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在美国中部城市丹佛研究访学。7月，我的博士导师周勇教授到访美国，我有幸全程陪同周老师的美国之行，行程中的重要一站就在美国的东部城市——波士顿。波士顿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学术胜地，除了拥有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等历史悠久的最高学府之外，这里还居住着周老师的一位老朋友。周老师此行来波士顿，就是为了探访他这位已阔别七年的老朋友——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先生。
在我还未入门系统学习历史前，就早已久闻傅高义教授的大名。他的《邓小平时代》被人广为称颂，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学习历史后，我开始拜读傅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听说了许多有关傅教授的故事。先生被誉为美国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国通”，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先生不仅桃李满天下，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广交朋友，足迹遍布世界尤以中国、日本为最。他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社会工作者、政府官员和学术团体等都有着密切交往，他参加了诸多在华举办的学术活动与媒体采访，发表了许多长篇评论和报告，常年致力于推动中美、中日间的交流合作。得知能与这样一位“懂得中国”、成果斐然的学术泰斗见面，我异常兴奋，并视其为人生一大幸事。
7月29日，周勇老师带领我们一行如约来到位于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家。这是一栋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小洋楼，忐忑地按下门铃，不一会儿，一位慈眉善目、笑容满面的老人应声打开房门，他首先用中文问候道“你们好”，我们顿时倍感亲切。一进屋，便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中国气息。会客厅简洁古朴，又不失温馨，一席红色的布艺沙发面对壁炉，壁炉上规整地摆放着多幅傅教授和家人济济一堂的合照，窗边是一些颇有趣味的小盆栽和摆件，让宾客顿感温馨惬意。
周老师向傅教授一一介绍了前来拜访的人员后，便与先生闲聊叙旧。先生的语气缓慢柔和，虽已有90岁高龄，但依旧精神矍铄，思维和表达都非常清晰。傅教授为人极为谦逊，即便是对我这般的青葱学生，也同样笑容可掬，客气关怀。招呼我们就坐后，傅教授拿出一盒中国茶，嘱咐我泡上，顿时屋内茶香四溢，我们就这样伴着茶香，开始畅聊。
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和担当，是傅教授谈及的另一项“学者的责任”。2019年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先生提到这一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诸多摩擦，如双方拒签访问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等。他表示，越是中国学者难以研究的，我们美国学者就越应该担当起研究这些课题的责任。对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他表达了担忧，但他也坚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迟早会回归正常”。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近年来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挑战，傅教授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他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高兴，也时常与“谈得来”的中国朋友了解近况，不断学习。对于中国接下来将会经历的发展阶段，先生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随着基建的逐步完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高速度将会放缓。先生数次饱含深情地说，“我希望中国能成功”，并又不失俏皮的补充道，“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好，但可惜我们不是领导”。我们被傅老的幽默所逗乐，众人欢笑之余，也同样能感受到傅老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实事求是”是傅教授经常提到的词。先生是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写作《邓小平时代》令他深刻地了解那一时期的中国，也对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更为钦佩。“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解决中国以及中西方一系列复杂问题时的核心智慧，也成为傅教授做学问、搞研究时所奉行的标准。他认为，美国的学者有责任尽可能了解情况，做实事求是的学问。说到令他失望不已的中美现况时，傅教授认为，一定要以学者的视角向华盛顿提出建议，希望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能遵循“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原则，同中国继续合作交流。
在交谈中，先生数次爽朗大笑，极具感染力。在中美关系并不乐观的时代背景下，先生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乐观积极的态度，是少有的大师与智者。谈到年龄，先生笑眯眯地说，“我今年89岁，现在身体没什么问题，还有几件事情想做，一个是写一本自传，从我在俄亥俄州的青少年成长与学习写起；另一个是写《胡耀邦传》，希望三年内完成。另外，我还想做一个年轻学者计划，让年轻一代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况”。先生对“学者责任”的秉持，对培养年轻一代学者的重视，可见一斑。对于一个已将工作满满地安排到90岁以后的学术泰斗而言，能花两个小时与我们交流，并给予年轻晚辈帮助和指导，实属不易。傅先生的乐观开怀，敏锐洞察、畅所欲言、以诚待人，和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都刻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当周老师向傅教授介绍我来美国正在“攻关”博士论文时，先生关切地问起我的研究方向和在美访学的情况，我诚惶诚恐地简单作答。先生洞察到我的局促，笑眯眯地缓缓说起了他2月才从丹佛开会归来，并对我访学所在的国关学院非常熟悉。先生非常关心我在丹佛能否找到足够的研究资料，并主动提出在我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为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帮助。在拜会傅教授之前，我已多次听闻先生乐于提携后学的美誉。此次能亲身体会到先生服务后学的真挚关怀，真是万分荣幸与感动！我们与先生的交谈涉及到方方面面，时间跨度也从过去、现在，再放眼至未来。但自始至终，先生总记得为我在哈佛查阅资料提供帮助这件“要紧事”。次日，先生请我们一同共进午餐后，特意安排时间带领我们来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并向我们介绍认识了在图书馆已工作近40年的南希馆长。傅教授叮嘱我将资料需求直接告知南希，请她帮助我查阅图书馆收藏的相关资料。
南希馆长与傅教授一样，都非常平易近人、谦和真诚。她说在不了解更多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大海捞针地定位我所需要的资料，但未来我若通过电子邮件提出详细清单，她可以协助我远程了解所需档案资料的馆藏及借阅情况。和馆长交流的全程，傅教授都站立一旁安静聆听，非常谦和绅士。不忍让先生久站劳累，我们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便向馆长告别。先生不辞辛劳地陪同我们了解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让我们得以一览哈佛有关中国研究的丰富馆藏，对如何利用哈佛大学图书馆有了从无到有的认识。这个过程如同开启了一扇资料宝库之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先生的无私提携与慷慨引见。
由于傅教授的夫人当时还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不得不与我们告别。临别前，先生向周老师赠送了他刚在美国出版的新书《中国与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他说，明年若中文版能顺利出版，他将会再来重庆看看。大家都欣喜无比，期待着2020年在重庆的下次会面。
目送傅教授的离去，我感触良多。虽是已经享有盛誉的美国学者，但先生依旧虚怀若谷、平易待人。在谈及中美、中日关系的困难和问题时，他总能跨出那关键的一步，站在中美两国的中间，以相互理解的态度，洞察问题本质，并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未来方向，传递希望。与先生的短暂交谈让人如沐春风，但在不知不觉中又得其滋养与教诲。
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但这一次在哈佛大学与傅先生难能可贵的会见将令我终身难忘，倍感珍贵。先生言传身教的“学者的责任”，遵循的“实事求是、向前看”的真理，必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未来的思想与行动，伴随我走更远的路，让这份“责任”有更长久的传承。
傅高义先生千古！
文/刘婧雨
（此文发表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