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由原西北红军根据地，在抗战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商改名而来。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未正式公布），承认陕甘宁边区，直属南京政府行政院，其区域以中共原实际控制地区为主，其后略有变动。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及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在中共抗战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大后方，因国共政争，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视为中共“封建割据”的典型，是不服从“政令”“军令”的中枢，因而极力阻挠大后方各界了解边区并诋毁边区形象。对中共而言，把自身塑造为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先进政党，不仅要看政策、方针等理论层面的表现，还要看其实际控制地区所展示的实践成果，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展示中共施政理念的绝佳样本。早在1937年5月的中共苏区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就提出，要“善于利用同外面的各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扩大特区的影响”。因此，让大后方民众了解陕甘宁边区，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宣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抗战时期中共政党形象塑造的重要内容，带有全局意义，由此也成为国共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多以内部审视为主，即集中于边区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及取得的成就。对边区的外部形象问题，在诸多论文或著作中虽有涉足，但大都一笔带过，未有专题研究。本文就边区在大后方是如何塑造自身形象及在此过程中的国共博弈略作梳理，从中管窥中共战时塑造并提升自身政治形象的努力及成效。

一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报刊杂志在宣传自身方针、路线、政策及实践成果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具备一定公开活动的条件，在舆论宣传方面最大的突破，就是在国统区创办了第一份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因其发行量大，信息丰富，传播及时，受众面广，从而在塑造陕甘宁边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华日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宣传陕甘宁边区。

（一）宣传边区的合法性及重要性

因国民党方面没有正式公布行政院关于边区成立的决议，《新华日报》创刊后发表的不少关于边区文章大都提及边区合法性问题。如1938年，《新华日报》刊发林伯渠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一文，首先就阐述了边区存在的合法性，认为边区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得到蒋介石的承认，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无疑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政府，这是很明白的事，也是无容争辩的问题”。承认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实质上是承认国民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表明拥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这在抗战初期对于密切国共关系具有积极作用。文章同时对于社会上一些关于边区错误言论如“封建割据论”、苛捐杂税等问题进行了澄清，认为边区“实现了中国最进步的普选制度”，希望能以“边区现行政制为榜样，次第推行全国”。

陕甘宁边区尽管地瘠人贫，但对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是“坚决拥护民族解放的有力根据地，同时又拥有巩固的抗日政权近百万的发动起来的群众”，“它给予人民以民主的权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同时，“这是一个政治上先进的地区，坚决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了民主政治”，“边区成为全国其他友区政治设施中重要的参考与借鉴的地区”。军事上，“关系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他是华北抗战中的重要后方”，同时，又是“西北的重要门户”。

对于中共及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也是《新华日报》着力宣传的重点。“延安两字，不知有多少青年人在脑海中会选着，憧憬着？正与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前，国内青年憧憬‘黄埔’的情况差不多”。喻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二）宣传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

政治方面，《新华日报》着重介绍边区的普选制度、三三制、边区参议会等制度的推行及取得的实效，从而与大后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比。经济方面，最初报道多以农业为主。从1940年开始，《新华日报》重点报道边区为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及其取得的显著效果，并由单纯地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扩展到工商业等方面，借此宣扬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同时，尽管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采取了许多巩固货币金融安全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因国共政争，《新华日报》还发表一些揭露大后方经济实况的文章，使边区与大后方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边区成绩。

不管是介绍边区的政治还是经济，字里行间都充满成就感、幸福感，洋溢着一种蓬勃生机。我们从当年《新华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就有深切感受。如《澎湃在工厂中的竞赛热潮》《从数目字上看边区民生之改善，华池县之繁荣已顿改旧观》《加紧生产的结果，延安的生活改善了，农工商各界都在欢天喜地》《新陕北提高生产，丰衣足食——咱们样样事有办法》《边区各县参议会充分发扬民主，参议员中各党派均参加，对政府报告严正质问批评，每人说出了内心的老实话》。即便是边区的法院，“不是巍峨屹立的洋房，更不是森严可畏的衙门，它只是一个土房”，“在对犯人合理待遇的问题上，它是全世界的一个模范”。

从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在大后方的宣传来看，其总体基调就是把它塑造为中国最民主、最进步的区域，是真正贯彻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地区，这也是中共宣传陕甘宁边区的主旋律。

1944年7月，战时新闻检查局曾总结《新华日报》对于陕甘宁边区的介绍。认为中共 “对其‘边区’，则捏造种种事实，如农业生产如何发达，生活如何富裕，军队如何爱民，战果如何辉煌，欲以争取国人之赞同与拥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在1944年11月总结认为：“中共对自己一味夸大，也可说是至美尽矣，他夸大说，他们‘边区’是实行的民主政治，边区的经济建设是为大众利益，其它垦荒、种棉合作等等都办得极好，简直把‘边区’说成是中国今日的天堂乐土”。摒弃其“捏造”“夸大”之语，其总结倒是基本符合中共对边区的宣传定位。

从《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报道篇目由少到多

从《新华日报》创刊至抗战结束，其对边区的报道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并在1944年达到了一个顶峰（详见表1）。

表1：1938年至1945年8月《新华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稿件数量一览表

数据来源：新华日报索引编辑组：《新华日报索引 第1册》、《新华日报索引 1939年》、《新华日报索引 第3册》、《新华日报索引 1940年》、《新华日报索引 1941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63年；《新华日报索引 1942年》、《新华日报索引 1943年》、《新华日报索引 1944年》、《新华日报索引 1945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64年。个别年份数据或有差异，但大体能看出其趋势。

2.政治报道多于经济报到

从统计数据看，《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总体上政治多于经济。这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的政治中心有关，也与中共着力将边区塑造为中国政治上最民主的地区的宣传主旨相吻合。

3.重点报道边区当年重大事件

在报道边区的新闻中，《新华日报》有针对性地突出当年重点事件。如1942年对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报道；1943年重点介绍大生产运动及其取得的成就；1944年重点报道中外记者参观团及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除《新华日报》这一主渠道之外，中共在大后方还利用其它报纸杂志宣传陕甘宁边区。如中共掌握的《救亡日报》就刊载了不少有关边区的报到，《群众》周刊也有相关报道。利用中间力量所掌控的舆论工具宣传边区，也是中共在大后方常采用的方法。董必武曾提及职教社：“要我们写文章给他们的杂志，关于我们解放区建设与抗战成绩的文字，只要投稿给他们而国民党不扣掉，在他们机关报《国讯》上都是登载的”。《抗战半月刊》《全民周刊》《时论丛刊》等刊物均发表了不少文章介绍边区的政治、经济情况，扩大了大后方民众对边区的了解。

对于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等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的举措，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应对。

一是高层关注，严令整顿。

《新华日报》对边区的报道介绍，蒋介石多次表达不满，指令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因应措施。1940年6月15日，蒋介石手谕王世杰，“新华日报‘通讯栏’须特别注意检查，以后各报馆所登载地方通讯稿必须将通信人真实姓名与地址负责查明方得登载”，其目的是想通过对报道者的监控而控制其报道内容。1940年11月10日，蒋介石致电新闻检查局，就《新华日报》“以显著地位，公开宣传共党占领区绥德、吴堡、米脂、清涧等县所谓新政治之如何优良，如何进步”，“以遂其扩大政治影响之阴谋”，要求新闻检查局特别注意检查，严予检扣。1943年12月，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禁止新华日报利用‘陕甘宁边区’字样”。1944年9月27日，蒋介石手令李忠襄：“新华日报应严格检查，凡有关于军事政治社会各项新闻未有实据者一律禁载，如其有犯禁律应照律依法处治”。

1940年6月，陈诚与徐永昌商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针对中共在大后方的舆论宣传，要求“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行政方面要“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调整陕北行政区域及人员或“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直属陕西省政府管辖”。实质上是试图取消边区称号，降低边区影响力，但最终不了了之。

在蒋的严令之下，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屡向《新华日报》发难也就不足为奇。

二是加强新闻检查，检扣“不宜”刊发稿件，降低报刊发行量。

加强新闻检查，对“不宜”刊发稿件予以检扣是国民党当局限制《新华日报》报道而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

国民党指责《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罔顾国家民族利益，惟为夺权而宣传：“其一贯之宣传伎俩在悉力企图引起国人对我中央之恶感，争取国人对彼党之同情，其所报道所发言论每多诋毁政府措施，中伤军政当局，暴露我之缺陷弱点，夸张彼之政绩战功，此种稿件平均每日百余件，其中不遵检或不送检约占五分之一，而每遇有关重大事件者，必不惜违检或不送检，以图发行。”国民党当局以此为借口，加大对《新华日报》稿件的审查。以1942年国民党方面统计为例（见表2）：

表2

1942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473—474页。

从当时统计的重庆主要报刊新闻检查情况来看，《新华日报》的删登稿、缓登稿、免登稿均居各报之首。因资料付诸阙如，笔者无从得知被删登、免登稿件中有多少是宣传介绍边区的稿件，但对《新华日报》的“特别关照”倒是一目了然。因刊登当局认为不当报道，1942年《新华日报》被警告23次，严重警告7次，函促注意25次。

试图控制《新华日报》的销量以降低其宣传边区的影响也是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措施之一。

《新华日报》自创刊以后，销量节节攀升。据国民党方面统计，1941年前后，《新华日报》的销量日达一万五千份，与《大公报》数量相当。军委会办公厅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未遵守报业联合会自1941年起决议报费加价，“仍暗地贬价销售”，二是“乐于代销，尤其对工友、学生、定价尤廉”，三是在公营工厂直接订阅为厂方取缔后，“变相以工人宿舍为送报地点，订户更多”。为抵制《新华日报》发行量猛增，国民党当局采取威胁报童、要求《新华日报》提高报纸价格、加强《扫荡报》等国民党党报的发行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新华日报》的销量长期处于高位。

三是舆论反击，否认边区合法性及其取得成就。

限于战时国共合作的基本政治格局，国民党无法制止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对陕甘宁边区的介绍，利用报纸杂志对边区进行攻击成为国民党反击中共的重要措施。

国民党对边区的攻击首先就是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口号否认其合法性。一位叫朱浩明的读者向《民意周刊》来信，称：“近来在某些书报上时常看见一个不伦不类的名词，叫做什么‘边区’。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既然找不到，说是新近划成的行政区，立法院又并没有这一项决议”，要求编辑部予以答复说明。编辑部也公开回复称“‘边区’的组织是无法无据的”。要求其阅读该刊第50期所载《边区的名称》一文。编辑所说的该文宣称：“依照中央法令，它只是适应征兵需要而临时指定的‘八路军募补区’，并非行政区域。”认为“违反统一真义下的这个‘边区’怪名词，在最近期内，必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其次是贬低边区取得的民主成就。蒋剑魂认为：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一）民族独立解放，（二）国家经济基础确立，（三）公民普教完成”，如果三个条件缺其一，则不配谈民主政治。“中国目前环境无论在任何地方却无推行‘民主政治’的可能已无待辩说”，至于报纸杂志上所宣传的陕甘宁边区所取得的民主成就，仅仅是“一些动听的名词，和煽惑无知”。

对于边区在司法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边区“对于中央法令名义上虽谓力求遵行，但所谓力求遵行者，亦只限于中央法令与边区特殊环境不相冲突之范围内，适用中央法令而已。此在一国司法统一及司法独立之原则上言，显系多所触犯，为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

再次是否定边区的经济建设。针对中共在《新华日报》宣传边区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有人将边区宣布的各项数据逐条分析，如认为边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边区的工业完全是家庭工业与手工业，工业种类虽多至三十多种，但都为手工业。而投资总额，不过一百二万元左右，其中较大的，还是从前‘西北工合’的资本”，认为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实质上是垄断，“当然可以发大财”，其收益“竟未分配与社员”。在作者眼中，边区取得的所谓经济成就根本不值一提。对中共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逐条驳斥，最终得出中共违背共赴国难宣言，与中央处处对抗的所谓结论，望国民“勿受欺骗”。

二

    除了运用《新华日报》等报纸杂志这一渠道外，利用书籍介绍边区也是中共在大后方宣传塑造边区形象的重要渠道。

    （一）重视出版工作，增加介绍边区书籍

中共中央一到延安，就成立了以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组成的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党中央领导下的发行机构“陕西延安新华书局”诞生。至1939年8月，新华书店共发行98种新书。在大后方，中共依托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书店，大量发行有关中共领导人及中共方针政策的书籍，其中有不少是是专门介绍边区情况书籍。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高度重视印刷工作，注意报刊书籍的发行，要将“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中共指示虽然针对的是各根据地，但在根据地印刷出版的书籍不仅仅在根据地流通，大后方也是其发行的重要区域之一。

抗战初期，得益于国共两党相对融洽的合作氛围，出版关于中共政策、领导人传记、边区建设等方面的书籍得以大量发行。抗战期间究竟出版了多少与中共有关的书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从国民党方面有关图书审查的资料中我们大略可知其概况。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计共审查二百五十八册，有关共党者一百一十册。若将左倾及人民阵线者加在一起，则有一百六十一册，已超过总出版量二分之一以上，影响所及，亦殊骇人”。这其中就有不少著作是专门描写或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如《西北的新区》《中国的新西北》《抗战中的陕北》等。

（二）重视排版、印刷及流通

抗战期间条件艰苦，但中共尽最大努力，在出版书籍的内容、排版、印刷等方面都颇具匠心，尤其是对于宣传边区的书籍高度重视。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共同撰写《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初稿，陕甘宁边区准备出版这本书，向全国特别是大后方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的信中特别强调，这本书“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1941年4月1日，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中央八次会议上提出组织中央出版管理局以加强出版扩大宣传案中，对中共出版业曾有一段评价：（自抗战以来，中共）“数年之间，其出版

书籍，多如汗牛充栋。尝于书肆及邮检时查获该党书籍刊物，印刷之精美，价格之低贱，数量之众

多，即普通之各大书局所出版者，亦有望尘莫及之叹。故该党每出一书刊，甚至穷乡僻壤，亦可发现其踪迹。”要求设立专门机构以应对中共的宣传。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许多边远地区也发现所谓宣传边区的“禁书”。据此推断，中共关于陕甘宁边区的书籍在大后方流传甚广当属事实。

为应对国民党严密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及时将这些书籍送达大后方读者手中，中共采取秘密渠道发行、伪装封面、隐晦书名等方式予以应对，最大限度地扩大相关书籍的流通发行，以抵消国民党方面因查禁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应对中共在大后方利用书籍对陕甘宁边区的宣传，国民党当局再次祭出图书审查的“法宝”，以期控制中共的宣传影响。

一是查禁书目众多。

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通过建立和加强书刊审查机构，制定严格的审查制度，严厉的审查标准及严密的审查程序等措施，严格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以加强文化统制。宣传介绍有关边区的书籍自然也是国民党管控查禁的重点（见表3）。

表3：1938年4月至1943年10月国民党查禁书刊目录中有关陕甘宁边区著作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697—770页。

二是查禁理由牵强。

对于查禁理由，国民党大都以宣传中共政绩、破坏国家统一等为由予以禁止或没收。如《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审查意见中就有“该稿竟公开报导‘边区政府’之施政报告，并夸大宣传异党政绩，实属破坏国家统一，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故拟不准印行”之语。辛白所著《西北的新区》中有这样的描述：“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曾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荒淫糜烂，一天天朝坠落灭亡的路上走去；另一个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围墙里慢慢的产生，慢慢的壮大了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一天天的稳固，而新的人格、伟大的个性的典型也产生出来了”。国民党当局以“该书立场以派系为立场，颠倒史实，诬蔑本党及全国国民，并于行文间多方挑起阶级思想及人民对政府之恶感”为由，予以查禁。

甚至对有关陕北的照片影集也要予以查禁。如当时一本影集名为《陕北集影》，内有特区政府主席、特区教育部长、特区财政部长等照片，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宣传赤化，且表现中国为分裂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机构，不同的军队编制，不同的文字与文化”，要求“暂停发行”。

三

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媒体报道不如实地考察直观，报刊、杂志、书籍对陕甘宁边区的介绍总让人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感概。谢伟思就提到关于边区，“人们听到过许多说它完美无缺，但是是第二手的报道”。要真实体验边区实况，非亲自“躬行”边区不可。周恩来、董必武也在1942年4月1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争取中间分子既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的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热情欢迎中外各界知名人士到边区进行实地考察，成为中共在大后方塑造边区形象的又一重要措施。

    自中共到达陕北后，长期遭到国民党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中外人士要进入陕甘宁边区并非易事，而外国记者往往是进入边区的先行者。外国记者访问西北中共革命根据地，首推斯诺。早在1936年，斯诺就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重重限制，访问陕北苏区。其《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该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拉开了外国记者宣传边区的序幕。该书问世后，因畅销而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十多种文字，其中译本以《西行漫记》为名于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成为国内民众了解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窗口。

    自斯诺首开先河以后，克服重重困难赴边区考察的中外各界人士逐渐增多。梁漱溟1938年1月在延安停留了18天，与毛泽东先后见面8次，其中6次长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也于1940年冲破重重阻挠亲往延安考察；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在抗战胜利前夕赴延安，为国内和平奔走。在众多赴边区实地考察的人士中，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最大，对宣传塑造陕甘宁边区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

    出于宣传边区和统战的双重需要，中共对赴边区考察的中外人士格外关注，竭尽所能提供各种方便，并给予热情接待。

    （一）高度重视，精心准备

中共对外国记者或国内名人到边区访问做了精心准备。早在1937年2月，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表示将访问苏区时，周恩来就致电中央，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延安交际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

1944年初，在确定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消息后，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团的负责人和干部大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目的，后又出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以此表明中共对中外记者团的来访高度重视。为使访问取得成功，毛泽东于1944年6月18日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要求各地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以此帮助中外记者团了解边区与中共。

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正值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日。美国并非苏联，且纪念周年既不逢五也不逢十，但中共却为此专门在延安举行各界纪念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毛泽东、朱德等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并出席庆祝晚会。这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专门纪念美国独立日大会，以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主，表明中共对团结、民主的诉求，同时拉近与英美记者的距离。

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显示，中共知英美记者团将来陕北，积极布置各项工作。如“普遍刷新墙壁及街道”，“将诋毁中央之标语壁报刷去改以国共合作词句”，“将书店及散发民间攻击中央之书籍饬令收藏”，“将边币价格提高以表现边币之效用”等。因并不涉及中共机密内容，不少变化通过外部观察即可获得，情报的部分内容应当可信。这说明中共为接待好中外记者团做了充分准备。事实证明，效果明显，不少记者团成员写出了大量赞扬中共及边区的文章并发表在国内外各种媒体上，扩大了边区的影响。“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外事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任组长。“这个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由此可见，中共中央的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二）高层面谈，高规格接待

    访者来到边区，均有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愿望，中共高层都尽可能满足对方要求以遂其愿。斯诺两次赴西北，毛泽东都与其长谈；梁漱溟到延安18天，毛泽东与其畅谈6次；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时，毛泽东4次集体接见并单独会见一些外国记者。

即便是并不知名的国民党人士，毛泽东也尽量满足其见面要求。1938年春，西安财政厅厅长王德圃率行政院行政考察团访问延安，王德圃提出的考察要求中有四次需要毛泽东出面。毛泽东最后果然四次出面会见王德圃，王德圃回去后给孔祥熙的书面报告中对中共的政策给予较高的评价。

    除中共高层与来访者直接见面交流外，对于到访的中外人士，中共尽可能予以高规格接待，以显浓重与热情。1944年7月，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均到机场接机，可以说在延安的中共高层几乎全部到场。六参政员在延安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席招待和群众大会、文艺晚会，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轮流作陪。六参政员离开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又亲自到机场送行，表明对几位参政员的敬重。这种重视无疑又会影响到这些人对边区及中共的观感。黄炎培就对延安交际处周到的设备表示“出人意外”，“此次赴延曾受中共方面甚大欢迎”，“使人颇受感动”。黄炎培的观感足以显示中共在接待他们一行的别具匠心和周密准备。

    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也在日记中记载观察组抵达延安的盛况：“中共来迎者列队奏乐欢迎”，进城后“中共领袖陆续到达”。

中共的这种高规格接待，高层直接面谈让来访者有倍感重视，宾至如归之感。尽管表面上没有直接宣传边区，但来访者对这种接待的感受往往会影响其对边区及中共的评价。

    与中共热情欢迎各界人士赴边区考察相反，对于中外人士赴边区考察，国民党当局则设置种种障碍予以阻止。

一是加强对边区的封锁。

通过对边区进行封锁，尽量阻止中外人士赴边区考察是国民党当局采取的重要举措。陕甘宁边区四周均为国民党统治区，客观上为国民党包围封锁边区提供了地理条件。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密令胡宗南等将领封锁陕甘宁边区，阻拦边区与外界的沟通，缩小边区影响。1939年6月10，蒋介石密令朱绍良、胡宗南，要求在“关中公铁路上各要点及秦岭各隘路口应即时配备必要一部，特须以有力控置西安三原咸阳三要点”，要求马步芳、马鸿逵抽调兵力控置平凉、固原，以围困边区。1940年7月31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胡宗南，要求其在陕甘边区迅速构筑堡垒以围堵中共，要求“设计与查勘必须极端秘密”，在边区前线之警戒部队必须调“正式而有训练之部队，不可以保安部队或地方团队作警备”。

1944年3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要求胡宗南“惟以增筑碉堡与各种工事，如副防御与长堑深壕等加强封锁线之无懈可钻是为急务”，“务在封锁线以外之纵横二三百里地区以内层层筑碉，节节设防，星罗棋布，坚壁清野，勿使其越出此天罗地网范围之外为根本之计，”“已成工事之纵横厚薄之所在以及今后增强充实整个之方案重要多地，吾弟亲自密勘，其它多处也应分区分业分别多派精于工事人员前往检查负责督促，以后奸匪如有某区某段串出，应由改取该段之主管官长负责，处以纵匪之罪”。可以说，国民党为封锁边区费尽心力。

二是制定严格的采访规定，力阻中外记者赴边区采访。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黄仁霖起草的《战区外籍记者团办法》草案中对参加战区访问的外国记者之资格作了严格的要求：“新闻界公认世界闻名之各通讯社及大报馆记者”，“有名之著名作家（上项人员应由外交部介绍）”。记者到战区要经过层层审批，按照军委会规定，“本国新闻记者须得其报社正式证明其为确实在该报社工作人员，并有一年以上战地采访经验者，始得申请为战地记者”，外国新闻记者除此项规定外，“应在外交部正式登记后，始得申请为战地记者”。中外记者要通过正常途径赴边区实地采访考察具有相当的困难。

对无法阻止赴边区的采访的中外记者，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措施，力图使对自己不利影响降到最低。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采访是让国民党高层颇为紧张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溃败背景下，使国民党对这次采访更加重视。1944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忧闷异甚”，而让其忧闷之事中即有一事为“英美记者赴延安考察准许其请求而准备与运用则乏人”。为此，蒋介石致电胡宗南、祝绍周、谷鼎正，要求他们密为准备，如让从边区逃出人士设法与外籍记者接触“揭穿其阴谋及民主自由之虚伪”，收集证据证明中共“破坏抗战残害民众破坏烟禁金融邮政及苛税走私”。蒋的布置十分周到详尽，希望通过这种举措使中外记者勿对中共及边区产生好感。

负责国际宣传的曾虚白为此紧急制定应付办法。要求在中外记者启行前“由中央首长约其长谈，指明奸党伪装之真相，促其警戒”，事前让人伪装“作为招待员临时参加”，让曾受中共打压人员“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亲身之经验，尤应注意青年劳动营之训练成熟人员”。国民党拟通过事先“防毒”，影响中外记者对中共及边区的观感。事后证明，国民党当局正是按照这一办法执行的。蒋介石为这次“灾难性”的访问拨款500万元，其中五分之三用在机密的“特殊安排”之中，那就是“封锁、欺骗、监视和‘导游’”，戴笠派出392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派出413人，胡宗南派出400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唐纵曾对此评论：“为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上层要人们”。

四

中共以《新华日报》等媒体宣传为重点，书籍介绍为补充，亲赴边区考察为突破口，为边区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构建起一个时空结合，虚实相连的立体架构，力图将陕甘宁边区塑造为中国政治上最民主的地区，以政治优势弥补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足。国共双方为此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通过这场博弈，边区为大后方民众逐渐了解和熟悉，中共的政治形象也得到有力提升。

    （一）扩大了陕甘宁边区在在大后方乃至国外的影响

    斯诺作为采访中共西北地区的先驱，其所著《西行漫记》曾产生重大影响。斯诺曾经这样描述：“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1939年，斯诺重访边区，后写作《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文中报道了他重返边区的见闻，为宣传边区做出重大贡献。

1944年中外记者团以英美外籍记者为主，且无中共人员，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更为中外读者所接受，其宣传效果正面，舆论影响波及中外，在陕甘宁边区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爱泼斯坦、武道、斯坦因等记者先后在印度《政治家》日报、重庆《大美晚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中外报纸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我从陕北归来》《远东民主的种子》等文章，盛赞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考察也引起了中国驻美大使的注意。1944年11月16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回复外交部指出：“最近在渝外国新闻记者赴陕北后之报告，多经采用”。表明外国记者关于边区的报到在国外也引起了关注，促进了国外民众对中共及边区的了解。

斯坦因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采访后写成了一本3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实录，并于1945年在英、美出版，公众反映极为强烈。1946年6月由马飞海、王楚良、陈缣等人译为中文，并在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富通印刷所的前身)以晨社的名义印行出版。由于十分畅销，连续出版三版，一售而空。在国统区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外记者团中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赴延安采访43日回到重庆，7月底在重庆、成都的《新民报》上同时发表《延安一月》。毛泽东曾评价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曾将《延安一月》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文章刊登后，1944年10月由重庆新民报社出版单行本，次年再版，并有不少盗版印刷。有人盗版，说明该书市场需求大，阅读人群多，从而有力地宣传了边区形象。

即便是国民党人士，通过对边区的考察，也对边区做出积极评价。1942年底，为缓和国共关系，郑延卓以赈灾名义赴边区，其对延安内部的观察认为：“对经济工作极为注重，农工生产年有增加——公务人员尚称安定，至民众方面，因共党取之有道，似不甚苛扰，共党亦颇买好民众，经多方考询，似尚无怨言”。

（二）吸引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奔赴边区

正是中共在大后方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使得不少热血青年把奔赴延安当作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重要选择。

程朝云认为，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种情况。前两种主要是组织安排，第三种是追求进步，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受到一本书或一则有关边区的相关消息而奔赴延安。这种情况则充分显示了中共在大后方对边区及中共介绍所产生的影响。

史学家刘大年就谈到，他当时正是从一本刊物上看到关于抗大的介绍而想到去延安，他的好友刘浴生则是因他去延安，而跟了他去的。与王实味有个一段姻缘的薄平就是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一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招收学员的通知最终到达延安。马国昌的《延安求学记》是一篇纪实小说，文章里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书里介绍了一对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富家子弟和大学教授独生女怎样踏上延安之路的思想历程，在当时去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中，特别提到对他们影响最深，引起对延安无限向往的的书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们“简直被书中所描叙的神话般的战斗生活给吸引住了。他们向往着真理，向往着光明，他们多么想看看举世闻名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怎么生活着……他们向往着革命，虽然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还不能马上理解，但他们认为做一个红色革命家，那是最光荣的了”。

对于抗战时期青年奔赴延安，蒋介石也注意到“由西安往陕北之青年最近仍络续不绝”，责备蒋鼎文“为何不严厉阻止？”要求“凡无通行护照概不许其自由通行”。国民党当局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仍然阻止不了大批青年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边区。

（三）使部分中外人士对中共看法转趋积极，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在国统区没有公开合法的宣传渠道，加之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对中共的负面宣传，中共在诸多中外人士中之政治形象并不佳。黄炎培曾提及：“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这种未见时的“可怕”与亲眼见到时的“意外”代表了大后方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在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共的大力宣传，加之部分知名人士亲赴边区考察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共的固有看法而转趋积极认可。

梁漱溟赴边区访问后，得出结论：“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是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手段策略手段如此”。当然，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可能经过一次参观，几次谈话就能完全转变观点，梁漱溟也认为“中共的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尽管如此，梁漱溟总体上对中共及边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陈嘉庚回顾1940年在重庆时听到的边区景象是人民困苦，男女之间不讲人伦，犹如人间地狱。为见证真实情形，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劝阻，毅然赴延安考察，对陕甘宁边区及中共有了全新的认识：所谓民众生活困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男女之间，“咸有自然秩序”。陈嘉庚去边区之前关于边区的描述代表了大后方及海外华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看法，通过实地考察，消除了陈嘉庚此前不少不实认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出去后深赞边区建设，到处替我们说话”。连蒋介石也认为陈嘉庚“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其延安之行后“备受中共统战影响，自此态度渐趋附共，对政府指责批评，甘为中共统战工具”。

1944年7月，美军延安观察组赴延安，尽管其目的主要是有关美国与中共军事合作事宜，但观察组成员同样对边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作出了积极评价。谢伟思到达以后，感到边区的精神气质和氛围与国民党统治地区有非常大的区别，他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密切，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延安观察组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提出了要求美国改变单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未能实现，但却表明边区及中共在当时部分驻华外交官中心目中的良好印象。

1944年中外记者团通过在边区月余的参观访谈，认为中共“组织力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

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赴延安归来后于1945年7月6日召开会议听取赴延安人员报告，张澜及各党派重要人员出席甚多。黄炎培在报告中表示：“延安方面党政军干部团结一致，官民亦互相信赖，共同甘苦，其一切紧张工作情形，实不可非议，故本人认为解决共产党决非如我人在重庆所想之容易”。黄炎培在其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中更是对边区及中共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共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的五日之行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共通过报刊、书籍、中外人士赴边区考察等形，式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成就，力图建构一个既有先进理论作指导，又具备善治能力的先进政党形象，极力争取大后方民众的认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即已注意到：“凡自陕北与西安来汉者，皆称陕北勤劳节俭，苦干硬干。而西安则浪费奢侈、迟钝、贻误，官气恶习，在在皆是，毫无战时与革命气象，闻之痛心，亟应改革急进，以挽堕风”。由此，国共围绕边区形象塑造展开的博弈构成了战时国共政争的重要内容。中共在此博弈过程中扩大了边区在国内外的影响，使不少中外人士改变过去对中共的消极看法而转趋积极，不少爱国青年在此影响下奔赴边区，为边区战时提供了大量人才。本文的论证结论说明：尽管很难据此认为人心向背已倾向中共，但中共的政治形象较抗战前得到正面提升应是不争的事实，而陕甘宁边区在中共形象提升过程中所起到的典型作用当为史家所注意并应予以应有的关注。

（原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