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报纸种类繁多，在这一有限的空间里，发行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考察当年重庆报业的发行情况，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回顾，也是对当年新闻工作者的缅怀，更希望对当下的报业发行工作有所启发。

《中央日报》的发行：表现平平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战时努力由国民党的“言论机关”上升为代表战时国家意志的“言论机关”和全民的精神动员机关，以及对敌宣传的武器。为此，国民党中央给予了《中央日报》充裕的经费支持，并动员各级党政军机关为之提供一切便利。

然而，重庆《中央日报》的日发行量一直表现平平，最初几年始终在1万份左右，直到1944年才有1。6万份，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一数字，也让蒋介石感到不满。

他不禁发问：“现在我们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部对于新闻事业莫不尽量协助，量力津贴，但是我们对于发行的刊物不能尽量推销——对于发行运销没有切实的办法！所以虽然增加很多的经费，而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反观一般私人或异党经营的刊物，只花很少的经费，结果不仅消息灵通，而且推销非常普遍，无论前方后方，穷乡僻壤，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宣传品，这是什么道理？”

对此，《中央日报》《扫荡报》曾会同国民党中宣部、重庆市党部和重庆市派报工会商讨发行对策，提出“（三）《中央》《扫荡》两报主管发行人员，对各报贩之态度须和平，并经常予以感情上之联络；（四）《中央》《扫荡》两报，每晨提前赶印快报一千份，尽先交本市派报工会发售……；（六）《中央》《扫荡》两报给予派报工会之救济费即予拨给；（七）报贩之福利事业，由渝市党部商承主管，即日统筹，分别举办”。此外，重庆市党报还特别为国民党党员制定《订购党报优待证》，给予订阅《中央日报》七折的优惠。

这样的努力，最终收效甚微。曾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对此给出解释：1。党报常被认为是官报，于是上面只有官样文章，没有公论；2。党报所受的限制，一般多于商报，党报非但不能指责当局，批评时政，还得替政府宣传，为官吏辩护；3。政府中人不能认识和承认“做党和政府的发言人”，是党报的中心使命和生存条件，更不能另眼相看。

在另外一篇《办中央日报的信念》中，陶百川更是指出报纸发行的难点在于“党报的经营方法目前也有问题……报馆像衙门，办事像做官，人手多而效率低，有党的补助费而运用不得其道，以致事业不能开展，更谈不到自力更生”。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央日报》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党员，报纸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开拓甚少。负责发行工作的发行组受经理部管辖，在报社处于边缘地位，被视为“商店伙计”，不被编辑部重视。因此，发行成为难题，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