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光、杨清明、邓琳：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济光、杨清明、邓琳：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记录稿）

王济光（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以繁荣地方史研究为己任 让历史文脉彰显时代风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济济一堂，共同回顾重庆地方史研究会的历史，缅怀为研究会付出辛苦的先贤前辈，总结研究会的办会经验，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回顾过去，研究会从成立、发展到壮大，市政协一直与研究会有着密切联系，长期重视对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一路走来，研究会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实践证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是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学术性社团组织。以研为本、以史为根，研究会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注重团结学界，研究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地方史研究学术人才。规范廉洁、注重素质，研究会秉持着先进社团的风骨风貌。规范办公、廉洁办会一直是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传统。从性质上讲，研究会是一个非盈利性民间学术社团，从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到秘书处工作人员，全部为兼职，开展研究会的各项工作，都需要具备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恪守职责、甘于奉献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奉献精神的薪火相传，研究会才得以茁壮发展。

展望未来，研究会在凝聚各界共识、助推重庆发展方面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市政协机关党组和办公厅对研究会负有主管责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肩负着研究会的业务指导职责。能否支持研究会开展好重庆地方史研究工作，是衡量文史委自身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文史委一定会支持研究会的各项工作，并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把有关研究项目更多地向研究会倾斜。一是要珍惜守护好重庆历史文化，在构建科学的重庆历史研究体系上下功夫。二是要突出重庆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在疏理和研究重庆地方历史文脉上下功夫。三是要广泛而深入地挖掘重庆历史文化资源，在全面整理海外重庆历史文化档案文献上下功夫。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研究项目上。

杨清明（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站在新时代前沿　创造更好的成绩》

首先，是向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敬意。刚才周会长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是全市学会当中最好的之一。据我了解，我们研究会在市社科联社科类的社会组织中可能不是最好之一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甚至是唯一。不管从成果的质量、数量、品位、国际的影响力来说，我们都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还出了很多人才，老中青三结合，老的是老当益壮，中的是中流砥柱，青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出了人才，还培养出了一种精神，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文脉，这是我们的软实力，也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非常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地方史是国家历史中的一部分，国家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部分。所以要以点带面，让社会科学的研究，让整个社会发展更加科学。一个社会要科学发展，一定要发展社会科学。没有把握社会科学的规律性，我们做出的决策有时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也需要加油鼓劲。重庆市地方史大会在已经走过的30年基础上再要谋划下个30年。我祝愿并坚信，下一个30年一定更加辉煌！

邓琳（重庆市民政局副局长）《按照社会组织发展规律，把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建设得更好》

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我们了解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3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30年来各位专家前辈丰硕的研究成果，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甚至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借此机会，我想向付出心血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尤其是老前辈们的学术作风、人格魅力，对新人的培养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传承。

作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社会组织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史研究会属于社科类的社会组织，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提高政治站位。二是以党建为引领，加强研究会的自身建设，促进研究会高质量发展。三是围绕重庆中心，服务大局，促进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年社会组织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脱贫攻坚。我们研究会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特别在文化扶贫方面应有所作为。希望在进一步挖掘、传承、宣传重庆的历史文化方面多做贡献。在重庆文化宣传方面还可以再加大力度，我们出了这么多书籍，重庆现在也是网红旅游城市，我们要提升文化品位，把重庆的文化融入到旅游当中去，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这方面还可大有作为，希望为重庆多做贡献。

徐朝鉴、李宗杰、王川平、常云平、蔡斐、艾智科：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记录稿）

徐朝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原会长）

回顾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30年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根本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利于包括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在内的，一切学术活动的开展和取得成效。这个大环境中也包括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协的重视和支持，研究会组成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有效的工作。同时，特别要指出的是，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领导的核心中坚作用和作为，这主要是：

孟广涵会长，孟老在担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的20多年间，以其丰富的领导艺术，广深的社会影响，虚怀的听取建议，领导、关心和影响研究会的工作和活动，一直到2011年3月仙逝。他是研究会的开创者和决策者，更是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和巨大成就取得的有力领导者。

周永林副会长，周老在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的长达近30年间，以其对重庆历史的熟悉深解，丰富的工作经验，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全方位和全身心的领导、主持研究会的工作，直到2014年12月仙逝。他是研究会的发起者和开创者，更是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和巨大成就取得的全力支撑者。

周勇同志，在前担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在后担任研究会副会长、会长的整整30年间，直接参与和领导研究会的活动和工作，从大的谋篇布局，计划项目的提出，到具体组织实施，包括出版发行；以其真诚奉献精神，联系团结重庆社科界单位的众多中青年才俊，共同致力于研究会课题的提出与实施，既是研究会的中坚骨干和领导，更是研究会发展壮大和巨大成就取得的鼎力大为者。

这里，还应指出的李青光同志和李宗杰同志的工作。通过他们的具体工作，看住了研究会的牌子，守住了研究会的房子，畅通了研究会内外的联系，是研究会的守护人，应该肯定他们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

最后，我想以几句浅言粗语作为对研究会工作的总括和对研究会今后工作的希冀。

三十年来立此会，坚定执著践初心。

矢研重庆地方史，众多群贤付苦辛。

天道酬勤用心者，著述颇丰冠史林。

史学著述两千部，两万多篇学论文。

存真求实经世用，多获赞誉和殊荣。

以三十年为起点，再迈大步从头来。

相续相传薪火盛，望多新著频频传。

李宗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我有幸成为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这使我这个当时50多岁的文史工作新兵，走进了一个最好的学习实践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校，终身受益。我曾先后任过市地方史研究会理亊、常务理事，秘书处工作人员，驻会副秘书长和副会长，见证了本会的发展。

在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后的前20余年间，孟广涵同志担任会长和名誉会长，周永林同志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名誉会长、顾问。他俩因年龄关系担任名誉会长期间，相继同新任会长徐朝鉴同志、周勇同志一起继续从事本会领导工作，不仅出席每次会议，而且主持部分重要会务、重要学朮活动和指导自身建设工作，直到2011年和2014年相继去世。

市地方史研究会继承传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团结联系重庆地方史学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为重庆地方史研究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一、从重庆实际出发，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从学术观点到研究方法，都有诸多独到的见解和创新，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二、坚持历史研究与现实工作相结合，为资政育人出力献策。研究会的工作多年来都受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三、积极组织开展为重庆走向世界和实现祖国统一服务的海外学术交流。举办和联办了20多次海外多种学朮交流活动。四、着力建设好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形成了来自我市10多所高校、40多个市级、区县级相关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老干部、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三结合的以中年专家为骨干的会员结构。保证了地方史研究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五、大兴协作之风，广泛组织实施了市内外的大协作。协作出成果，协作出人才，早已成为一条成功的经验。六、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业务水平，取得了市内外公认的优异成绩。在全市社科界5次评比中，每次都被评为先进（优秀）社团，2011年被市民政局授予“全市先进社会组织”称号。

我作为市地方史研究会的一名85岁的老会员，对本会老一代领导和专家学者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将永远铭记，并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继续传承和实践；对新一代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所开创的事业和取得的多方面的新成就，感到非常高兴，我在这里为你们喝采！

王川平（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学术的灵魂就是讲究原创性。重庆地方史研究原创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珍惜和弘扬的。我有幸组织过很多项研究项目，包括巴渝文化。当时是揣着一个梦想：我们对重庆文化要负责。我们当时就有预感，重庆一定会直辖，重庆的文化怎么办？到底用什么来概括重庆的文化？现在看来，我们概括的比较好，尽管巴渝文化是前人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大量的推广、梳理工作。所以，这两年学界对重庆文化的表达也在不断地更新。尤其是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让我又反思对重庆文化的表达，不人云亦云。比如我当顾问工业博物馆建设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史料，这个史料足以成为我们重庆近代史开端的起点，寻找重庆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厚工重商”。“工”和“商”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内核，是动力。所以我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那篇文章里面讲重庆文化时，增加了一条“以厚工重商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都市文化”。

常云平（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

30多年来，我目睹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推开重庆地方史研究尘封的大门，改革开放的春风怎样吹醒地方史研究工作者的动人一幕。我幸运地投身其中，与重庆地方史研究者们一道，共同见证了重庆地方史研究，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从起步到欣欣向荣的光辉历程，共同实现的重庆地方史发展的一次次跨越。

1989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重庆市政协机关主管，全市地方史研究工作者有了一个家的感觉！在原来沧白路的市政协会议厅、江北的重庆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了诸如“重庆开埠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类的研讨会、讲座，重庆地方史研究开始步入发展期。这期间，四川大学的隗瀛涛先生多次在研讨会上发表高见，使重庆史学界同仁获益匪浅。30多年来，研究会秉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推进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宗旨，团结全市在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中共党史、地方专门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形成了“讲政治，崇学术，重团结，推新人，出成果，走正路”的优良传统，为推进重庆历史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老一辈的指导和带领下，伴随着地方史研究会的成长步伐茁壮成长。我、潘洵、唐润明、张瑾等老师都是见证者。我们也由初出茅庐的小毛孩成长为了各单位的骨干，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学者，这一切都得益于地方史研究会发展，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成果都是从事的重庆地方史研究。

2010年前后，重庆地方史研究进入繁荣期。上级重视，研究环境宜人，各路人马汇集，共襄盛举，我们感觉重庆地方史研究的春天到来了。随着三峡库区文化遗产保护、抗战大后方研究工程的实施，我们的第八、九次重庆市社科评奖可以看出，历史类的大部分成果出自地方史研究，出自我们这一代中年学者。重庆历史学界不仅在全国有了名气，在世界历史学界也有了生气。不仅我们的科研工作不断取得进步，我们的学科建设工作上了新的台阶。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在重庆市已经全部布局完成（西南大学的中国史、世界史；重庆师范大学的考古学），为我市的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打开了新的局面，也为重庆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

蔡斐（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我是江苏人，本科硕士博士都在西政度过，毕业后又进入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博士后学习。差不多18年，我个人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在重庆度过。2007年，我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抗战时期陪都新闻教育钩沉》，拉开了我对重庆新闻传播史学的关注。2010年，我和我的导师赵中颉教授申报的《重庆新闻传播史》获得重庆市立项，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完成了《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编成了《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现在，我承担了《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两个项目，2019年还要出版《重庆近代报纸提要》和《晚清重庆报业史》两本专著。

重庆新闻史，是我本人和重庆地方史学会结识的第一个纽带。第二个纽带则更加机缘巧合，真正让我意识到重庆地方史学会的这种薪火相传。2008年，我读博士的时候，选择了法律专业。我选择了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作为研究对象，当时为了写作，我在网上买到了周永林先生1983年出版的《邹容文集》。在我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周勇老师的带领、指导、协调、帮助下，我与王志昆先生、袁佳红女士、唐伯友先生、周昌文先生广泛收集整理了邹容和苏报案的第一手档案史料，用100万字的篇幅立体还原了1903年上海苏报案的原貌，勾勒出邹容在苏报案中的全貌。在我看来，从1903年发生的上海苏报案，到1983年周永林先生编著的《邹容文集》，再到2013年周勇老师带领我们汇编的《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体现了重庆学者研究重庆地方史的一种传承。

艾智科（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2010年，我博士毕业，来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从事文博研究工作。我逐步发现，博物馆的研究与纯粹的历史研究有着不小区别。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重庆大量的抗战文物和档案文献资料。这种在工作中时刻都注重把实物与文献结合起来的方式又开启了我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全新认识。于是，我们把重庆抗战遗址研究由整体研究推向分类研究，把新的抗战研究成果转化为展览。期间，参与主创的《抗战岁月》、《革命理想高于天》两个展览获得了全国十大精品展览。我有幸参加了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一些研究项目。2017年，我被推选为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接触到了更多的同行，了解到了更多的学术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会里，更有机会向诸多的大学者学习。　　

今天，作为青年学者，能参加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自己又有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重庆地方史的机会，特别是向在座的各位前辈学习；三十年座谈会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也必将为历史所记载。我们都有责任进一步弘扬研究会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做好地方史研究整装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