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

“重庆文化资源富集，有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有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有可歌可泣的抗战文化，有彪炳史册的革命文化，有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有感天动地的移民文化，这些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9月28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守正创新 凝心聚力 不断谱写宣传思想工作新篇章》的讲话，其中对重庆文化体系作了系统论述。

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这是重庆文化体系的六种形态。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在接受《今日重庆》记者采访时说，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巴渝文化，和产生于近代时期的革命文化，相互连接，贯通始终，传承演化，共同构成了今日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学理基础，也是形成今日重庆人文精神和重庆人、重庆城性格特征的文化基因。

他用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厘清了重庆革命文化的脉络，展示了重庆红色基因之所在；用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重庆可以称为“一座英雄的城市”。

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19世纪末，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重庆开埠。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一批革命先驱活跃于重庆，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近代以来，重庆人担负起冲出盆地、走向世界、吸吮人类文明、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重任。”周勇介绍，一大批革命先驱趋东瀛、赴欧美、学苏俄，重庆青年邹容在日本写下了《革命军》，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周贡植、冉钧等83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在渝启航，赴法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近2000名中国进步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根据周勇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赴法人数上，四川居全国之首，而重庆占全川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共计190人。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简称《重庆报告》）从重庆来到莫斯科，这是四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教师的心声。他们表示，“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希望得到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的支持。这为重庆的革命历史文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档案，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1920年3月12日。它至今还保存在中共“一大”档案之中。

遗憾的是，这份《重庆报告》没有署名，只是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他们留下的资料太少，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在周勇看来，《重庆报告》的历史细节很重要，什么人写的，在哪里写的，组织如何，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等，还要努力发掘资料，深化研究历史。但也不能绝对，关键中的关键，是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理想社会而奋斗。这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确定无误的。“这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周勇说。

随后的几年间，第一批重庆人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留日归国的杨闇公在重庆结识了吴玉章，在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他们于1924年1月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在确知中共存在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吴玉章、杨闇公主动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1926年初，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执委”）相继成立，直属中央领导，管辖四川党组织，杨闇公任书记。

周勇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革命先驱，才为重庆这座城市播下了红色基因。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重庆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重庆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们的初心所在，更是他们勇立潮头的卓越表现。

敢作敢为 屡仆屡作

中共重庆支部、重庆地执委成立后，川渝革命形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周勇介绍，川渝共产党人的工作在当时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中共重庆地执委提出了在四川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进而策动了泸顺起义。这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我党最早独立领导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参与领导的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共产党人的鲜血开始洒在重庆城，留下红色印记。”周勇说，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笼罩中国，重庆尤其严酷，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于斯为甚。

1927年，国民党与四川军阀相勾结，制造了“三三一”惨案，重庆地执委书记杨闇公不幸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反动军阀割舌、断手、剜目后，身中三弹，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时年29岁。随后，还有傅烈、刘愿庵、穆青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已没有党组织和党员。

周勇说，这些英勇献身的革命先驱，用鲜血为重庆注入了一股敢作敢为、前仆后继的精神。这股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6年，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再一次举起党的旗帜。随后，他重新成立了重庆和四川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继续奋斗，为抗日战争集聚革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抗战时期，重庆是全中国遭受日军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这座不屈之城始终巍然挺立，成为未被日军攻占的最大城市，赢得了抗战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致信，称赞重庆“人民屡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定镇静，屹立不挠”，“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

开放和包容

“古往今来，重庆是一座移民的城市，铸就了它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品格。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时期达于高峰。”周勇说，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以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为基础，在重庆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最终凝聚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磅礴力量。

重庆就是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抗战时期，周恩来受命带领南方局驻在重庆，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造和培育了红岩精神。一代又一代重庆共产党人，尤其是埋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中的先烈们，他们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发扬者，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先烈留下了《狱中意见》，总结教训，警示后人。20世纪80年代，《狱中意见》被概括成“狱中八条”，如今已成为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黄钟大吕。

“南方局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周勇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

“可以说，近代以来，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是重庆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周勇说，这种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形成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体现了重庆人民勇于追求真理、挺立潮头、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品格，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想敢干、不屈不挠、舍生忘死、屡仆屡作，为建立新中国而建立的不朽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排头兵的姿态引领时代。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继续勇立潮头，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

周勇认为，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名城。革命文化作为重庆历史文化的主流，滋养着重庆人的精神，推动着重庆城的发展演变，至今仍是重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因素，发挥着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重庆人文精神贯穿其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文| 今日重庆记者 刘晓娜 图| 今日重庆记者 李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