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懈专研的成果

《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与《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这两部著作于笔者而言，也有一点渊源。2010年，笔者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期间，就建议将《重庆新闻传播史》列入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同意。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中颉教授领衔的团队中标课题，便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赵中颉教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创办人，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建树。在西南政法大学当年举行的项目开题会上，笔者提出“总体规划，抓好两手”的建议。笔者认为，《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立项即意味着这项研究正式提上了日程，从而开启了这项宏大的事业。进行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写一本书，而是要把重庆新闻传播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这是一项可以终身从事的事业。因此，要按照一套多卷本的《重庆新闻传播史》的思路，进行总体规划，分步实施。这就需要“一手抓资料、一手抓队伍”。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笔者还希望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传播学院把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特色和方向。

五年过去了，赵中颉教授圆满地完成了课题研究，笔者提出的建议，更是有了可喜的进展，我们已经看到了《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这两部著作。同时，新的研究队伍也成长起来了，这两本书的作者蔡斐就是其中的代表。

蔡斐同志，或者叫蔡斐同学更为恰当些，他是赵中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笔者正在西南大学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这种学缘，与前述课题的由来，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要让这位年轻人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蔡斐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市。那是中国新闻传播史奠基人戈公振先生的家乡。蔡斐同学秉承对戈公振先生的尊重和对新闻史的热爱，于2001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来到重庆读书。重庆这座中国新闻史上的重镇，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成长的沃土，也使蔡斐一直致力于将新闻学与历史学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在赵中颉先生的指导下，他逐步登堂入室。2008年，蔡斐跨学科考入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在龙宗智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篇论文是新闻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交融的成果。其中，1903年上海苏报案的主角邹容，也是笔者多年研究的对象。1983年，家父周永林先生曾主编《邹容文集》一书，此后笔者也一直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2011年笔者在家父《邹容文集》的基础上，将30年来新发现的邹容著作补入其中，编成《邹容集》。而这一时期蔡斐对邹容的研究也引人注目，他搜罗了存世的有关邹容与苏报案的大部分史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邹容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他基于新发掘的苏报案庭审档案史料、新闻报道等综合考察得出的结论。后来，我们合作写过两篇论文，并将这批史料汇编为《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两卷，重庆出版社2011年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说来也巧，1983年笔者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时，毕业论文就是《论<渝报>》（《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这是笔者学术生涯的起点。没想到，今天《渝报》又成为蔡斐从事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起点。

这种学术上的机缘契合，让笔者和蔡斐的关系进一步加深。2012年，他已经被深圳报业集团博士后流动站录用。在得知笔者在西南大学招收历史学博士后的消息后，他果断放弃了南方优厚的物质待遇，随笔者留在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潜心治学，研究方向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与《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虽是蔡斐同学前期的研究成果，但随后又加入了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传播活动的丰富内容。两部书的写作，前后耗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他在资料收集与整理，历史分类、描述、归纳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近代重庆新闻时空场域。虽然他谦虚地将本书命名为“史稿”，而不是“史”，但这两本书的意义却是值得总结的。

二、研究成果的意义

第一，《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是对1897年《渝报》创刊以来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第一次系统深入的考察、全景式的梳理，他所概括的这一时期重庆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开端、发展、繁荣、调整四个阶段，这都具有原创性。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重庆与时代同行，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重庆历史上经过三次“直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举世瞩目的作用；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时刻，重庆代表着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城市发展的一种类型；它被融入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一座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中国城市。因此，在中国诸多大城市中，身处西部的重庆，它的历史与中国、世界历史紧紧相连。此前，《重庆文史资料》《重庆报史资料》《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市志•报业志》等资料的出版，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基础。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或零散，或陈旧，或偏于某个阶段，或只记述不论述，尤其缺乏对近代重庆新闻传播活动的整体性研究。笔者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此前在宣传主管部门工作，现在又担任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学还是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观察，学术界对重庆新闻史的研究与重庆这座伟大城市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历史上的坐标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一直困扰的问题。现在，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研究的空白，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内容。

第二，《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是第一部有关重庆近代报业的图像历史。中国史学有图史结合的传统，“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①历史影像是近代以来记录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近年来，历史影像的大量发掘，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方式，在深化历史研究、推动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影像史学应运而生。在可以预测的将来，普遍运用影视资料来解读和研究历史，将与我们今天运用档案文献文物解读和研究历史一样，呈现并行不悖的情景，将给古老的历史学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从而获得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获得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蔡斐的这部著作力求图史兼重，以图为史，让读者通过生动的图片和适当文字，形象地了解近代重庆报业的多元面孔。尽管只选编了不到200种报纸，但笔者知道蔡斐在史料搜集方面花费的巨大心血是难以言说的。重庆近代史上报纸众多，但不少只是昙花一现，存世量稀少，这对“图史”的编辑是很大的难题。为了让图史更加丰富，蔡斐先后与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图书馆等机构，与古玩藏家、网上卖家等个人取得联系，或复印，或购买，获得了不少稀缺资料，有些甚至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见面。本书的出版，既能形象展示历史，又能激发更多的读者产生对重庆近代报业活动的兴趣，是历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很重要的成果形式。

第三，《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与《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的写作，涉及多个时期、多种报刊、多元政治，综合性强，难度也大。对此，蔡斐同志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尽最大努力把历史结论建立在详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之上。他一方面以严谨的治学精神，通过点面结合、划段梳理，提炼不同时期重庆新闻传播事业的主要内容、典型代表、发展规律与基本特征，史观正确、史料详实、史论恰当；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注重新闻传播活动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领域的联系，力求用“历史上的报刊”来反映“报刊上的历史”。换言之，这两部著作对观察近代重庆的新闻传播事业有所裨益，对了解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也具有重要价值，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多有贡献，这也是全书重要的创新之处。

第四，更让笔者看重的是，《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与《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的出版，能让人看到重庆史学界沉心静气、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与关照现实、指引未来的学术传统，正在薪火相传，更让人看到了青年学人踏踏实实探索前行的步伐。史学研究是一项冷板凳式的工作，容不得半点急躁的风气。这两部著作，如果从项目立项起算，有6年时间；从蔡斐开始新闻史研究，已经10年有余；单就文稿修改，就耗时两年多。记得2014年5月，笔者就与杨清明教授、赵中颉教授、张瑾教授、黄晓东研究员、王志昆研究员、赵文丹副教授、刘大明博士等齐聚西政，专门研讨过这两部书，大家都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现在，这些意见都体现在两本书的多份修改稿中。其间，笔者还多次与蔡斐讨论过如何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和达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一流水平”的问题。现在看来，在一次次的修改补订中，蔡斐同学正向这个目标一步步靠近。

三、有待改进的问题

公允地说，这两本书作为系统研究重庆新闻史的起步之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史料有待进一步搜集

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史料。综观全书，尽管作者对重点报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作出了分析评价，但许多重要的史料还是缺乏的。比如《巴蜀日报》、《崇实报》、《夔光报》、《重庆四川日报》只有残件，《场期白话报》、《团悟日报》、《壁报》（创办人朱德）、《新社会日报》、《建设日报》一直未能寻见实物。因此，两书的出版只能算是起点，希望作者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这是在研究对象上的要求。

（二）考察有待进一步深入

两书是对近代重庆新闻传播活动的宏观扫描，这也注定了对个案的研究未能深入。同时，即便能够仔细阅读新闻文本，其生产的逻辑也待进一步探寻。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档案史料来支撑。希望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分阶段对重点报刊再研究，有些报刊如《新蜀报》、《华西教会新闻》甚至可以直接成为个案研究的对象，这种“挖深井”的做法，研究深度自然会拓展下去，研究的人才会真正地站立起来，这是在研究路径上的希望。

（三）创新有待进一步提升

蔡斐是一个很勤奋，能创新的年轻学者。在这两部书中，他注入了媒介生态学的因子，即注重新闻传播与城市社会多元因素之间的互动。不过，这一创新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整体来看，这两部著作还没有脱离传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范式。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能够在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关照新闻史，体现出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史与城市史的融合。这一方向需要对近代重庆城市发展的多领域、多层面的理解，也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难度很大。但这也是年轻学人可以努力出彩的方向。

知易行难。笔者知道，上述的这些问题，蔡斐同学也曾努力过，甚至为了史学研究而放弃了很多迅速“成功”的机会。他个人兴趣广泛，在新媒体研究和司法制度研究方面均有很好的前期成果和发展潜力。但是，困扰他的问题不少，比如史料的查找，一些图书馆、一些档案馆就是不开放馆藏资料，一些报纸档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存载，现在却无法寻觅，这些因素制约了他相关研究的开展。
令人欣慰的是，蔡斐同学在对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上，努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前行。他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又做了两项工作，一是主持整理了《近代重庆报纸提要》和《近代重庆期刊提要》，对重庆近代数千种报刊作出提要整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二是开始清末重庆报刊（1897—1911）的阶段性研究，并从报刊与城市互动的角度开展大众传播、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启蒙的综合考察，这是研究方法的继续创新。在笔者为他作序的时候，又传来他申报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好消息。

四、结语

新闻是历史的现场，历史是新闻的背景。学术研究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需要时间的付出、精力的投入，更需要学人的坚守。无论是《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近代重庆报业图史选编（1897—1949）》，还是随后将要出版的《近代重庆报纸提要》、《近代重庆期刊提要》、《大众传播、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启蒙——以清末重庆报刊为中心的考察》（暂定名）、《中国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笔者相信，这都只是蔡斐同学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只是重庆新闻史研究的来源之一。时代需要更多的好学者，学界需要更多的好成果，希望越来越多的“蔡斐们”投入到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来。

注释：①（宋）郑樵《通志•图谱略》：“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