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傅，走了！

“老傅”是傅高义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两个字。

2020年12月21日，一进办公室，环球网的一条信息抢入眼中，“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心中一惊，不久前他还在中国接受采访嘛。仔细看，信息是东京时间10：07发出的，美国东部时间仍在20日，显然是第一时间发出。一会儿，相同和类似的信息不断传来。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三九之日，哀思如潮……，我爱人说，这么好的老头儿，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赶紧拟就一封唁电，发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我说，“傅高义先生是一位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真诚推动东亚和平的学者。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思接全球，博学睿智，沟通中外，通晓中日的大师，中国和重庆学界失去了一位享誉世界的好朋友。”

2009年：结缘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

我认识傅高义先生，是缘于章百家、杨天石先生的引见。

那是2008年，重庆正在酝酿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我正负责工程的具体工作。工程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学术标准，一流水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连接国际社会主流学界的平台。

章百家先生告诉我，杨天石和傅高义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在中国落地，重庆可以考虑。于是我去北京与杨先生谈。他告诉我，这个项目叫“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也是一个学术会议，由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教授发起。傅是美国著名学者，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就是由他负责接待并主持江泽民主席演讲的。随后，傅高义提议建立一个中日两国政府间历史共同研究项目之外的新平台。于是，他和中国的杨天石、日本的山田辰雄共同建立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得到了全球学界的积极响应。从2000开始，连续在美国波士顿、夏威夷（2003年）和日本箱根（2006年）召开了三次会议，参会的都是国际知名学者。

杨天石先生告诉我，考虑到重庆在二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杰出贡献以及重庆近现代史学界在国际学界上的显著影响，傅高义和他以及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讨会主办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日本庆胤大学、中国社科院近现代研究所等建议，由重庆来承办第四次会议。

傅高义和杨天石先生的建议，与重庆抗战工程的诉求高度契合。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国家的外交中心。这次会议以“战时国际关系”为主题，围绕二战时期各国外交角力，集中梳理二战时期国际关系脉络，向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向西方世界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增强西方世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这对于科学地确立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对中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提高研究水平，特别是提升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彰显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共同防止战争，建设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次由重庆代表中国第一次轮值举办，有助于提升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彰显重庆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加强国际社会对重庆这座抗战名城的历史认知，提升重庆的国际大都市形象，促进重庆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因此经请示市委，同意于2009年秋由重庆承办第四次会议。

2009年9月7日至10日，“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重庆举办。由于傅高义先生的亲力推动，他和杨天石、山田辰雄三位发起人一起到会；欧盟驻中国前大使魏根深和中国香港前总督卫奕信勋爵分别向会议发来贺信；中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各国学界领袖和资深学者几乎全部到会，展现了当今西方主流学界的阵营。

9月8日，我主持开幕式，首先邀请项目发起人傅高义先生致辞。他说，参加这个会议，我觉得很光荣。我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摩擦太多了，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还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学习，一起研究。因此十年前我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需要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合作研究。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要想真正了解二战历史，就要运用各国的资料，从世界的角度去研究，光靠一个国家的资料和学者是不够的。第二，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于中日战争，各国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希望我们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能一起讨论，这样就可以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现在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开得非常好，我应该感谢重庆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所做的这么好的准备。这就使我们还要努力，还要讨论一些问题。

他特别说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是二战以后成立的专门研究东亚的机构。费正清去世以后，我们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二战时期费正清就住在重庆，在美国大使馆领导的文化处工作，要是他今天活着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因为我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开这么大的会，而且是在重庆召开会议，跟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合作开会，他肯定很高兴。

会议结束时发出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倡议》（《重庆倡议》），这是经傅高义等先生同意并修改定稿的一份重要文件，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代表与会各国学者在闭幕会上宣读并通过。《重庆倡议》严肃认真地总结回顾了该项目的十年历史，指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各国学者们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倡议各国学者以“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为平台进一步深化研究，继续召开相关会议,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扩展新的研究力量。《重庆倡议》特别肯定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倡议各国专家学者以本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契机，关注并参与到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之中。会议认为，这一工程是远见卓识之举，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期待。

这是该项目举办以来第一次发表会议倡议，这是一座英雄之城与历史大家的精彩对话，也是重庆史学界同西方主流学界的一次直接交流。这就使得重庆会议具有了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会议的闭幕式也是我主持的。首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先生宣读欧盟前驻中国大使魏根深的贺电，然后由我宣读中国香港前总督卫奕信勋爵给傅高义教授祝贺本次会议的信。当时，傅高义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希望我为他收集一些资料。因此，我便在会上把我主持编纂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赠送给了傅高义先生，希望对傅高义教授的研究有所帮助。

傅高义的那次重庆之行发生了一个插曲。傅高义离开重庆那天早晨，他在宾馆用剃须刀剃须，结果下颚被划伤，血流不止，而国际航班已定，傅高义坚持要走。我立即协调渝北区领导，安排其区医院对傅高义的伤情进行紧急处理。止血、包扎后，我们陪同傅高义直奔机场，登机而去。这让我们一众陪同人员格外担忧，直到后来傅高义来信报告平安，才松了一口大气。

这次会议对重庆的最大意义在于，让重庆的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影响从重庆一域提升到国家的高度，进而走入西方主流学界。会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2010年7月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前景广阔——访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勇教授》为题，以整版篇幅对重庆实施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全国学界的关注。其次是2011年我收到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中心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由米德教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和中国大陆的著名学者。中国学者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其不同寻常处在于，一次邀请了四位重庆学者参会。米德教授告诉我，这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正进入“新抗战史研究”阶段，所谓“新”，就在于研究上有两个新方向，即“抗战大后方”和“战时沦陷区”。今天，重庆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重镇，重庆代表着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新方向。

2012年：首次拜会于哈佛傅宅

2009年在重庆召开“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后，重庆的抗战工程呈加速推进之势。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拉开了海外史料寻访的序幕。当年10月，我率领一个大团到中国台湾系统地搜集到一批史料，随后又派到中国台湾一批，收获颇丰。2012年2月，寻访团又去了英国，3月去了日本。9月，我率一个更大的团队“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去了美国。

此次赴美寻访，是2008年“重庆抗战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一次具有很强档案、图书、文献专业性质的考察。10多天时间里，考察团的专家兵为分四路，分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馆藏史料。

作为团长，我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波士顿，去哈佛大学拜访傅高义先生，邀请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向他汇报和请教开好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傅高义的家是一幢两层的木结构独栋白色别墅，平平常常，但坐落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核心地带，那可不是哪个随便可以盖房子的地方。那次与我同去的有黄晓东、钱陵和重庆晨报记者杨昱等。当我们一行到达的时候，穿着蓝色西服的傅高义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用流利的汉语说：“你好！你们好！”傅高义请我们在他的客厅落座。这个场合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原来傅高义先生在这里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接受过全球媒体的采访，所以从传媒上已经让我耳熟能详了。进门左边前半部是一圈沙发，后面是一张小型的会议桌；右前方是一个茶水台，右墙上是壁炉，炉台上摆放着七八个相框，都是傅高义和家人不同时期的合影照片。他请我们在沙发上落座，而他自己则搬来一把稍高的靠背椅，与我们攀谈起来。

几句寒暄后，便进入了正题，我向傅高义先生讲述此行率团从西海岸旧金山登陆，然后一路向东寻访资料的情况。话音未落，傅高义就说，我给你们找一位朋友来，他可支持你们。随后拨了一个电话，5分钟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来到傅宅。郑炯文落座后立刻就与我深入交谈起来，他爽快地表示支持重庆抗战工程，并承诺，他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将检索关于中国抗战的资料，协助考察团在哈佛进行资料收集。

傅高义此举送上的这第一份大礼，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暖意。这老头儿真有点重庆人的秉性，人对了头，飞机都要刹一脚。

随后，我向他详细报告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的主题与筹备情况。考虑到2015年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因此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希望各国学者从全球视野来审视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起和意义。这得到了傅高义先生的首肯。我还报告了今年以来，我和杨天石到伦敦与剑桥大学方德万、牛津大学米德，我到日本与山田辰雄、波多野澄雄商议会议筹备的情况。

傅高义先生对会议的前期工作表示满意。他非常赞赏重庆市实施的抗战工程为会议举行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非常感谢我们一行专程来波士顿邀请他参加会议。他更风趣地说，我很想支持您的工程。要是您派遣专家小组来到哈佛大学查阅资料，我当然会尽量给他们以支持。

那天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2000年，傅高义70岁时开始研究和写作《邓小平时代》。他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一切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开始。既阅读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著作、报纸和回忆录，又广泛运用港台和英文、日文出版物；对美国的档案更是用得充分；还做了大量的访谈，对象都是国外政要、研究邓小平的专家、邓小平的亲属和朋友、手下干部等，共300多人。他还曾前往邓小平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考察。

傅高义对我2009年送给他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大表赞赏，称邓小平在重庆主政西南，为他后来到中央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的书提供了他在重庆最重要的资料。他拿出《邓小平时代》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版，分别签名后赠送给我。并告诉我，目前正在与北京三联出版社谈出版合作事宜，估计不久会在中国大陆出版。

我邀请他在2013年到重庆时，在重庆图书馆做一场《邓小平时代》的新书推荐会。他欣然同意。

谈起《邓小平时代》与当下重庆发展的关系，傅高义说，20多年前，我去过重庆。2009年再来重庆，感觉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步伐很大。这说明中国的政策非常好，应继续沿着邓小平的道路前进。要不断地改革开放，不要停止；中国要继续韬光养晦，不要打仗，中国与日本可以和谐共进，这对中国前途有好处。

分手时，傅高义向我谈起了3年前在重庆剃须受伤，紧急处置后离开重庆，平安回到美国的经历。82岁的傅高义哈哈大笑，像个孩子。

2013年1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4月初，傅高义来渝推荐该书，我陪同他会见读者、签名售书、接受访谈、学术报告。满城的春花和热销的《邓小平时代》为傅高义的重庆之行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2013年：再会山城共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

2013年的9月，傅高义再一次如约来到重庆，出席9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那是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创立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会议。

在我的记载中，傅高义教授有两次比较集中的讲话。一次是在开幕式上，用英语讲的。他说，十年前，我和杨天石、章百家、山田辰雄等共同发起“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会议时我心里就有两个想法。

首先，我希望推动学者们对二战历史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二战历史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由于世界各地学者们的合作及努力，与对其他战争史的研究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第二，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能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一段在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历史。通过我们的研究来促进各国政治家们停止自二战以来的敌对状态，携手创造和平的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话。我认为，经过多年努力，各国学者之间对于二战的历史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不幸的是，政治家们仍未解决分歧。我认为，通过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在世界各地举办会议，这首先是我们已经在哈佛、夏威夷、箱根和重庆召开的会议，是能够促使分歧得到解决的。

今年是“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二次在重庆开会。去年秋天，周勇教授专程到哈佛大学我的家里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非常感谢重庆方面，感谢周勇教授和他的中心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所做出的辛勤工作和精心准备，请大家与我一起将掌声献给重庆的朋友们！

这番话是对第四次会议开幕式讲话的重复。重复是为了强调，他是希望把这样的理念，通过会议平台，传递给参会的更年轻的学者们，希望把“共同研究”的理念一代一代传下去。

他继续说，希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会议能够继续举办下去。虽然我自己不是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但我很高兴看到大家所取得的这么多研究成果，更高兴地看到，现在剑桥大学的方德万教授代表欧美学者与来自中国与日本的学者一起共同推进中日战争的历史研究。我自己研究历史已经50多年了，能够与来自各国的学者们共同探讨，取得共识，我感到非常荣幸。

第二次是在会见重庆市领导人时讲的。他说，很高兴到重庆参加这次的国际会议。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已经开过五次会议，我都参加了，这一次规模是最大的，重庆安排得非常好。我知道，要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代表参会的西方学者向重庆表示衷心感谢！

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实事求是”的办法来了解情况，也希望将来我们的国家都处在和谐的社会里面，用和谐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已经83岁了，我没有做过二战的研究，但是各位在场的学者们做过非常好的研究。我认为，与10年前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共同研究会议比较，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提高了许多，参会作者提交的论文、提出的观点，都有很大进步，水平大大提高。我看了他们的文章，我觉得很多都是第一流学者提交的第一流的学术论文。这都是因为周勇教授所做的非常好的组织工作。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举办这样的会议。

在今天的讨论中，来自中国台湾的黄自进教授提出，希望第六次国际会议放到台北召开，但我个人希望放在重庆。因为二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首都。我认真看了来自荷兰的年轻学者（Vincent K.L. Chang 张克雷）提交的论文，从他的论文看，抗战时期的重庆的确是非常具有国际性，很多知名学者和外交官都聚集在重庆。我1963年到1964年在香港做研究，当时因为我们西方人不能去中国工作，在香港有很多外交官、记者、学者，我们非常热烈地交换看法，所以我估计重庆在二战时期也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重庆人口3000多万，这么大一个城市，我去年来了一次，今年4月份又来了一次。我认为重庆的发展非常快，也是世界上很重要的城市之一。

这次会议展示了中日战争研究领域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牛津大学米德教授是认为，中国是二战史上“被遗忘的盟国”；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的开端，是二战东方战场开辟的标志；中国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战时期中国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重庆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这种角色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遗憾的是，中国作为同盟国最重要一员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被遗忘”了！傅高义教授对此评论道，这是“经过多年努力，各国学者之间对于二战的历史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但不幸的是，政治家们仍未解决分歧”。

这次会议更推动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板块”的形成，增进了海峡两岸在抗战史领域的学术共识，推进了重庆方面与国外有关机构的合作。会议还明确了举办地点选定原则。鉴于重庆拥有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抗战文化遗产，并正在大力推进抗战工程，重庆方面表示，愿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举办“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永久会址，得到与会各方的赞同。

会议还有一大成果就是实现了会议召集人的新老交替。发起这一项目的三位学者傅高义、杨天石、山田辰雄德高望重，被尊为会议的名誉召集人，而实际的召集人则由更年轻一些的学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方德万（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和波多野澄雄（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担任。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共同举办，成为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盛会，更因这一事业的世代交接而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我正在筹拍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后方》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在会议进行的间隙做了两个特别安排，一是请《大后方》总导演徐蓓对傅高义和与会国外境外学者进行专访，二是举行一次中秋茶会（9月15日正值中国中秋节），招待各国学者，同时举行《大后方》开机仪式。傅高义先生当然都是受邀名单的首席。

那时的傅高义，因为其《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正在中国热销，自然成为中国读者和媒体追逐的学术明星。他的时间很宝贵，只答应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无暇安排专访。后来又得知，傅高义于15日中午就要离开重庆，因此能否对他进行专访机会稍纵即逝。还是徐蓓有办法。15日早上，她在通往餐厅的路上“拦截”了他。徐蓓后来告诉我，他说一口软软的中文，为人特别谦和。对此我倒是不意外。在我的经验中，一个人的谦和与倨傲，常常与水平成反比。水平越高的越谦和，越是半桶水越倨傲。他很爽快答应了我，在集体采访前单独给我们半个小时。我问他，希望说英文还是说中文？他毫不犹豫地说：说中文吧。于是，《大后方》中留下了傅高义教授用中文接受采访的影像，也是他在重庆最后的影像。

还有一个事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制度性的原因，我们的会议只能选择在莱特大酒店举行。这是一个对内的别墅式酒店，对于国际会议的需要来说相对简陋一些，许多设备都缺乏，比如就没有咖啡机，茶歇时只能使用袋装的雀巢速溶咖啡。外国学者们将速溶咖啡倒进纸杯，却碰到了下一个难题——没有咖啡勺。他们面对纸杯里的粉末，有点一筹莫展。这时傅高义先生微笑着走了过去，满脸都是“瞧我的”那种自信。往纸杯加咖啡，倒开水，然后拿起一根筷子，熟练地“gao”（四川方言，“搅拌”的意思）了起来。旁边的学者们一脸拜服的表情。徐蓓目睹了这一幕，告诉我，这真是个懂中国的“老quer”（四川方言，勉强翻译成“姜还是老的辣”吧。）

2019年：我们的哈佛三大约定竟成永诀

2019年7月，我再访美国。哈佛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拜访傅高义先生。因为这一年傅高义先生已经年满89岁，按中国传统该做90大寿的生日了。

7月29日下午，我们一行如约来到哈佛校园中那幢熟悉的小楼，傅高义教授身着体恤、短裤，一副邻家大爷的模样，仍然操着他那软和亲切的话语开门迎接我们。那一次我带去了快6岁的孙女小诺，他没见过傅高义，但并不陌生，进门就祝傅爷爷生日快乐，健康长寿。让老爷子开心得很。看到小诺对屋里摆放的照片很感兴趣，傅高义立即拿出他们全家的影像册给我们看。其中一本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那是2015年，傅高义曾率领全家到广安拜谒邓小平故居，共25人，包括他们夫妇、三个子女夫妇、5个孙子女；以及他妹妹的三个子女夫妇、6个外孙子女。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重大行动，可见傅高义不仅研究邓小平，而且真是对邓小平怀有深深的敬意。

转入正题，那天的话题广泛得很，达成了三个约定。

他首先告诉我，他的新著《中日两国：面向历史》（英文版）出版了，签名送给我一本，他说，你是我签名赠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这部新作中，傅高义揭示了1500年来中日两国文化政治互动史，并指出为了世界稳定，两国必须建立新的关系。其中，日本需要为侵华战争彻底道歉，而中国则要承认日本是该地区潜在的重要伙伴；这两个亚洲巨人，可以在环境保护、救灾、全球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共同合作。这些观点一如既往地秉持了他对推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初衷。他告诉我，明年（2020）将在香港大学出版繁体字版。随后将在中国出版简体中文版，已经与中国中信出版社也签订了合同。我们约定，尤如2013年出版《邓小平时代》一样，他来重庆时我一定全程陪同他。这是第一个约定。

我郑重地请他明年（2020）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七次会议，并汇报了会议筹备的情况。我们共同回忆起2009、2013年在重庆召开的两次会议对中日战争研究的推动，尤其是傅高义先生的巨大贡献。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当然我已经老了，89岁了，老人家了。但是我很想去，只要我的我身体没有问题。前两次你们把会议办得那么好，这次一定能办得更好，就按你们确定的9月份召开吧。这是第二个约定。

那次我特意带上博士研究生刘婧雨，她正在美国丹佛大学访学，是我们西南大学与丹佛大学共同培养的学生，专攻二战时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战时首都。我带她去的目的，就是拜老师，请傅高义对她给予悉心的指导。他详细地询问了刘婧雨的研究计划和在美学习情况。他说，我想我可以帮助你，我们哈佛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哈佛的图书馆是非常好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图书馆可以供你使用，一个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比较广泛的，还有一个小的图书馆是费正清研究中心。我可以带你去，介绍你和图书馆的馆长认识，这样你不论到哈佛还是远程访问，都可以方便地使用那里的资料了。

傅高义谈兴很很浓，我便问起他90岁以后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他告诉我，他还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写一部关于胡耀邦的书。他认为，把胡耀邦研究好，这对于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很有意义。他告诉我，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很支持他。他准备2020年到重庆时，还要去四川南充查阅原川北行署的史料，因为胡耀邦当过川北行署主任。我们约定，届时我一定陪同他前往南充查阅史料。这是第三个约定。

这时，时间快到晚上6点了。我们的谈话意犹未尽。他很抱歉地告诉我，因为夫人正住医院治疗，他要去看望，不能请我们吃晚饭。他约我明天上午再次一次，并请我们一行吃午饭。

我们立马起身告辞。傅高义出门后，身手矫健地开起他的轿车飞驰而去，全然不象个9旬老翁，真是不知老之将至啊！

第二天（7月30日）上午，我们再去傅高义家，由他带我们去了一家名叫“常熟”的中餐厅吃饭。吃饭的过程中，我们继续着昨天的话题，那一顿饭也成了一次浓度极高的交流。饭后，他亲自带领我们一行去往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与馆长南希见面，并带领我们参观了藏书，并与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见面，收获满满。

7月底的波士顿，骄阳似火，室外直射的阳光猛烈地灼烤着大地。我们已略感疲惫，更担心90高寿的傅高义。我们提出告辞，请傅先生也回家休息了。于是我们共同走出费正清图书馆，我们一行送傅高义先行离开，在一处小教堂前握手告别。

看着九旬老者傅高义渐渐离去背影，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感慨，我举起了手机：略显佝偻的身躯，却未见蹒跚的步伐，而是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前方。旁边是一排高大的橡树，幽深的浓荫伴随着道路伸向远方，更显一种深邃的意境。

时隔一年，2020年7月傅高义先生年满90岁生日。11日，我给他发去一封电子邮箱：“在您九十华诞之际，祝先生寿比南山，为世界而珍重！”“你的学识和睿智令人动容，是世界的财富！” “愿先生保重，期待在中国相见！”

他给我回信：“我也感谢您对二战研究的贡献。我记住您来到哈佛大学。我非常高兴您对二战想继续工作。现在因为新gan病的问题，自己现在工作不多。希望将来会继续工作，也好会继续联络。老傅”

这些天，我为傅高义拍摄的那张背影老是盘桓于脑海，挥之不去：远去的傅高义先生，或许正思考着90岁后如何去迎接那些更有意义的挑战，或许正计划着如何履行我们的哈佛三大约定，或许他正以这种优雅埋头，执着前行的姿态，在向我们告别，走入历史的深处……

如今，老傅，走了？

老傅，走了，真的走了！

老傅，走好！

文/周勇

（此文发表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