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的尾声，重庆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朋友。

2020年12月20日，一条来自《朝日新闻》的消息震惊全世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在网上看到这条消息，悲从中来，久久难平。

“中国和重庆学界失去了一位享誉世界的好朋友。”周勇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去唁电，向傅高义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他的思绪也被迁回到2009年，那年秋天，他和傅高义在重庆北碚第一次相见。

而那并不是傅高义第一次来重庆。早在2000年前后，因为研究邓小平的关系，他就来过重庆。不过那时，重庆学界与傅高义还未正式建立联系，他对重庆的印象，如同这座城市冬日笼罩的浓雾，存在着太多未解之谜。

重庆与傅高义的正式对话，始于2009年秋天在重庆举行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作为第一召集人的傅高义，以其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力，召集了数十位国际顶尖学者来渝，这在重庆是前所未有的。自那以后，傅高义与重庆的故事，才算是真正铺开了。

2009年秋，第一份见面礼

第一次来重庆开会，傅高义就送上两份大礼：第一，将中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各国学界领袖和资深学者都召集到重庆，用周勇的话说，“他几乎把当今西方主流学界的整个阵营都给搬来了。”

第二，他还动用自己在政治上的资源，邀请欧盟驻中国前大使魏根深和中国香港前总督卫奕信勋爵分别向会议发来贺信。

回顾2009年的这次“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周勇用了“空前绝后”来形容，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词是贴切的。那时，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刚启动一年，尚无国际影响力，本地学者只在书本上论文里见过诸如傅高义、山田辰雄、米德、方德万等国际顶尖大师的名字。眼下却能跟他们坐在同一间会议室共同讨论中日战争的话题，无疑是令人激动的。

那一年秋天，重庆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学术味道。

实际上，与重庆“结缘”的机会，也是傅高义亲手创造出来的。他不仅是“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起人，也是将第四次会议在重庆落地的提议者、推动者。2008年，当周勇从中国学者杨天石口中得知，傅高义同他提议由重庆来举办第四次会议时，周勇便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美国老头儿心生敬意。一位外国学者，能看到重庆在二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杰出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

重庆欣然接下傅高义送的这份“礼物”，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发一份《重庆倡议》。会议开幕前一天的见面会上，当周勇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傅高义一口答应了。那种爽快的态度让周勇略有点吃惊，“他很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很给东道主‘面子’。”

随后，周勇起草了这份《重庆倡议》，由傅高义、山田辰雄、杨天石三人再进行修订，两天之后，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在会议结束时宣读。这份倡议除了总结“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的成绩、意义之外，也特别肯定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倡议各国专家学者以本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契机，关注并参与到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之中。

可以说，傅高义在重庆公开场合的首次亮相，给重庆政界、学界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几份“礼物”对重庆意义重大，重庆的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影响从重庆一域提升到国家的高度，进而走入西方主流学界。

“傅高义是这次会议的灵魂。”多年后，每每回忆起那次会议，周勇都如是评价。

而傅高义也有特别的收获。彼时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周勇在会上将自己主持编纂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赠送给了傅高义，为他的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史料。两人的交情就此结下。

会议开得很成功，可在傅高义临走之前却发生了点小插曲。离开重庆那天早晨，他在宾馆用剃须刀剃须，结果下颚被划伤，血流不止，而国际航班已定，傅高义坚持要走。周勇立即协调渝北区医院为傅高义止血、包扎，处理好之后他陪同傅高义直奔机场。傅高义登机之后，周勇等人仍然格外担忧，直到后来傅高义来信报告平安，才松了一口大气。

2012年，在波士顿接待“重庆朋友”

周勇作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是重庆与海外学者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自那次结下友谊之后，周勇与傅高义时常通过邮件往来保持联系。得益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的成功，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呈加速推进之势。

2012年9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一行23人前往美国，先后去到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地，收集保存在海外的重要史料。其中，波士顿一站，首要任务是前往傅高义家中拜访。

此时的傅高义于中国，又比之前更多了一层意义，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中文繁体版已先后在美国面世。

那次与周勇同去的还有黄晓东等三人。当他们到达傅高义在哈佛大学的家，傅高义穿着蓝色西服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并用流利的汉语说：“你好！你们好！”

接着，傅高义请这群从重庆远道而来的朋友在客厅落座。他曾在这里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接受过全球媒体的采访。

傅高义让重庆客人在沙发上落座，而他自己则搬来一把稍高的靠背椅，坐在客人们中间，亲切地聊起来。

几句寒暄后，便进入了正题，周勇向傅高义讲述此行率团从西海岸旧金山登陆，然后一路向东寻访资料的情况。话音未落，傅高义就说，“我给你们找一位朋友来，他可支持你们。”随后拨了一个电话，5分钟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来到傅宅。

经过深入交谈，郑炯文爽快地表示支持重庆抗战工程，并承诺，他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将检索关于中国抗战的资料，协助考察团在哈佛进行资料收集。

傅高义此举送上的这份“大礼”，让周勇心中充满了暖意。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颇有感触地说，“这老头儿真有点重庆人的秉性，人对了头，飞机都要刹一脚。”

那次，周勇一行拜访傅高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邀请他参加2013年秋在重庆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并向他介绍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傅高义很开心地对周勇说：“您来到我家给我介绍明年开会的计划，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很愿意支持您的工程。要是您派遣专家小组来到哈佛大学查阅资料，我当然会尽量给他们支持。”

时隔三年未见，从重庆到波士顿，主客身份的对调，反而让周勇更加被傅高义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一位国际顶尖大师如此虚怀若谷，实在令人钦佩。

当天的另一个重要谈话内容，是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他主动提起2009年在重庆时周勇送给他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并大加赞赏，称这本文集为他提供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重要史料。说着他拿出《邓小平时代》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版，分别签名后赠送给周勇。并告诉大家，目前正在与北京三联出版社谈出版合作事宜，估计不久会在中国大陆出版。

这个消息让在座的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兴奋。周勇很懂得把握时机，当场向傅高义发出口头邀请，希望他2013年到重庆时去重庆图书馆做一场《邓小平时代》的新书推荐会。傅高义欣然同意。

2013年，与重庆读者的见面会

时间来到2013年，尚未等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召开，傅高义已于4月份提前来到中国参加博鳌论坛。

4月8日上午，他出现在重庆江北机场，提前来履行他对周勇的承诺：为重庆市民做一场《邓小平时代》的新书推荐会。

周勇在机场接到傅高义，这两位老朋友来了个热切的拥抱。那天，陪同傅高义来渝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孙子，三个美国人从中国的一座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连个翻译也不需要，足见傅高义的对中文精通到什么程度。

再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傅高义是带着问题来的。刚进入休息室，他就迫不急待地问周勇：“为何当年四川能出像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这样的英雄与名人？”

毕竟傅高义已是83岁高龄，周勇担心他旅途劳顿身体吃不消，原本想让他先休息一下，不料这位老学者一点都没有疲态，反而浑身上下充满着好奇和兴奋。就这样，在机场的休息室，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场学术讨论。

吃过午饭之后，傅高义也没歇下，下午3点赶到了地处解放碑的重庆书城举行签售。彼时，《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上市不到三个月已热销50万册。那天的重庆书城，人头攒动，人们为得到一本傅高义亲笔签名的《邓小平时代》而排起了长队。

走进会场那一刻，傅高义还用“中国式谦虚”幽默了一句：“这一次，我是卖书的小商人。”周勇随口回应：“小商人，大学者。”在这里，傅高义接受了十多家媒体的现场采访，他全程用中文与大家交流，游刃有余。

“来到重庆，我特别高兴，因为邓小平当年就在重庆读过书。”傅高义说，重庆的求学经历对邓小平的发展非常重要。

傅高义认为，伴随邓小平一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在重庆启蒙的，并且他的视野也是在重庆不断扩大的。

说到这里，周勇告诉他，邓小平当年就读的留法预备学校，就在书城旁边的夫子池。“这么近啊！”得知自己与邓小平当年读书的学校离得如此近，傅高义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惊喜。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研究邓小平，他采访了300多个人，查阅了大量的中文文献，在邓小平一生中很多重要地点都实地走访、小住过。而这次来重庆，似乎又让他对邓小平曾经生活的环境有了新的认识。

次日，傅高义在周勇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图书馆举行演讲，题目是“邓小平与中国道路”。下午2点半，当傅高义走进重庆图书馆演讲现场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现场座位有限，重庆的读者为了获得与这位世界级学者面对面的机会，只能提前抢票。有一名重庆邮电大学的学生为抢一张票，提前一个星期早上7点到图书馆排队，因为每天只有前6个读者才能获得这张入场券。

上一次傅高义来重庆，是2009年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那次他用学术魅力征服了重庆的学者；这一次，他凭借一本《邓小平时代》走进了重庆大众的视野中，虽然只停留了短短33小时，但各家媒体纷纷大版面报道，读者争相购买其著作，有媒体用“傅高义旋风”来形容当时的轰动。

与重庆的不解之缘

“我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这是傅高义在重庆图书馆面向重庆读者所说的。这种缘分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机缘巧合，也与重庆方面的热情、努力密切相关。

事实上，周勇2012年在傅高义波士顿家中拜访时，本意是想请傅高义在2013年秋天来重庆参加“中日战争国际研究”第五次会议时顺便到重庆图书馆作新书推荐。而这次赴约之所以提前了小半年，正是重庆民间的热情所致。

重庆精典书店总经理杨一在春节前就听说傅高义要来中国巡回签售，他激动不已，但当时巡回签售的城市名单并没确定。杨一找到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请他转达3个理由，一定要邀请傅高义来重庆：“重庆是离邓小平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邓小平从太平门出发去法国，重庆是他人生起航的地方；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邓小平在西南局领导地方工作的地方。”春节前夕，他收到回复，傅高义愿意来重庆签售。

所以，当傅高义4月8日来到重庆，杨一见到他问的第一句话便是：“您对这3个理由满意吗？”傅高义回答：“非常好。”

虽然《邓小平时代》已经出版了，但傅高义并未停下研究邓小平的步伐，对于与邓小平关系颇深的这座城市，傅高义虽然来过两次，但还有一些未解开的谜题。2013年春天的重庆之行，傅高义迫切需要解决的疑问就是：为何当年川渝能出像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这样的英雄与名人？因此，一下飞机他就与周勇讨论过一轮。这还不够，在书店签售、图书馆讲座、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再次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意在得到更多的答案。

像周勇这样的中国学者很珍惜每一次与傅高义交流的机会，傅高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乐意从中国人口中去了解他们对于自己国家、文化的思考。

周勇作为重庆资深的地方史专家，这个问题其实早就研究过，不过，傅高义提出来之后，他又重新进行了思考、整理，在当天的讲座上再次与傅高义分享他的观点：“川渝地区曾经太穷，所谓穷则思变，冲出夔门是当时很多有志青年的抱负；另外重庆在清末时就开埠，是西南地区经济和交通的枢纽，是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还有就是明末清初时湖广填四川，这里来了很多移民，移民有开创精神和兼容并蓄的精神。”

傅高义很认同这种解释，他认为移民精神的确很重要，“美国也是移民国家，移民有创造性”。

“今天，我孙子也跟着我来重庆了，他25岁了，走了很多地方，他评价重庆是个很酷的城市。我也比较赞同。”这次重庆之行，让傅高义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更进一层。除了“酷”以外，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其厚重的一面。

“中国先生”

2013年9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在重庆举行。短暂告别5个多月后，傅高义再次来到重庆。

时隔四年再次承办“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会议，重庆的抗战工程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会议期间，借助海外学者云集重庆的机会，重庆正在筹拍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后方》导演组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对傅高义和与会国外境外学者进行专访。

那时的傅高义，因为《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正在中国热销，自然成为中国读者和媒体追逐的学术明星。他的时间很宝贵，原本只答应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无暇安排专访。

15日早上，《大后方》总导演徐蓓在通往餐厅的路上“拦截”了傅高义，没想到他很爽快答应了，在集体采访前单独留半个小时做专访。

“您希望说英文还是说中文？”徐蓓其实做好了用英文采访的准备。

傅高义却毫不犹豫地说：“说中文吧。”不止是在专访中，徐蓓在整个会议期间都很仔细地在观察这位“中国通”，她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会议茶歇为嘉宾们提供了袋装的速溶咖啡，外国学者们将速溶咖啡倒进纸杯，却碰到了一个难题—没有咖啡勺，其他人一筹莫展，唯有傅高义拿起一根筷子，熟练地在杯子里搅拌起来，旁边的外国学者们一脸拜服的表情。虽然是一件小事，却侧面向徐蓓证实了一点：这位“中国先生”确实很懂中国。

当徐蓓跟周勇说起此事时，也勾起周勇对另一件小事的回忆。2013年傅高义在重庆图书馆演讲前，在食堂吃工作餐，有人问傅高义，要刀叉不？他摆摆手，用筷子夹起一块麻辣肉片：“筷子我用得很熟练呢，我还能吃辣呢，川菜的味道我很喜欢！”这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很吃惊，只听说傅高义精通中国事务，没想到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是如此熟稔。

留给重庆的最后影像

2015年8月，为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纪录片《大后方》在重庆卫视首播。人们在纪录片中再次看到了傅高义，他用中文接受采访。这也是他留在重庆的最后影像。

傅高义虽然在2013年之后没再来过重庆，但他与重庆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周勇便是这条联系的纽带。

2019年7月，周勇再访美国，哈佛大学是他的必定行程之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拜访傅高义。这一年，傅高义已经年满89岁，按中国传统该做90大寿的生日了。

7月29日下午，周勇一行如约来到哈佛校园中那幢熟悉的小楼，傅高义身着体恤、短裤，依然操着他那软和亲切的中文开门迎接他们。

那次赴美，周勇已经退休，带上了快6岁的孙女小诺去见这位美国的“傅爷爷”。看到小诺对屋里摆放的照片很感兴趣，傅高义立即拿出他们全家的影像册给客人看。其中一本引起周勇极大的兴趣，那是2015年，傅高义曾率领全家到广安拜谒邓小平故居，共25人，包括他们夫妇、三个子女夫妇、5个孙子女；以及他妹妹的三个子女夫妇、6个外孙子女......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重大行动。

“可见，傅高义不仅研究邓小平，而且真是对邓小平怀有深深的敬意。”周勇感触良多。

那天的谈话进行到晚上6点，傅高义很抱歉地告诉周勇，由于他夫人正在医院治疗，他要去看望，不能请大家吃晚饭。不过，他约周勇一行次日上午再聚一次，一定请大家吃个午饭。第二天中午，傅高义带这群中国朋友去了一家名叫“常熟”的中餐厅吃饭。

回忆起这件事，周勇感慨，“请客人吃饭”是中国人的礼节，很多西方人并不讲究这个，而傅高义之所以一定要请他们吃这个饭，不仅表明他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也说明他对中国朋友的重视。

7月底的波士顿，骄阳似火，室外直射的阳光猛烈地灼烤着大地。午饭后，傅高义又热情地带他们去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介绍馆长南希给大家认识。从费正清图书馆走出来后，担心年近90岁的傅高义身体吃不消，周勇在一处小教堂前与傅高义握手告别。

那一刻，看着傅高义渐渐离去的背影，周勇举起手机，画面定格：这位九旬老者略显佝偻的身躯，却未见蹒跚的步伐，而是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前方。旁边是一排高大的橡树，幽深的浓荫伴随着道路伸向远方，更显一种深邃的意境。

时隔一年，2020年7月傅高义年满90岁生日。7月11日，周勇给他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在您九十华诞之际，祝先生寿比南山，为世界而珍重！”“愿先生保重，期待在中国相见！”

傅高义回复邮件时写到，他也很感谢周勇对二战研究的贡献，他还记得周勇来哈佛大学时的情景，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工作不多，希望今后会继续工作，也好继续联络。末尾落款“老傅”，这成了傅高义留给周勇的最后两个字。

2020年12月20日，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重庆时，周勇落寞地翻出手机里那张照片，一年半前的傅高义还是那样精神矍铄。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傅高义还说起他90岁以后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一是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写一部关于胡耀邦的书。周勇答应他，当2020年他到重庆参加“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七次会议时，一定陪同他去四川南充查阅胡耀邦当川北行署主任时期的资料。可惜，新冠疫情让“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七次会议搁置，从此傅高义再也没有机会踏上重庆这片土地。

重庆永远失去了这位好朋友。

文｜刘晓娜

（此文发表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