲与他们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父亲说，我先想办法给你们垫付上。于是在年近60岁的父亲领头下，一个炮眼一个炮眼地凿打，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掘，这条机耕道就进了桐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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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是近几年基层改革后的一个大组，我们这个联社是原先的三个社合并而成，父亲又光荣地当上了联社的组长。此时父亲已60多岁了。
我们这个联社，是几个大山弯的一条脐带，在一道山崖上盘踞，队与队之间的路走得快最少也得20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队在中间。山路狭窄，多坎多岩，我和两个妹妹真担心父亲，本就瘦得不能再瘦了，走路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风火火。慢得不能再慢的脚步，要是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滑倒在坎下或者岩下，那该怎么办？所以打一次电话回家，就叫他别做社长了。而父亲说，他不做了谁做啊，要不老的老，要不小的小。就是有能力的，他们嫌一年1000块钱不到的辛苦费太少。
桐麻园的人在一个一个地少去。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在我们这一代远离故乡时，比父亲老的比父亲小的，好像争着离开烟熏火燎的日子似的离开了这个人世。而荒芜了的桐麻园，一丛丛草淹没了昔日热闹的山径。修起来的机耕道，也经不起时间的风雨冲淘，要不这里被塌下的泥石掩没，要不那里被洪水冲塌。这条路本就是每一个社员集资修筑的，对于后面维护的事宜一无所有。看着这条富民路的满目疮痍，父亲心疼了，这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怎么走啊？
在三伏天，父亲时常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个人用他老迈的肩头去清理。将那些垮掉的，塌下的，用撮箕一趟接一趟地来来去去，该补的补上，该填的填上，边沟该清理的清理。常说人老骨头绵，可父亲皮包骨头的身体，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伏天太阳的疯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已不再年青，病倒了。
病倒的父亲已67岁了。67岁的父亲，似乎还有用不完的力气。他看不惯土地被荒芜，他用他的经验对一块块田地进行筛选，凡是好那么一点点的田地，他都不放过，加起来有近10个人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兄妹每次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要种庄稼了。而他在电话里，用他那已关不住风的声音说，辛苦做来快活吃，这还不是为了往后的日子过得更顺畅些。再说，你不做，我不做，到时候吃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泥文，本名倪文财，重庆开州人。现居渝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诗集《泥人歌》《我多想停下来》。诗集《泥人歌》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3卷。曾获2010年“全国十大农民诗人奖”，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赛”诗歌奖，第二届“‘精卫杯’中国.天津诗歌节”优秀诗集奖等多种奖项。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散见于数十种各级刊物和选本。
人人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