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1912——1987），广东汕尾人，我国现当代颇负盛名的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39年底，马思聪首次到重庆，先后担任励志社管弦乐队首席、中华交响乐团指挥等职务，积极参加各类音乐会、演奏会，活跃在重庆音乐界。在抗战期间，他辗转于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大后方及香港、广州等地，不仅创作《思乡曲》《西藏音诗》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还与中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音乐神童”的炼成之路

马思聪生于1912年5月7日，在家排行第五，其父马育航（武昌起义后，任广州市财政厅长） 给他取小名为“艾”，含有聪颖、健美、长寿的祝愿。他从小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爱听民歌，爱看地方戏曲；7岁时， 在堂兄马时晖家，学会了弹风琴；9岁随父到广州，就读培正学校，其间学会了吹口琴、弹月琴。

1923年夏，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从法国带回一把小提琴，彻底改变了马思聪的一生。他对这件乐器爱不释手，萌生了赴法学习小提琴的想法。该年冬，11岁的马思聪跟随大哥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音乐生涯。

（1924年，马思聪初到法国与大哥马思齐（中），马思武（左）合影）

1925年，马思聪考入了南锡音乐学院，师从于巴黎国立歌剧院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在老师的点拨之下，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考时曾获得最优二等奖。

1929年，因家境受困，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不到一年的马思聪只得回国。回国之际，他结识了初到法国的冼星海。马思聪见冼生活艰辛，便将他引荐给奥别多菲尔，免费习琴。

马思聪回国后，开启了音乐演奏生涯。他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开办了数场音乐会，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多家报纸纷纷称其为“音乐神童”，赞誉他“神技一奏，全场屏息凝听。其顿挫抑扬，令人神志飘逸。”

马思聪虽以演奏家的身份奔波于各大音乐会，但也敏感地察觉到，中国没有小提琴作品创作。于是，他开始摸索作曲的技巧与格调，创作《古诗七首》等作品。

1931年，马思聪再次赴法，经奥别多菲尔介绍，跟随作曲家毕能蓬教授学作曲。在毕能蓬的精心指导下，他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32年，马思聪回国定居后，与陈洪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并任院长。同年，与王慕理结婚。1933年，马思聪受聘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讲师。繁忙的教学、音乐会，使他根本无暇顾及也不懂得“经营”人情世故，导致其在中央大学五年教学时间里仍是讲师身份，未获教授头衔。随后，马思聪接受广州中山大学邀请，聘为该校教授。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马思聪携妻逃亡至香港。1939年1 月29日，其父马育航被暗杀于上海，两天后，长女马碧雪在香港出生。他一手拿着父亡的电报， 一手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悲喜交加。他很快意识到，香港动荡，物价上涨，已无法立足，于是带着妻儿赶往中山大学迁校新址——云南。

战争年代，各地生活仍旧艰难，生存堪忧。为了养家糊口，马思聪又决定到战时陪都重庆演奏小提琴，寻找工作。

与中共的深厚情谊

1939年10月底，马思聪到重庆没多久，中共地下党员李凌就前来拜访。此时李凌刚离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来重庆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他与马思聪交往，除了结识这位著名的音乐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团结一批在重庆的知名音乐家，准备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音乐》杂志。

马思聪与李凌谈得很投机，他们之间没有隔阂和戒备，很快建立了友谊。一次交谈中，马思聪得知冼星海在延安，非常高兴，与李凌谈了许多关于冼星海在巴黎的情况。李凌给他看了冼星海写的《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李凌将计划出版《新音乐》月刊的事告诉了马思聪，还引荐赵沨与他认识。此时，马思聪并不知道他俩是共产党员，更没想到他日竟与中共领袖周恩来不期而遇。

（马思聪与李凌、赵沨等好友在一起）

一天，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晚会上，马思聪见到了周恩来。当时，他手持小提琴，在舞台上拉着自己创作的男中音独唱曲《永生》。《永生》唱毕，应邀前来赴会的周恩来特地走到他面前，伸出手，紧紧相握。

1940年1月，《新音乐》月刊创刊，在重庆反响很好。周恩来向李凌提出：“要分出一些精力来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专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要有一些知名的专家来关心支持你们的事业才好。在这一点上，文学、戏剧、电影都好一些。”随后，他让李凌去找马思聪谈谈。从此，李凌和马思聪的关系，从音乐上的朋友，进而成为了革命战友。

《新音乐》月刊是配合新音乐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政策的刊物。创刊以来， 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于1943年被迫停刊。当李凌担心与各地新音乐成员失去联络之时，早已离开重庆的马思聪向他伸出了援手。马思聪推荐他到中华交响乐团工作，还写信安慰他，使其很快创办《音乐导报》，继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马思聪对中国民间音乐特别重视，他创作的《绥远组曲》引用了民歌形式。在重庆期间， 当得知李凌从鲁艺带来三四百首北国民歌时，如获至宝。他时常在那些简谱原稿上研究，其中几首特色鲜明的西藏民歌，让他印象深刻。1940年，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西藏巡礼》，马思聪接受了为影片配乐的任务。他根据电影的音乐主题，完成了小提琴曲《喇嘛寺院》。又根据收集的有关西藏的音乐素材，创作了《剑舞》和《述异》，最终完成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

马思聪的音乐创作和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和关注。《新华日报》作为南方局的舆论宣传阵地，多次报道马思聪的音乐会活动。例如，1945年马思聪再次来渝举办了三场音乐会，演奏了《西藏音诗》，纪念曾在重庆生活的那段岁月。《新华日报》对三场音乐会作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甚至组织作家徐迟等人为《西藏音诗》写音乐评论，介绍马思聪的乐曲。

（《西藏音诗》合奏本）

据统计，《新华日报》对马思聪的相关报道是对重庆时期所有音乐家报道最多的一个，足见中共与马思聪结下的深厚情谊。

指挥中华交响乐团

马思聪刚到重庆时，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励志社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励志社由蒋介石发起，黄仁霖任总干事，所有事务由国民党一手操办。

该乐队规模较大，有成员50余人，待遇颇丰。但黄仁霖总喜欢安排管弦乐队在接待外宾时“伴宴”，一度让乐队中一批正直的艺术家反感。一天，乐队全体成员拒绝为美国宾客奏乐助兴，遭到黄仁霖斥责后，随即解散。在乐队呆了四个月的马思聪随之失业。

数十人的前途与生计面临困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让马思聪陷入沉思。重新组建一个交响乐团！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乐队成员的支持。但是，从哪里得到资助呢？马思聪想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也有人提议，找立法院长孙科。由于孙科和马思聪同是广东人，大家一致推举他找孙科接洽协商。

1940年春， 马思聪找到孙科，孙听闻组建交响乐团的构想后，十分支持。他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正需要一个组织完备与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来适应战时中国对外交往。4月14日，孔祥熙、孙科分别以中美文化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身份，邀集中德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一大批文化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中华交响乐团筹备事宜，延聘马思聪、吴伯超为该团业务指导。5月3日，中华交响乐团举行理事会成立仪式，推举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孙科为理事长，司徒德（孙科秘书）为总干事，马思聪为指挥，王人艺、黎国荃、黄源澧等50余名音乐家为团员。会议讨论决定，该团以“树立新中国音乐，介绍世界音乐，并经常向国内外广播，增进国人对新音乐之欣赏兴趣及友邦对我之认识与同情，以求中西艺术文化之沟通”为宗旨，组织排练和演出。

6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正式宣告成立，团址设在重庆市渝中区五四路江家巷7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全团成员均为中国人的交响乐团。6月8日，中华交响乐团在嘉陵宾馆举行成立典礼演奏会，除孔祥熙、孙科等主要领导外，各机关团体负责人以及新闻界、音乐界代表近200人参加。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等，也到场聆听了战时重庆的第一场交响乐演奏会。

马思聪作为乐团指挥，不仅为该团的创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积极履行乐团宗旨，推动中外音乐交流。该团成立不久，马思聪以私人名义，致函苏联的杜纳埃夫斯基、克里阿、珂法兰、米耶科夫斯基等五位音乐名家，介绍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经过及今后打算，希望增进中苏两国的音乐文化交流。

苏联方面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及时回函。并于8月底，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赠送了包括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卡里尼古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交响乐谱。这些乐谱中，尤以卡里尼古夫的作品最为珍贵，他的作品也是首次被介绍到中国。

10月23日，苏联音乐家马良•郭凡尔致信马思聪，将近期完成的合唱歌曲、儿童歌剧、歌剧与四重奏乐谱、歌谱等具有俄国民间风格、描绘俄国历史革命故事的作品慷慨赠寄，深盼“中苏音乐家交流得以日渐发展”。马思聪悉数收下，积极组织乐团成员进行排练。

1940年11月9日晚上八点半，俄罗斯名曲演奏会在嘉陵宾馆举行。演奏会由中华交响乐团演出，马思聪执棒，冯玉祥、孙科以及中外嘉宾200余人出席观赏了盛况。这是我国音乐界首次正式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马思聪指挥乐团演奏了包罗亭的《第二交响乐》以及自己创作的《弦乐四重奏》等。次日，马思聪再次带领乐团演奏俄国名作曲家伊科夫斯基之作品，《新华日报》对两场音乐会做了详细报道。

（1940年11月9日，中外嘉宾在嘉陵宾馆观看中华交响乐团首次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音乐会）

马思聪在担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期间，该乐团演出十分活跃，不仅为反战等爱国活动进行演出，还配合重庆各界特别是文化界、音乐界举办各种重大活动。1941年3月5日至6日，由教育部主持的重庆文化界国民月会在国泰大剧院举行。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及实验剧院联合演奏，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分别担任指挥，活动盛况空前，令人印象深刻。

5月15日，为响应战时公债运动，马思聪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其后，他辞去了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职务，带着妻儿去了桂林。抗战胜利后，他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职。1949年4月，在乔冠华、李凌、赵沨等筹划下，马思聪与100多位爱国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到达北京。1950年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