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瀛涛（1930—2007） 中国史学泰斗
中国第一个地方史博士点开创者。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原会长，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四川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历任四川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
4月中下旬，何教授通知我去城市所交接稿件。城市所位于川大望江校区东门，拐过川大文理图书馆就到。这是一座简陋的四层小楼，粉墙斑驳，墙上长满了苍翠的爬山虎。楼前右边是一片废弃的小花园，深褐色的泥土里隐隐露出了红色的旧砖，其上长满了野草。大门在楼的左手边，两扇老式木门，门上的油漆也剥蚀得厉害，门边除挂着城市所的铭牌外，还有“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都市历史学会”“成都古都学会”三块牌子，彰显着这座陈旧小楼的不平凡之处。
何教授在三楼等我。推门进入小楼，里面的陈设和楼的外观一样朴实无华。三楼分为两部分，中间只有一道玻璃墙，外间供博士们读书学习，里间是何教授处理所务和治学的地方，这样布局方便学生随时请益。见到何教授后，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简单寒暄了几句，即进入正题。稿件分两部分，一为文集选目，一为底本复印资料，计《四川保路运动史》一册（已由隗公另一位高足谢放教授校订过）、《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古稀之年的回忆》（以下简称《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一册、论文四十余篇（后增补为五十余篇），三种资料足有十七八厘米厚，结结实实地装了一手提袋。收入本书的《重庆开埠史》虽在选目之中，但一时没找到底本，后由何教授弟子杨洪勇博士复制后提供。
我带着厚重的书稿回到出版社，随即叮嘱排版部门录入、排版。与此同时，编辑小组根据书稿的情况拟了一个初步的编辑预案。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公开出版或发表过的，编辑起来的难度较首次出版的文稿要小。因此，此次编校任务主要是做好以下三项工作：其一，覆核底本，扫清录入错误；其二，核查文献，解决底本遗留问题；其三，紧跟编辑规范，对底本中不规范的汉字、度量衡用法、脚注格式等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进行修订。
样章排出后，已入8月。其时，何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七卷本《中国城市通史》（本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已紧锣密鼓地进入编校流程，我做了一些项目联络工作，也忝任了其中两卷的责编，所以和何教授的接触逐渐增多，开始熟络起来。何教授学识渊博，谈吐儒雅，待人谦和，对后辈没有一丝架子，让人如沐春风。何教授审核样章后，先予以勖勉，随即嘱我加快进度，因为来年3月左右将召开一次纪念隗公九十诞辰的学术讨论会，并云他已请章开沅先生为隗公文集作序。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讯息。
正式开始编校工作后，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最先编校的是隗公自传《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和何教授、谢放教授关于隗公的回忆性及学术评介性文章。随着编校工作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本书体例的精当之处，因为编者非常巧妙地将揭示作者的学术思想演变轨迹和展示其学术体系结合在了一起。书稿在正文的编排上，第一部分是《四川保路运动史》，第二部分为《重庆开埠史》，第三部分为“重要论文选辑”，殿以隗公自传，“附录”则收上述何、谢两教授的评介性文章。这样一来，就使得本书纲举目张，读者一睹要目，就能够清楚本书的内部结构和主要内容，展示了隗公主要的学术面向，具有分类的优势。《四川保路运动史》是隗公对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史多年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升华，隗公也因此获得了“隗保路”的美誉；其后的《重庆开埠史》既延续了隗公此前关注地方史的一贯路径，又昭示了隗公在改革开放后，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提炼新方法，开创新领域的学术气魄，这部研究西部区域社会和城市变迁的经典力作，至今还嘉惠学林，沾溉后辈；《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是隗公晚年的“夫子自道”，将其殿后，自无疑议。置于《重庆开埠史》与隗公自传之间的“重要论文选辑”，其实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即四川近代史研究、城市史研究、书评序跋及爱国主义讲稿，各部分又大体上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由此可见，这部文集确实凝聚了编者不少的心血，若非对隗公学术有深入领悟者，断不能做到去取如此精审，编排如此精当！
《隗瀛涛文集》何一民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至11月，已进入初冬，天气渐冷。这时何教授已从武汉拜谒章先生归来，并带回序文。何教授说，章先生虽年届耄耋，但为史学泰斗，庶务繁多，序文是他在拜谒之时章先生旋写的，并通过微信发送了序文的第一页给我，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序言是写在华东师大近代史研究所的稿笺上的，开篇即引孟浩然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行文奔放，笔力遒劲。细审手稿，几无一处圈抹，古人所称“文不加点”，殆谓此耶？只让我辈身当壮年而文思枯竭者徒兴望洋之叹耳！当晚，何教授即将章先生手稿分享在朋友圈，略叙得文经过，且云将在合适的时候让手稿回归华中师大，其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这部由章先生作序，收录隗公遗著，由何教授作跋的图书，其迥乎寻常的规格，至此形成。一部文集，囊括两史学泰斗，一学界领军人物，的确罕觏。而我作为编辑，能够躬逢其盛，又是何其幸运！
随着深冬的来临，离寒假的日子越来越近。想着新年一过，3月份有关隗公的学术讨论会就要召开，我心里不由得一紧。好在整个编辑团队精诚合作，虽然时间紧迫，但还是有信心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讵知，尚未过年，新冠疫情就爆发了，武汉封城，全国戒严，为了抗击疫情，减少因人员流动带来的病毒传播，大家都自觉禁足在家。其时我正在岳父家过年，受疫情影响，亲友间的走动很少，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编稿。文集“重要论文选辑”中有一篇《血肉长城 历史丰碑》的文章，乃隗公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所作，其中有“当前，中日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等语，而当时日本所捐赠抗疫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已传遍中华大地，为稳妥起见，我遂在该段文字下加了一个按语，对文章的写作时代和背景进行了交代，使得这部书也带上了一些时代的印记。
2月中旬回到成都后，我和何教授通了一次电话，就本书的出版时间进行了商讨。何教授说：依目前的形势看，疫情虽被控制住了，但短时间恐怕还不敢掉以轻心，学术讨论会的事情可能也要向后延展，看下半年有没有机会。随后话题又回到了疫情上，谈论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嗟叹久之。由于平时和何教授的交流内容都是一些和书稿相关的事宜，这是第一次谈到生活的话题，何教授对现实关怀之深之切，让人动容。
由于我是从外地回成都的，需要在家禁足两周。解禁回单位上班，实行轮岗制，每个人一周值一天班。这样一来，书稿的进度就无从保证了。3月份，全国的疫情已被控制住，武汉也进入决胜阶段。4月下旬，随着最后一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愈，全国疫情基本清零，街上的行人也逐渐多起来了，一切都焕发着蓬勃的生机。5月份，大家就自觉地戴着口罩赶工了。同月底，为推进《中国城市通史》的编校工作，出版社和城市所在小范围内开了个工作促进会，会上也讨论了《隗瀛涛文集》的出版事宜。何先生提供了一些隗公的生平影像资料，一部分来自隗公哲嗣，一部分来自何教授的自藏，而与隗公合著《重庆开埠史》的周勇先生，因鉴于初版图书中插图的像素不高，精度不够，又另外遴选了若干照片予以替换，并撰写了替换说明及各插图的说明文字。在隗公的影像资料中，我认为有两张照片尤为珍贵，一张为1982年隗公与章开沅、林增平两先生在岳麓山的合影，一为2000年隗公与卿希泰、罗志田、鲜于浩三先生在川大文科楼前的合影。前者三公皆为《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灵魂人物，其始末章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论述；后者为抓拍的镜头，照片将隗公作为学界领袖那种自信从容的气度和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展露无遗，极为传神。
在编校过程中，编辑组的各位老师都从不同的角度解决了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文集尽可能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复审熊瑜教授对近现代史极为熟稔，终审李天燕副社长对全书的体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责校庄剑博士精通文献学，纠正了一些文献上的疏漏和前后歧出的地方。按照终审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各部分的篇章页后对该部分内容所采据的底本等情况进行了交代，对各论文的出处进行了说明，使全书体例更为完善，编排更为严谨。由于书稿所录文献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各时期出版社和期刊对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要求不尽一致，因此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经过商量，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以书稿的各部分为限，进行局部统一，然后再在书末附一个《本书所引文献简目》（以下简称《简目》），将各条文献的信息详尽著录于后，这样既方便读者覆核，同时可以使读者通过《简目》对隗公的涉猎范围有个初浅的认识（因为这只是引用文献，其参考文献当数倍于此）。
经过反复的编校，书稿至8月方编定蒇事，到印刷完毕，已是国庆前夕。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以言编辑之难也。希望正式出版的《隗瀛涛文集》，由我们解决的遗留问题更多一些，由我们新增的失误更少一些，也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作者——川大社筚路蓝缕的开创者隗瀛涛先生，同时无愧于我们的职业，无愧于我作为川大社后来者的身份。
文/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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