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密：战时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2021-04-09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摘要] 抗战之前，重庆仅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工商业城市，并不为世界所熟知。但因长期抗战的需要，重庆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在抗战期间，重庆是战时中国合法中央政权的地域承载，是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中枢，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战略指挥中心，还是支撑中国抗战的战略后勤保障基地。作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二战名城，重庆还经历了残酷的战火洗礼，岿然屹立，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众树立了不畏强敌、坚持抵抗的榜样。

[关键词] 重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地位

曾经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尤其是不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也被国际社会所遗忘。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抗战、战时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给予了客观、中肯的评价。有学者就提出，西方世界不应忽视中国这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要充分认识战时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1]131-137

与此相关，重庆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曾长期被忽视。在当代，在西方学界，对战时重庆的历史地位给予应有关注的学者仍然寥寥。许多客观史实也在岁月的消融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鉴于此，笔者拟从宏观角度勾画战时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为更加清晰的认知和解读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铺垫。

一、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中国的战时首都

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国家权益不断遭到损害，国际地位也日渐衰落。惟有在抗战时期，中国凭借顽强、坚韧的抗战意志顶住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由此得到显著提升，并成为与美、英、苏齐名的战时四强。

关于中国战时四强的地位，一度不为西方学者所认可，甚至有学者认为是美国的战略扶持让中国拥有了大国地位。[2]324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有更为客观的认识。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成为了一个强国，是全球权力平衡和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与同盟国的关系是合作者。[3]443米德（Rana Mitter）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二战时期的中国就是“负责任大国”。[1]133而事实上，战时中国不畏强敌、勇于牺牲，造就了中国反法西斯四强的地位。战时中国抗击日本军队的人数以及在盟国中所占的比例就奠定了中国四强地位的硬实力（详后）。中国的四强地位是实至名归的。

而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其政治地标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重庆作为战时中国合法中央政权的地域承载，见证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毅力。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序幕。随后，淞沪抗战爆发，中国首都南京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开始筹划迁都，以便长期抗战。诚如国民政府在迁都宣言中所言，日军欲凭借其军事暴力攻陷中国首都，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然而中国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迁都重庆坚持长期抗战。[4]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抵抗的坚强决心。

重庆在当时拥有作为战时首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重庆为西南重镇，周围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十分险要。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处，为四川门户。而四川又以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成为了战时中国后方基地的核心地区。故，以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在军事、经济、交通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优势。

1937年11月16日，国防委员会做出迁都重庆的决议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重庆，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迅速重新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系、军事动员体系、外交体系。此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代表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国内，它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内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共同拥护，也得到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以重庆为首都的国民政府，始终是唯一代表中国国家主权的合法政府，是中国坚持抗战，绝不屈服的象征。

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华北地区不断推出傀儡政权，妄图将中国分而治之。1939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日本据此企图以汪精卫为首建立伪中央政权，替代重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为其侵华战略服务。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起了所谓重建的“国民政府”，自命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正统”，使出浑身解数为其汉奸政权的“合法”地位正名。[5]汪伪政府还组织了所谓“还都南京”的庆祝活动，并使用了与国民政府相似的国旗、国徽等符号作为其政权的标志。甚至，1943年，汪伪政府还策划了一幕与日本签订条约，“撤废治外法权”的政治闹剧，以混淆视听，欺骗世人，试图抵消中国与美、英盟国签订平等新约的积极影响。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批驳，指出日汪之间订立的所谓“新约”无疑是主子与奴才之间共演的政治闹剧。[6]

所以，无论汪伪政权如何沐猴而冠、煞费苦心为自己政权粉饰，其傀儡伪政权的本质都难以改变。在整个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始终不为国际主流社会所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则始终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承认，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在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伊朗、加拿大、阿根廷、瑞典、印度、葡萄牙、波兰、秘鲁、挪威、荷兰、墨西哥、土耳其、丹麦、捷克、智利、巴西、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大使馆或公使馆。美联社、路透社、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报刊社，以及国际性反战机构都向重庆派出了常设机构。

中国迁都重庆，表明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毅力。重庆作为承载战时中国唯一合法中央政府的首都，见证了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和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美国学者易劳逸(Lioyd E.Eastman)对中国抗战的表现赞誉有加。易劳逸认为，“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100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7]

的确，与同时期其他一些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所作的抵抗相比，中国在抗战时期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战斗意志，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绽放出耀眼光芒。

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中国外交的决策中枢

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是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国的各项重大外交决策均在重庆做出：团结美、英、苏等盟邦，争取盟国的战略支持与援助，参与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美、英盟国协商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等等。重庆是中国战时外交策划、实施的中枢所在。

中国在抗战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策是在重庆做出的。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虽与相关西方国家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展开了谈判，但日本的侵华打乱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国的抗战日益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赢得了美、英等盟国的尊重和同情，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了契机。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941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就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再次向美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的要求。彼时，美国政界高层对此尚犹豫不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诉诸舆论促使美国尽快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致西方的长篇专题文章在《纽约时报》刊载。在文中，宋美龄抨击西方过去以军事武力侵犯中国主权，并特别谴责领事裁判权是十分恶劣的制度。[8]

这引起了美英两国政府的注意，随后中美、中英开始商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经过反复磋商，于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这从法理上为中国摆脱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打开了缺口。随后，国民政府展开外交努力，在抗战期间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签订平等新约，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与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签订平等新约。通过抗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了。[9]

另外，关于战后收复被占领土，最大程度的争取国家利益的各项决策也是在重庆开始酝酿和策划的。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获得英美盟国对中国收回被日本占领的领土正义要求的全力支持。会后签订的《开罗宣言》规定，把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从法理上保证了中国能在战后收回被侵占的领土主权，从被侵略、被欺凌的弱国真正实现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

其实，在去往开罗之前，在重庆，中国政府就开罗会议的中方主张制定了详细方案，对收复台湾、澎湖、东北等领土均作了较周详的考虑，并对战后日本的处置，以及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也作了一定筹划。并且，中国还为其他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问题谋划，例如,中国主张朝鲜战后走向独立。[10]

还有，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世界国际秩序的重建成为战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之中，美英苏中四大国就通过一系列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问题。为维护即将产生的国际新秩序，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中就已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对战后秩序构建的设想最初也是在重庆酝酿、准备的。

早在1942年，在重庆，国防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主任王宠惠根据国民政府指示，开始草拟有关组建《国际集团公约》的方案。这份草案对和平原则、国家平等原则以及国际组织的组织机构等方面均做了初步设想。[11]66-88此后，为商讨战后国际组织筹建，在1944年，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顿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商讨筹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规章制度。在会上，中国代表根据指示，在商讨草案时提出了许多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建议和主张。例如，中国主张草案中应明确写明“保证会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建议被会议所采纳，并最终写入了《联合国宪章》。[11]169、538 这些建议的提出，都是由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商讨后最终酝酿成形，然后在橡树园会议上提出。

此外， 1945年，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是在重庆组建的。此代表团由国民党、中共以及其他各党派共同构成。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成员国之一，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直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和成立工作。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和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

这些外交成就均是在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外交决策层的积极筹划和努力争取下获得的。战时重庆不仅见证了中国收复国家主权迈向国际平等的不凡历程，更见证了中国以大国身份为世界和平和战后秩序构建所作的努力。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战略指挥中心

在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已独自坚持抗战多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中国成为最先签字的四大盟国之一。

在酝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同时，美国、中国、英国根据共同的战略需要开始筹划在中国建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在中国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及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盟国军队作战。蒋介石接受了罗斯福的这一建议。随后，应蒋介石要求，美国派史迪威到中国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此，重庆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指挥和协调盟国军队共同抗战。

中国战区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中国境内的抗战。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军陆军的大部分兵力，有力的支持了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中国战场歼灭和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日军不得不将绝大多数兵力用于中国战场。盟军对日作战所毙伤日军的70%，在中国战场，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死伤总数的8倍，是苏军击毙日军总数的31倍。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战场的主战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战场在东方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6

盟军为支援中国战区打击日军，由美国陈纳德将军筹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美军14航空队。这支重要的空中力量在保卫大后方、在滇缅战场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在整个抗战期间击落日军飞机2600多架。[13]

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与盟军共同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战区统帅部指挥中国战区盟国军队在亚洲大陆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有力地支持了盟军的海上作战。

在滇缅战场，中国在国内战场遭遇重压的情况下，仍派出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与盟军共同作战。特别是为救援英军，中国远征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在第二次滇缅战役中，中国军队与盟军密切配合、相互协同给日军歼灭性打击，共同收复了缅北地区。

鉴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14]

而抗战结束，中国战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承担了对日军的受降任务。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接受了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日军投降书。9月28日，驻扎在大后方的中国军队第一方面军由卢汉主持，在河内接受了日军的投降。中国战区共接受了128.3万余日军投降。[15]中国战场接受日军的投降人数，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屿日军的总和。[16]449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战场之一，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滇缅战场、在印度，中国军队秉承中国统帅部的指令，与美、英军队密切协助共同对敌，为中国战区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战略后勤中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欧亚两地。在欧洲战场，英、美、苏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在亚太战场则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共同抗击日军。在太平洋，美国通过海军与日本展开激烈的夺岛战斗；在亚洲大陆，则主要依靠中国军队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军队。

虽然美国通过滇缅公路及驼峰航线也向中国输入了一定数量的军需物资，不过，由于盟军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中国战场所获得的美援物资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至1944年，中国从美国获得的援助物资占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中极低的比例：1941年为1.7%，1942年为1.5%，1943年为0.4%，1944年为0.4%。[16]217

可见，即使有一定外援，但在整个抗战时期，支撑中国正面战场的物资仍主要来自于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

虽然中国战时经济发展滞后，但在抗战大后方，人们以民族救亡为己任，各尽所能，为抗战贡献力量。而重庆不仅是战时首都，还是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重庆在军工生产、金融服务等各方面为大后方其他地区起着榜样作用。如果说大后方为中国抗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那么，重庆就是这个战略后方的核心基地。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注意经营战略纵深，在西南、西北地区加强交通建设，有步骤的将一些军事工业布局于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兵工企业内迁。抗战大后方承接了中国军事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军工体系，支撑了抗战危局。如果没有大后方的兵工生产，在国际通道基本被封锁，外援较少的情况下，正面战场将陷入弹药断绝的危险境地。[17]

随着兵工企业的内迁，战时重庆集中了国民政府兵工署17家兵工厂中的11家，占三分之二。这些兵工企业环绕重庆两江，生产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8]55-56在抗战时期，虽然中国因缺乏技术和生产设备，无法生产一些重型武器，但在常规武器的供给上，大后方的武器产能为战时损耗提供了较大补充。这是战时中国能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质保障。其中，重庆则是抗战大后方兵工生产的主要支柱。[18]239-240

战时军工生产，需有一批必要的工业企业生产与之配合。战时重庆是承接沿海工厂内迁的重要地区。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0年的统计，重庆的工厂总数达到429家，占整个大后方工厂总数的31.6%。[19]这些工业基础为抗战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必要的机器设备、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

重庆还是抗战大后方地区的金融中心。随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中心地位确立，不但有随迁而来的四大国有银行，不少其他沿海商业银行也在重庆落地生根；加上重庆原有的各类地方银行，重庆金融业在战时有了长足发展。重庆不仅成为了各种金融票据汇兑的结算中心，还是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管理机构所作在地，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外汇交易管理中心。[20]在战时，重庆作为大后方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不仅承担了为抗战融资和支持抗战事业的重任，还承担着与其他盟国家签订金融借款、外汇汇兑等国家对外金融联系的核心业务。同时，世界各地华侨为支持祖国抗战，纷纷向国内汇款，重庆还是联结华侨共同抗战的金融枢纽。

重庆作为支持中国抗战的战略后勤中心，对中国抗战的价值难以估量。如果将视野向外，考虑到中国抗战在亚太战场的重要支撑作用，重庆不仅为中国，也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样的认知，应是对重庆在战时后勤保障上所作贡献的基本定位。

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世界名城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一方面在抗战中起着领导正面战场和大后方人民共同抗战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国家政治象征的标志性地位，遭到了日军长期的战略轰炸。

日军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近7年的无差别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39、1940、1941年。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日军的轰炸并非是为配合地面进攻或针对军事目标所作的战术轰炸，而是以制造“恐怖”氛围，消解中国人民抗战意志为目的战略轰炸、政略轰炸。日军的军事行动纯粹是以轰炸城市为目的，对并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在轰炸时，日军还根据重庆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的特点投下大量燃烧弹，让城市陷入一片火海。日军轰炸“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大屠杀、大破坏，甚至低空使用机枪对密集人群进行扫射”。[21]329

在二战中，重庆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分别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的首都，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四大名城。而重庆是四大名城中最先遭受无差别战略轰炸，持续受无差别轰炸时间最久，遭受损失也极为惨重的城市。[21]335

在轰炸最为频繁的1939、1940、1941年，这三年中，中国在单独对日作战。重庆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最为深重。在那段异常艰难的岁月里，重庆人民凭借顽强的抗战意志顶住了日军的轰炸。日军妄图通过无差别轰炸让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的战略意图最终归于失败。

重庆人民不畏强敌、坚持抗战的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939年，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深刻揭露了日军对重庆人民犯下的累累恶行。此后，《泰晤士报》还对重庆人民坚持抗战建国不怕牺牲和的坚韧和坚持给予充分赞誉。[21]364。其他西方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基督教箴言报》、《纽约时报》等报纸也对重庆给予了充分关注，尤其是对重庆人民面对轰炸坚持战斗，乐观、积极的精神予以细致描绘。[①]

此外，还特别要提到一部曾荣获美国奥斯卡特别奖的纪录片——《苦干》（KuKan）对中国抗战和战时重庆的真实刻画。这部由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Rey Scott）拍摄，反映中国抗战的电影纪录片，用17分钟的影像画面直观地展现了1940年8月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的一次无差别轰炸暴行。在漫天的浓烟和肆虐的火光中，重庆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残暴所吓倒，而是积极组织自救，并坚持努力工作和乐观生活。[②]英勇的重庆人民凭借坚定的民族意志，坚持“愈炸愈强”的抗战决心和誓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让日军的所谓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等一切试图屈服中国抗战意志的各种战略、战术都成为徒劳。

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全程观看了该影片，深深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所震撼，并对遭受日军残暴轰炸的重庆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后来，罗斯福书写卷轴一副赠与重庆人民。在这份由他亲笔签名的《致重庆市民的纪念状》中，向重庆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22]

另外，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1942年6月14日的广播演说中也盛赞中国抗战的不屈意志，特别提到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险忍受通过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12]11

由此可见，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战时大国的首都承受了残酷的战火洗礼，岿然屹立，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众树立了不畏强敌、坚持抵抗的榜样。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博士项目“美国视阈下的抗战中国形象”（项目批准号：2016BS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密（1980-）男，四川隆昌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抗战史。

注释：

[①] 参见张瑾、陈微《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张瑾、高瑜：《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瑾、王爽：《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①] 笔者曾观看过此影片，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存有该影片复制品。

参考文献：

[1] 周勇、吴兵.名至实归：评《被遗忘的盟国》[J ].抗日战争研究,2013(4).

[2]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美国与中国[M].张里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24.

[3] William C. 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J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443.

[4] 国府迁都宣言[J ].时事类编特刊，1937(6):48.

[5] 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J ].抗日战争研究,2005(2):1.

[6] 包凯.平等新约下沦陷区同胞之责任[J ].时代精神, 1943(第7卷5、6期合刊): 18.

[7] [美]易劳逸(Lioyd E.Eastman)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M]. 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114-115.

[8]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73.

[9] 王真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2.

[10] 王世杰呈蒋中正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及英美苏三国会议文件（1943年11月11日）[Z].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联合国外交（二），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 002-080106-00015-010。

[11]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M].台北：“国史馆”印行，2001.

[12] 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 1931-194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3] 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308.

[14] [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上海：新群出版社，1951:49.

[15] 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