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斐谢丹：抗战新闻编辑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2021-04-09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闻编辑的思想与实践也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政治定位上强调站紧民族与社会的立场，读者定位上提出要成为人民的报纸，新闻标题制作亦可以更刺激一点。对编辑人员，更要求素养的提高和保密意识的增强。

关键词：战时新闻学编辑思想编辑实践

战时新闻编辑是战时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新闻抗战的重要环节。回望历史，随着抗战爆发后“新闻救国”运动的兴起，众多新闻编辑工作者面对严峻的战争环境，以版面为阵地，以抗战为使命，进而“确保胜利的信心”、“倡导同胞的气节”、“发扬正确的舆论”，[1]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闻传播领域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政治定位：站紧民族与社会的立场

抗日战争，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当国难来袭时，中国新闻学自觉地迈向了“战时新闻学”时代，更为突出新闻事业的工具性功能，以求得新闻报道能够更好地为抗战救国服务。

在新闻编辑领域，面对纷繁芜杂的各类新闻信息，《救国通讯》杂志主编潘朗明确告诫编辑同行，“由于材料来源各异，其所报道的新闻价值自亦不同，甚至其正确性也有待考虑！因此编辑时便不能不首先运用我们正确的批判能力，并且站紧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立场，决定处理的方法；或是摒弃不用，或是作为参考资料发表，或是加以删削，或是加以按语，或是刊登地位的显要与否。”[2]简单来说，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新闻的取舍标准应当首先是政治标准，即围绕中华民族和国家社会的立场，这是新闻编辑对战时新闻价值的“重新界定”。张友鸾甚至为此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新闻是最近发生然为多数读者注意‘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件事实”。[3]在这里，张友鸾承认新闻的“事实说”，但在战时的语境下，他所指的“事实”是有所选择的，即选择“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实，这种“选择”，是新闻编辑工作者在一种政治上的定位。

如何站紧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立场呢？学者储玉坤提出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要求，“对内的宣传，（要）报道有利的新闻，激励前方将士的斗志，增强后方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揭破敌人的阴谋，暴露敌人屠杀、滥炸、抢劫、奸淫的暴行；并随时消除国内妥协派的谣言阴谋以及一切挑拨离间的诡计。另为对外宜传，向国际宣扬本国实为全人类的文明而战，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诸敌国，以博得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4]这两方面，实际上也为新闻编辑在具体操作实践时提出了可供执行的参考标准。

政治定位是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属性，并且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在战时有着更深刻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当代学者将战时新闻界定为“非常状态下的政治传播”。可惜，当时却有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对此，《大公报》的王芸生指出，“选稿要衡量国家利害，社会是非，莫使有害国家利益紊乱社会是非的稿子编到报上。”[5]潘朗也提醒同行，“最怕我们缺乏为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斗争的自觉、实践和最后胜利的信心，而相反采取了对政治‘漠不关心’‘超然物外’或‘明哲保身’的态度。因为如果这样……便是亵渎了现代报纸与编辑的光辉伟大的任务。”[6]这一句句警示，对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面向读者：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

新闻的生命存在于读者之中，可以说，战时新闻发展的关键在于它的读者定位，也就是明确“报纸的读者是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扩大战时新闻影响力，鼓舞更多读者投身抗日洪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以当时的重庆为例，各报在读者定位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抗战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大众可看的通俗报纸，实在是个欠缺。”[7] 1940年张友鸾的这一遗憾也揭示出当时报纸的尴尬，他当时的希望是要办“人人看得懂”的报纸。

显然，在当时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国，报纸只有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编辑方针，才能广泛地影响读者，实现全民抗战的政治动员。怎么大众化和通俗化呢？新闻编辑工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办法：

如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新办《千字报》，形式上采用当时中小学教科书中的一千个字为基本用字，把新闻编辑成极其通俗的白话，以使报纸适合一般民众和小学儿童阅读；国民党中宣部也着手编辑语言通俗、篇幅简短的“简报”来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这种简报，一般4至8开，每期千字左右，不需太多的人力。据统计，1941年重庆有1家简报，1942年全国预计增加到60家，到1944年预计增加到400家左右。这种计划，后来基本实现了。[8]《新华日报》更是确立了“不仅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9]的编辑方针，开辟“读者信箱”专栏，创办《妇女之路》、《工人园地》、《青年生活》等专刊，形成了接近中下层读者、贴近现实、通俗易懂的办报风格。

在编辑思想上，《时事新报》的赵炳烺提出战时报纸大众化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做到一个车夫、一个学徒、一个农工，都能朗读的地步”，[10]对此，编辑们可以有很多改进，如“敌受重创”可以改为“敌人损失极大”，“歼灭”可以改为“消灭”，“敌狼狈溃退”可以改为“敌人败得没命乱逃”。新闻学者吴成指出战时电讯为了省钱可以用文言文，但“到了编辑时，便要把它译成白话”。[11]王克让主张应彻底打破旧式标题的“对称整齐旧调，不问字数多少，并可以用标点符号，使其更能达意、醒目、有力……便于各阶层，各职业群的大众阅读”。[12]现在看来，这些编辑思想在战时新闻的实践中是得到了有效贯彻的，“人人看得懂”成为报纸通俗化的基本要求，“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更是成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宗旨之一。

三、标题制作：编辑时不妨刺激一点

“题好一半文”，新闻标题对战时新闻编辑的作用不言自明。在沉闷的战时背景下，“此时欲求新闻纸能多收宣传力量，注重标题是最取巧的方法”，[13]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优秀的标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唤醒读者，教育读者，甚至组织读者”[14]的价值。

姚俊闻专门撰文《编辑技巧》，批评当时的新闻标题“老是给人一副平凡的面孔，毫无表情”，这样的新闻“未免太乏味，使读者觉得每天的新闻都差不多，也就无心去看详细的电讯内容了”，而正确的标题“不是象征或写实的，而是‘刺激的’”。[15]张友鸾的观点与之类似，“一条新闻标题的力量，有时或竟能超过一篇论文，一字一句在新闻标题上我们要把它弄好”。具体怎么操作，他提出战时新闻标题可以“夹叙夹议”，并且 “不妨稍稍灵活一点，刺激一点”，但是应当注意，“灵活与刺激可并不是谩骂……刺激读者不是使读者付诸一笑，付诸一笑的新闻标题在此时是没有什么用的”。[16]

实际上，当时出现新闻标题的僵硬刻板是有着多种原因的。除了编辑素质的问题之外，主要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大部分稿件源于中央通讯社，二是战时新闻报道的公式化。

不过，制作标题作为新闻编辑的一项基本功，即便是抛开战时背景下标题的刺激性要求，如何打造优秀的标题也成为了当时新闻编辑学讨论的重要内容。《大公报》的王芸生告诫编辑们，“用通讯社稿件，莫抄袭原标题，以免与他报完全一致，也不可受原标题的先人之见暗示。”[17]《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在《如何编辑新闻》一文中提出，标题应当注意“忠实、概括、浅显、美妙”四点，这样“一是便利读者，二是使新闻系统化美化”。[18]赵光炎是在当时对新闻标题最为重视的一位学者，在《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一书中，他专辟《标题的种类与方式》一章，用大量的案例批判了当时新闻标题存在的“章回体”、“小家气”、“残缺的语气”、“不相称的对比”等诸多错误，要求编辑人员在面对新闻标题时应当一是思考要周密，二是技术要灵活，三是态度要公正，四是处理要审慎。具体操作中，可以将“文学的修养、鲜明的对比、机动的改变、重点的适当暴露”[19]等编辑技巧糅合进标题的处理中。

四、职业素养：不是仅仅具备技术上的知识

新闻编辑作为战时新闻的把关人，其职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战时新闻报道的水准和方向。在艰苦的战争背景下，新闻媒体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呈现的，但是在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退居大后方的情形下，新闻编辑如果没有较高的职业素养，或者只是单纯具备编辑技能，是无法有效运用这一武器的，更不要说给全国民众以正确的指引。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当时的探讨给出了许多一般性的回答，如王芸生认为，“一个好编辑，他一定是同情心旺盛，智识丰富的人，奖善惩恶逾法官，济弱扶倾如侠义。”[20]刘耀文认为，“一个编者，必须要有充分的修养和相当的学识经验，才可胜任愉快。因新闻工作的范围，包括太广，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普通常识，都要具备，同时还要有专门的知识、冷静的头脑、缜密的思想与正确的认识，方能忠实的担负起新闻报道和领导舆论的责任。”[21]

显然，上述的回答并不能完全应对战时的要求。对此，刘光炎指出，“现代新闻记者，尤其是新闻事业中坚干部的编辑员，对于自己的职务，便应当有特殊的重视，对于自己的态度，更应当有特殊的修养。现代编辑员已经不是仅仅具备技术上的知识便可自满，现代编辑员所需要的条件，是对抗建事业有正确的观察、坚决的信念和热烈的情绪。”[22]的确，面对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局面，新闻编辑人员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理解到这是一场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当时被动的境地，不会动摇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同时还要把抗战必胜的乐观情绪传递给普通读者，让全国民众坚信胜利的曙光。

另一位笔名为“緗雨”的报人更为强调编辑的乐观主义态度。他首先阐述了新闻传播与民众心态的关系，“一张报纸的刊行，几个铅字的说白，不独影响士气，而且影响民气。”如果大多数人因为报纸的影响认定中国必败，则中国将不战而屈于敌人之手；相反，如果大多数人因为报纸的影响认定中国必胜，那么，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新闻编辑们“要以这种无限量的乐观态度，直接的普遍的灌输士兵与民众，并间接影响国际的观听”。这种乐观主义编辑出来的新闻，在国内可以“使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在国外也可“藉此获得广大的力量和同情”。但是乐观与骄傲和浮夸不同，“我们应审慎地使读者了解敌人军备的优越，初期的挫折和前途的危险与艰苦，而应不断地努力，加紧地准备，拼命地战斗，始可获得最后的胜利。”[23]

五、保密意识：我们应顾全新闻机密性

新闻的公开与战时的保密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一般普通消息即为新闻，而具有军事性即为情报，故新闻与情报实有密切之联系性。”[24]通俗来说，战时新闻报道必然会涉及许多机密事项，稍不留心就会成为敌方搜集的情报。一旦泄密，将给战略部署与战时行动埋下隐患。

遗憾的是，许多报纸和编辑在战争初期对新闻的机密性不以为然。緗雨指出，“我们翻开各地的报纸，不难到处发现军事机密。西南某数省的报纸，常常刊载军队与壮丁数目、开拔的地点与时间、军事要人的行踪与军事装备……即以素负盛名的某大报与某名记者，亦常以其流利的笔锋，于描写军情之余，痛论敌我的得失。”[25]稍一揣摩就会发现，这两类新闻材料虽然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诉求，甚至带来销售数量的增长，但都不同程度泄露了军事机密，编辑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如完全视报纸为一个商品，尽量地告诉读者以军事机密，以满足读者好奇的心理，自可获得销数的增加。但如我们不忘记报纸在抗战时期，不仅是普通的社教工具，而是为维持一民族国家生存的武器，则我们对军事机密应完全地保守。”[26]

在战争背景下，新闻报道的只言片语，甚至是招标启事，都可以成为敌人窥探情报的来源。浙江战时新闻学会的李倍举例说，许多报纸的通讯报道中，常常以“记者行至某地，该处面厂林立，我某某等制造厂皆设于此，后方工业正在生长中”的形式，将地方建设、行政设施及军事设备暴露无遗，这无异于给敌人轰炸提供目标指引。即便是机关及重要工程招标启事，也不应该公开，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李倍的警示，绝非危言耸听。战时情报的泄露，许多数据就源于新闻的报道。战时的新闻编辑必须要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这是一项基本的操作守则，因此，李倍呼吁，“新闻纸之使命，在国家战时须能做到宣传自己与防范敌人的功用，而新闻与情报实有不可分割之连带关系，我们应顾全新闻机密性，建立完善的新闻报道，而达到防范敌人之目的，责任实异常重大。”[27]

目前我们身处和平时期，但采编过程不经保密审查造成泄密的事例还是时有发生，新闻工作者的保密意识仍不可忽视。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新广出发[2014]75号），首次要求新闻单位提供申领人员与所在新闻单位签署的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可以说，这是健全新闻保密制度的一次创新，同时也提醒我们，新闻界的保密意识，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作者：蔡斐系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谢丹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1937—1945）”阶段性成果。）

[1] 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前言[M].上海：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

[2] [6] [14] 潘朗.怎样编好中外电讯[J].新闻记者，1940（2）.

[3] [7] [13]张友鸾.战时新闻纸 [M].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9、14、19.

[4] 储王坤.现代新闻学概论[M].上海：世界书局，1948：32.

[5] [17] [20]王芸生.新闻的选择与编辑[J].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1）.

[8] 许孝炎.本党的宣传机构及其运用[J].新闻学季刊，1942（2）.

[9] 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N].新华日报，1942-09-18(01).

[10] 赵炳烺.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J].新闻学季刊，1939（1）.

[11] 吴成.非常时期之报纸[M].上海：中华书局，1936：52。

[12] 王克让.报纸应该大众化[C].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战时新闻工作入门.重庆：生活书店，1939:108.

[15] 姚俊闻.编辑技巧[J].战时记者，1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