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意料之内的意外
此题缘起，是因看到一则材料触发而有所思。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为调解国共关于国民大会之争，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等六参政员赴延安与中共商谈。黄炎培等对于延安中共诸多高层人士，过去大多只听其名，未见其人，故对其在延安所见中共人物有鲜活的描述。对于中共领袖毛泽东，他认为“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而朱德“一望而知为长者”。毛泽东、朱德的图片在大后方《新华日报》上时有登载，故多多少少应有初步的印象。对于中共的重要将领，如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黄炎培认为在一般人印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但他没料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让他“真是出于意外”。中共将领全然没有一般想象中的“飞扬跋扈得了不起”，“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
阅历丰富且老成持重的黄炎培，对于中共并不陌生，何以在亲见中共将领后发出如此感叹？这显然不能用偶遇某人而惊奇其面貌作一般的理解和解读，还需置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如火如荼之革命大潮中，才能窥其感叹后面的深意。自中共成立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成为一个“熟悉的陌生”话语。说其“熟悉”，是因革命大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共虽然年轻，但因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加之蒋介石“清党”后对中共长达十年的“污名化”、“妖魔化”，单就中共在全国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而言，几乎可以直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攻势凌厉，国民政府逐渐退却到大后方，大后方社会各界对于中共而言，“熟悉”的“陌生”依然在延续。因此，黄炎培的一句“真是出于意外”，道出了历经十年内战，由于国民党长期的不实宣传，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妖魔化”形象已然有某种程度的固化，认为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人士与常人、常情相异。针对国民党的“污名”，中共自有其“正名”的需要。得益于战时国共合作的大格局，中共在大后方可以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但仅通过报刊的渠道，得到的往往是一种带有想象的意象。抽象没有与具象结合，就很难对中共形成完整而具体的认知。因此，没有人物的登场，中共在大后方社会公众中要么继续被“污名”，要么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想象或神话。
全面抗战期间，能够在大后方较为自由公开活动的，往往是少数具有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身份的中共高层人士，如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被国民政府遴选的参政员等。具有这些身份的中共人士并不多，如周恩来、叶剑英、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当属周恩来无疑，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选取周恩来作为研究对象之缘由。
以周恩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之地位，自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全民族抗战的八年是周恩来一生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说其重要，是因抗日战争事关民族存亡绝续，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为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其1946年在重庆一句“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道出其肩负的重责。说其特殊，是这八年期间，周恩来的大部分时间奋斗在虽无硝烟，但又比硝烟更浓更烈的“特殊战场”，在大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巩固与拓展而战。因此，围绕这一期间的周恩来研究，突出的特征表现为统一战线的视角；或者从纪念的角度单纯追忆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对周恩来的叙事也大多湮没于中共南方局的宏大叙事之中，而从周恩来的自身特质出发，论述其与中共在大后方形象之间的关联却着墨不多。为此，本文着力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探讨：周恩来为何能够成为中共在大后方最主要的代表；周恩来在大后方人际网络的建构及其特点；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人际网络如何与中共形象产生关联；对中共形象产生何种影响。在前述基础上探讨个体与政党形象的关系。期望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能够对周恩来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有所裨益。由于探讨战时中共政治形象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浅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德才兼备：周恩来是负责大后方工作的合适人选
周恩来作为中共在大后方最主要的负责人，属于中共中央高层的人事决策。从目前公布的档案资料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当年中共高层的年谱、传记来看，尚无材料直接明确说明中共中央为何要派周恩来作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最主要代表，或是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但我们可以结合周恩来的学缘、地缘、业缘作一初步的分析。
周恩来1898年出生时，家庭已较为衰败。其嗣母陈氏出身于读书人家庭，自身在诗文书画方面颇有修养。周恩来自5岁始，即进家塾读书，后虽家庭变故，几经搬迁，但每到一地，周恩来的教育生涯均未中断，故其旧学有相当基础。1913年考取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经过努力，不仅国文优异，英文也迎头赶上，且广泛涉猎中外名家之进步书籍，知识面宽广。1917年在南开毕业时，对周恩来评价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同年赴日游学。191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天津的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赴法留学，旅居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等均有深入了解，并在此期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及中共在欧洲的主要负责人，直至1924年7月回国，其学业生涯基本结束，成为职业革命家。
从周恩来的学业生涯来看，其具备几个特点：一是中学西学均有涉猎，且基础较好，文化程度高；二是游历多国，外文较好，即“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具有国际视野。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学业较为突出完整的少数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学缘经历对其在大后方开展工作颇多助益。众所周知，国民党自同盟会创立以来，实质上是一个精英型政党，与周恩来交涉谈判的对象或是知名学者、或履历丰富，如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孔祥熙等人。除国民党外，周恩来在大后方还要和众多高级知识分子、外国高官等知名人士交往联系，没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履历，要和这些谈判或交往对象开展工作并得到对方的尊重和认可，具有相当的难度。这样的交往自然对中共人选自身的文化、履历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周恩来的学业生涯对于其在大后方开展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从地缘来看，周恩来也有优势。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具有相同祖籍或来自临近区域往往是人际沟通的一个便宜条件。即便在当下，若同为一个祖籍，甚至同为一姓，皆可能对于双方交往创造一些有利条件。金以林、王奇生、陈志让等人在论述民国政治，尤其是国民党时，对此均有相当论述。孙中山曾论及中国人家族家乡观念浓厚时说，“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是伯叔关系”，“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又在东北生活多年。江浙毗连，称呼连带，而作为国民党核心的蒋介石又是一个相当注重地域观念之人，这是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优势之一。周恩来自己也曾用家族祖籍同源在纪念鲁迅的会上发言，“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生浙江绍兴城的周家”。蒋介石本人为浙江奉化人，对江浙人士有地理上之亲近感，其幕僚中有不少即为江浙人士，周恩来的祖籍、出生地等也颇有利于其在大后方开展工作。
周恩来的业缘，即职业生涯对于其在大后方开展工作也特别有利。在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其在黄埔军校的任职具有重要意义。1924年6月广州黄埔建立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周恩来从1924年11月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担任校长的蒋介石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同事关系，而在此期间入学的黄埔学生，不管是中共人士还是国民党人士，和周恩来又有了师生情谊。蒋介石所器重的黄埔学生，在抗战期间逐渐成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一时期在黄埔任职的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顾祝同、陈诚等人，战时既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与中共接触谈判的常客。尽管战时双方政治意见各有不同，但曾经的同事或师生经历对于彼此的接触总是有所助益的。如蒋介石颇为器重的陈诚，黄埔期间对周恩来就多有敬意，1938年军委会改组后，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之职，认为“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虚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与相当之权”。周、陈的历史交往对于周恩来延揽更多文化界人士加入政治部第三厅，以及周恩来在政治部的人事安排及在大后方开展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此外，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是中共谈判最为主要和重要的参加者。从1937年2月至1937年9月，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五次谈判，数次与蒋介石本人面谈，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国民党高层如此密集谈判，在中共党内，除周恩来外，恐怕别无二人，其间对于国民党政策与人事都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有助于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沟通与联络。从党内地位来说，周恩来作为中共三大起义之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又担任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及军事工作；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又是党内军事指挥的最后负责人，可以说资历深，地位高。用白修德的话来说，“周恩来具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罕有的各种证明书”，此评可谓切中肯綮。
如果从单一的学缘、地缘和业缘来讲，可能在某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中共党内高层或许有之，如“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等等；但若综合而论，几者兼有，则不多见。长期感叹无人可用的蒋介石认为干部应有之要素是“有正确之政治认识”，“有充分之工作经验”，“有宏大之度量”，“有民族道德之基础”，“有强健的体格与坚忍不拔的精神”；干部的能力应包括“有迅速判断能力”，“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有极大的鼓动宣传能力”，“有缜密棕核的能力”。若以此检视周恩来，无疑是要素与能力融合较好的一个典型代表，由其长期担当中共在大后方的负责人，有其合理性，是多重历史合力的选择。
三、广交朋友：周恩来在大后方人际网络的构建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体，都有着千丝万缕，层层叠构的人际网络。通过探讨重要政治人物的人际网络，进而探析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及为人处世，以此对历史人物有更深刻之理解，是近年来学界人物研究的新理路。周恩来在全民族抗战的八年期间，除因臂伤到苏联医治及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或活动而偶有间断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后方，与大后方社会各界有广泛的交往，形成了多层次、广领域的人际网络。以《周恩来年谱》为基础，我们可以勾勒出周恩来在大后方的基本人际网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交往。周恩来肩负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因而与国民党高层的交往是其大后方人际网络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蒋介石作为战时国民党的核心灵魂人物，也是周恩来人际网络中颇为关键的对象，据《周恩来年谱》粗略统计，1938年至1944年，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小范围见面多达20余次。在国共关系相对融洽时，周、蒋见面保持了较高的频率，国共关系趋冷的情况下则见面次数较少。由于长期的交往，周恩来对蒋的观察和了解较之中共其他人士就更为深刻，能够从细微之处感知国民党方面的变化，对中共及时调整应对策略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蒋介石甚至称周恩来为“患难朋友”，真假未必可知，但在中共高层人士中，与蒋渊源有如此之深的，除周恩来外，的确难找第二人。除蒋介石外，周恩来同何应钦、顾祝同、王世杰、陈诚、张冲、邵力子、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等也频繁往来，特别是长期和中共谈判的王世杰、张冲、张治中等人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二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交往。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试图吞并的策略存有戒心，反蒋与抗日成为维系中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重要纽带。周恩来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要员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旭初、龙云、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有的是亲自见面，有的是通过委派代表交往，保持联系不断。
三是与广大中间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广泛联络。以中间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战时聚集大后方，成为战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共团结的重要对象，并逐渐成为中共大后方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战时中间党派不仅是国共之间沟通的桥梁之一，还是国共矛盾激化下双方缓和的润滑剂，国共双方不愿或不便见面谈判沟通的问题大多经中间党派代表人物居中调停，如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紧张，以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为代表的中间党派领导人居中斡旋，出力甚多。1945年国共两党为国民大会问题互不让步，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人又飞赴延安与中共协商。因此，周恩来与大后方各中间党派负责人见面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以皖南事变后为例，围绕中共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周恩来同黄炎培、张澜、张君劢、沈钧儒等中间党派人士频频往来，见面十余次，这还不包括电话、书信联系。除与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的密切交往外，周恩来与大后方其他民主人士如宋庆龄、褚辅成、周士观等也多有来往。
四是与民族工商业者的交往。大后方民族工商业者为战时中国经济命脉的维系出力颇多，尽管中共在大后方自身并没有公开的大中型企业，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也同他们联系颇多，既有通过参观工厂题词的方式，也有多次邀请知名工商业代表如古耕虞、康心如在“特园”座谈等形式。1945年1月28日，周恩来专门招待产业界人士，邀请吴蕴初、刘鸿生、胡厥文、胡子昂、胡西园等产业界知名人士30余人，共商时政。在交往过程，周恩来多次阐述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及中共关于时局的看法。
五是与广大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往来。周恩来1938年初担任军委会改组后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又邀请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因而周恩来与第三厅不仅有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还有党内的组织关系，为其与广大文化工作者见面交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鼓舞民气，凝聚民力，为大后方社会各界提供持久抗战的精神食粮，周恩来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多次拜访文化界知名人士，切实解决文化界人士的各种困难，如帮助洪深、邹韬奋等或解决生活困难或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指导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安全撤离，等等。周恩来还指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多次出席协会组织的活动。对马寅初、李四光等知识界知名人士，周恩来或指示相关人士关心，或亲自登门拜访。此外，周恩来还与大后方的知名宗教人士也有交往，如吴耀宗。与大后方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往来是周恩来在大后方人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交往名单可以罗列长长一串，学界已有大量记载，在此不予赘述。
六是与大后方外籍人士的往来，这是周恩来人际网络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战时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馆，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士，据1943年国民政府统计共有1129人，其中英国329人，美国168人，苏联163人，以军政人员居多。对中共而言，战时也亟需扩大对外交往，而对外交往的中心就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因此，重庆也是中共对外沟通，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桥梁，是中共打开外交缺口的关键。基于此，周恩来在大后方积极开拓，与大后方外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梳理周恩来在大后方外籍人士中的人际网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级别较高的如各国驻华大使或外交官、军事高级人员的交往。如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驻华武官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威尔基、居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魏德迈等。第二是以当时外国驻华使馆为主的部分中下级官员。如约翰•戴维斯、约翰•谢伟思、约翰•文森特、达维•包瑞德、埃文斯•卡尔逊、英国军官哈米士、秘书赫戈登等。第三是外国在华记者或友人。外国记者如埃德加•斯诺、詹姆斯•贝特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易•艾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哈里森•福尔曼等。来华友人包括来华支援抗战的外国医生、海外作家等，如1938年10月会见以柯棣华为代表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三次接待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徳•杨固，在武汉会见加拿大援华医生白求恩；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夫妇、鲁斯夫妇1941年到重庆时，周恩来也有拜访。
七是中共党内相关人士。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此后的南方局书记，还肩负有中共大后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发展等任务，经常接见中共大后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相关人士也是周恩来大后方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故本文梳理周恩来人际网络的中心是外部联络，即与中共党外人士的交往，故其与南方局管辖范围内党的各级组织相关人士的交际网络，不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此处从略。
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人际网络类型从结构上而言是以政治关系为主，兼及地缘、业缘、上下级关系。除此以外，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人际网络还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宽领域，这是最为突出的特点。这种宽领域体现在界别上，可谓党、政、军、学、商等界均有接触和往来；从层次上讲，既有如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也有不少中层人士；从国籍上讲，国内国外人士均有广泛交往。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评价周恩来“他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非常熟悉”，“他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并与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军界、资产阶级和华侨）有着广泛的联系”。二是高频度。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交往对象中，很多人是长期交往，频繁联系，特别是与以王世杰、张冲为代表的国民党谈判代表，以及以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人士，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部分外国记者。三是重开拓。周恩来在大后方的工作不如和平年代领导人每天有较为固定的安排，战时状态下有许多突发事件无法提前预知，周恩来的工作随时都因时局变化而变化。因此，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人际网络既有常规工作的安排，更多的属于自身主动开拓，具有较大的开创性。周恩来在大后方的这种人际网络特点也决定异常繁忙是其生活工作的基本样态，由《周恩来年谱》中可见一斑。
四、个体与政党：周恩来与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关联
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国人际社会关系时，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尽管此论以乡村人际交往经验为基础，但大致同样适用于那一时代中国人的人际交往特征。个体的人际交往网络贯穿于人物的公私领域，渗透于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之中，对人物的政治立场、人生轨迹和生活态度均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共作为战时第二大党，大后方社会各界对中共印象形成的渠道是多元化的，既有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中共媒体的报道，还包括见过中共人士或到过中共控制区域人们的见闻，等等。无论是对中共纲领政策还是抗战成绩的宣传报道，只有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相结合时，社会公众才会对中共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和具体的认知并留下某种印象，或者说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究其一般的认知规律而言，政党核心人物的表现往往更为公众瞩目，并可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该政党的品评。大后方不少人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来了解中共，进而留下对中共的印象。受大后方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只有如周恩来等人的身份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较高的知名度及曝光度，故其人际网络的形成与建构就与中共形象产生了直接的关联。
人际交往是人际网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交往过程中的谈话内容、个人穿着与形象、交往礼仪等诸多因素，皆会影响交往对象对周恩来及其所代表的中共的品评。
周恩来在大后方首要身份是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的作用在于搞清公民心目中自己政党的长处是什么”。周恩来的人际交往中，向交往对象反复阐释中共政策及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自然是其题中之义。抗战期间，中共的纲领政策虽在大后方中共报刊上时有发布，但文字是冰冷的文本，具体的内涵，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或许符合中共的本意，而有的解读则可能是对中共的误解甚至曲解，因此，还需在具体沟通中加以阐述或解释。在周恩来庞大的人际交往中，宣传、解释中共政策，表明中共对国内外时局的态度是周恩来的重要任务。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周恩来就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及爱国人士、党派代表如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张君劢、左舜生等聚商国是，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使他们逐渐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积极向白崇禧介绍中共持久战战略。武汉沦陷前后，国人悲观者甚多，蒋介石也感叹政府中人“对抗战全局多作悲观者”。周恩来不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即便武汉沦陷，转入相持局面的条件“并不会因为武汉的失去而完全改变了性质”；而且还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及重庆联立高级中学讲话，分析局势，畅谈八路军的敌后抗战。1941年2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等人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立特别委员会一事，周恩来阐明中共方面的态度。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接触过程中，更是反复阐明中共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和诚意，积极化解双方分歧。以研究大众心理而著称的勒庞认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断言）不断地重复，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而“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周恩来对中共政策的反复阐释也有此功效。
周恩来关于中共政策的谈话未必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赞同，但对于澄清误读，表明中共立场总是有所帮助，也有部分开始并不认同中共理念的人士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对周恩来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周恩来的印象转化为对中共的印象。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拜访冯玉祥，与其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冯玉祥在当天的日记中谈及对周恩来的印象：“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同月19日，周恩来再次同冯玉祥谈国共摩擦问题，冯玉祥在委婉批评国民党后表示，“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从冯玉祥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因对周恩来的好感与敬佩，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对中共的某种好感，因为“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已经超越了周恩来的个体范畴，代表的是对治理陕北的中共一定程度的认同。著名猪鬃大王，民族资本家古耕虞曾表示，自己在战时的不偏不倚到后期靠拢中共，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同大后方民族资本家的交往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受委屈者心中的激愤清楚地表达出来”，并“点燃对于未来的希望”，进而“创造一幅理想的远景”，因为“那是促使自我牺牲与团结一致不可少的”。这其中离不开宣传阐释中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使“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的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两弹元勋钱学森曾回忆周恩来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尽管钱学森本人在抗战期间没有和周恩来有直接的交往，但其所言确实道出了周恩来与中共形象的关联。
不仅谈话内容会影响交往对象对周恩来及中共形成印象，周恩来的个人形象、谈吐风格乃至穿着皆会潜移默化影响交往对象对周恩来及中共形象产生影响。领导人的谈吐对听众产生深刻印象并影响其评价，是人之常情。正如勒庞所说“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同理，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物的周恩来，其谈吐、个人形象同样会给交往对象留下某种印象，并与中共形象产生直接关联。曾是周恩来主要谈判对手的张治中，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其与周恩来认识较早，早在黄埔期间就是同事，认为周恩来“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在长期的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对周恩来，也对中共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最终促成其在历史关头转向了中国共产党。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就曾提及周恩来为在武昌蛇山玉冰堂为广西学生军讲演的印象，“周的言谈举止、思辨能力给了他深刻印象”，与周恩来的相识，是促进程思远“回国观光，也是促成李宗仁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周的印象与程思远和李宗仁回国之间固然不能用因果联系来做结论，但将对周恩来的良好印象移情至中共身上，却有直接的正相关因子。
在大后方的外籍人士尤其是外国记者更是形象直观地记载其所见周恩来的个人印象。卡尔逊记载其在汉口见到周恩来：“纤细的中等身材，风度翩翩，他以一种似乎是完全超然的神态倾听着旁人的谈话，其实他听得很认真。”英国记者贝特兰记述周恩来“一看便使人感到这是个很具魅力的人物”，“他那敏感、生气勃勃的风度，更增加了我的这种印象”。“他那双黑黑的大眼睛显得年轻而富有活力，谈话时总是炯炯有神。他具有一股天然的魅力，具有天才雄辩家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无论多么繁忙，“但他的举止，仍象往常一样温文尔雅，具有外交风度”。白修德则干脆将周恩来称之为“心目中的完人”。较早系统报道陕北红军的斯诺就曾提及初次见到的周恩来：“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给他的印象是“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斯诺在这里很明显地将对周恩来的印象延展到了对中共整体形象的对比。这些描述虽表面上只是对周恩来的个体印象，但“他在世界报纸上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代表”。这些外国记者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出版或报道了大量较为积极的有关中共的著作或新闻报道，蒋介石曾在1944年4月评论：“最近美国对华之舆论，几乎为其共产党宣传所控制，对我不利之言行，且涉及我国之内政”。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虽然与国民党政府自身有相当关系，但其中也确有美国在华记者对中共印象较好的因素，而战时大后方不少外国记者正是通过周恩来，将对周恩来的个体印象转化为对中共形象的品评，在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正面的宣传，有力提升了战时中共的国际形象。
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稳定特质往往又会形成一定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又易于转化为交往对象对其所代表政治立场的认同。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要人吴国桢认为，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种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周恩来在大后方的人际交往中，给交往对象不仅展示了中共领导人的“正常”，而且还展现其独特的魅力人格。秦怡、白杨、雷洁琼等艺术家、作家、民主人士都曾忆及他们与周恩来会面时的健谈、平易近人及礼数周到。让与之交往的对象感受到周恩来人格的魅力，不仅对周恩来产生敬佩之情，对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同样可能会产生一种亲近，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符合常识、常情、常理，不仅非常“正常”，还很有魅力，能有这样优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容易留下良好的正面形象。抗战时期的“火柴大王”刘鸿生说周恩来“完全不像国民党的大官，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抗战期间与周恩来多有来往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为，“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长期与周恩来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深感周恩来之人格令人尊敬，虽然其代表国民党，但为调解两党关系，尽责尽力，为周恩来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人格魅力就这样以悄无声息润人心田的方式影响交往对象，进而影响中共在这些对象心中的形象。
周恩来作为政治活动家，其人格魅力不仅仅是个人的彰显，必然与其政治倾向及所属政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即政党形象的人格化。尤其是中共在大后方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个体的人格魅力对于政党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有学者指出，“权力可视为刚性的力量，真理是一种中性的力量，而人格则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刚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柔性的力量具有感化性，中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和感化性的双重特征”。中共在大后方作为刚性的“力”是非常有限的，而柔性的“德”，即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互利、平等、信用、相容、尊重等原则，不仅使部分交往对象为之折服，更通过周恩来建立对中共的印象，使周恩来与中共形象形成某种勾连，进而将对周恩来的良好印象转化为中共政治形象的提升。
余论
以后见之明，战时中共实力迅速增长已成为史实而呈现于世人，后来者研究应更多地聚焦于探究其壮大过程中的多维面相。大后方虽然是国民党统治区域，但对于中共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曾从战略的高度强调“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因此，中共在大后方的政治形象就不仅是一个局部问题，而具有全局意义。政党形象作为柔性力量的生成与嬗变，既与中共军队、组织、地域、人数等显性指标相关，也与政党的曝光度、美誉度等隐性力量紧密相连，而政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不言而喻：“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这也是选择探讨周恩来人际网络的建构与中共形象之间关联的意义所在。
周恩来作为战时中共在大后方的实际负责人，被白修德称为中共驻重庆的“大使”。他以其独特的身份和优异的人际交往艺术在大后方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代言人，弥补了中共在大后方社会公众中知名度与可见度严重背离的不足，满足了大后方各界对中共由意象到具象的结合需求。毛泽东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解决问题，在苦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战时对用人深感苦恼的蒋介石认为，“干部决定一切。党的政治路线，战略与策略之实际应用，在于党有坚强的干部。党的力量如何区分，干部如何同群众发生联系，干部所有的实际经验，与理论准备的程度等问题，应密切的联系。”战时国共两党领袖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就干部对于政党之重要意义却又高度暗合。无论以毛泽东或蒋介石的标准衡量，周恩来均符合“最好的干部”或“坚强的干部”，而优秀的领导者对于政党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风云人物，周恩来无疑是那个时代所需要并造就的优秀代表。
周恩来在大后方对中共形象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了中共在大后方党内的政治形象。在大后方险恶环境下，不少党员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二是提升了中共在大后方社会各界中的形象。如前所述，大后方社会各界不少人士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往来，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和客观公正的认识，对中共提出的方针政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三是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周恩来与大后方各类外籍人士的交往，使他们在国共对比中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勃勃生机并代表人民的政党，同时也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方向。
周恩来的人际网络之所以能够提升中共在大后方及国际形象，关键是中共在抗战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1945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所总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共在抗战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周恩来开创性的工作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创造出个体生命的辉煌一页，也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透过其庞大的人际网络展示给了大后方社会各界，进而提升中共在大后方及国际上的形象。
周恩来对中共形象的提升，实现了战时中共政治形象改善与政党实力增长的良性循环。尽管战时中共在大后方社会各界中的形象不可能整齐划一，但若从整体观察，特别是抗战后期中共诸多政策在大后方引起的积极反响来看，恰是中共政治形象改善的外在反映。虽然正面的积极形象不一定即刻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但大后方社会各界对中共的积极正面印象，无疑会在国共势力消涨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有利于中共战略政略的实现。格雷厄姆·沃拉斯认为，“有时，一个具有特殊个性力量和表达能力的人，如同一个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体”。周恩来在大后方不仅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兼有代表中共这一组织的功能，作为中共在大后方最主要的负责人，其在大后方所开创的庞大人际网络和中共的抗战贡献，对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自有其不可分离之关联和意义。以人际网络的视野探讨周恩来与中共政治形象之关系，不仅是是对周恩来研究视野的转换与拓展，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种别样见证。
（原文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