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死狱中 刘三义葬马前卒
虽然最终的判决结果只是对邹容处以“监禁二年，罚作苦工”。不过，这一悬殊判决的背后，并不是西方列强对邹容等人的特别保护。苏报案中，租界当局之所以坚持轻判，是因为租界当局、列强驻沪领事、列强驻京公使与清政府各级官吏，以及列强之间矛盾重重，租界当局出于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对租界自治制度的维护，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而邹容庾死狱中的事实则直接证明列强的这种“保护”的伪善。
当时关押在狱中的章炳麟常常惨遭毒打，还受过三次“软梏”的刑罚，邹容则稍好一些。据章炳麟回忆，“余尝三受梏，而容略解英语，稍与委蛇，未罹斯酷，然意愤恚殊甚”。而这种激愤难忍对邹容的身心伤害尤为严重。
狱卒的残暴、恶劣的条件，加上长期吃不饱饭，邹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最终在1905年2月病倒。章炳麟要求为邹容搭脉开药，狱方不允；转而要求召请日本医生前来诊治，亦被拒绝。数十日后，邹容重病不起，狱方才勉强同意邹容保释就医，但为时已晚。出狱就医前的一天晚上，邹容服用了工部局医生开的药，突然病故。死时“髀肉尽消，空存皮骨”。
对于邹容的死，章炳麟如此记载:“仲春三月，时近清明，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鸣不已，吾弟以亡，旦日十点钟顷，余始往视，距气绝八小时矣，目犹未瞑，同系者多目为疑案。呜呼哀哉！”由此而观，邹容之死因，不排除有被清政府派人投毒的可能。
邹容去世的这一天是1905年4月3日，距他出狱的时间只有70天。邹容死后，关押他的提篮桥监狱将他的尸体弃置于狱外的墙根下，后由中外日报馆收殓。4月5日，由中国教育会出面，在上海愚园召开追悼大会，次日在爱国女学校商讨善后事宜。在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高压政策下，很难找到一块能够妥善安葬邹容的墓地，只好将其灵柩暂厝于上海的四川义庄会馆。
1906年初，邹容在日本留学时的盟兄刘三回国后，得知这一消息深感不安，他不顾清政府的查究，买通狱卒，冒险在四川义庄会馆的乱坟堆中找到邹容灵柩，并在上海华泾自家田亩中选择地势较高的三亩，挖掘墓穴，砌好砖椁，作为营葬邹容之所。4月2日夜，刘三约同四位乡亲，预雇一艘民船，偷偷运回邹容遗骸，安葬入土。一切事情办妥之后，恰好是邹容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当时因事关紧要，清政府尚在残酷镇压革命，刘三夫妇也不敢公开祭奠邹容，只能赋诗一首，焚于墓前，行礼致敬。
自是之后，刘三虽与章士钊、章炳麟、于右任、柳亚子等人共商革命，组织南社，多有交往，但是对于安葬邹容一事，一直没有泄露。直到1922年，他才告知章炳麟，此时已距安葬邹容整整16年。
1924年清明节，刘三、章炳麟、章士钊、于右任、冯自由、马君武等人齐聚华泾，共祭邹容，他们纷纷赋诗，作为追念。
于右任感叹刘三的义举，作诗一首《题邹容墓》:
廿载而还事始伸，同来扫墓一沾巾；
威丹死后谁收葬，难得刘三作主人！
章炳麟作诗:
落魄江湖旧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
至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回。
刘三缅怀亡友，追念往事，也和诗一首:
杂花生树乱莺飞，又是江南春暮时。
生死不渝盟誓在，几人寻冢哭要离。
诗中所谓“又是”，乃是刘三回忆18年前将邹容遗骸安葬入土，恰好也是“江南春暮”时分，而下两句“生死不渝盟誓在，几人寻冢哭要离”则是刘三追忆往事、长恨绵绵的表达。
刘三安葬邹容的义举，博得了人们一致称颂，为此刘三被称为“侠士刘三”。刘三在世时亲自守护邹容的陵墓，去世后一家五代恪守刘三遗训，至今还在义护邹容墓。刘三的藏书楼黄叶楼如今也改建为上海邹容纪念馆，供人瞻仰。
中华英烈 邹容永远载史册
“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在《哭邹威丹烈士》一诗中如此感叹。
对于邹容的英年早逝，群情悲恸。中国教育会等团体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东京留学生在《醒狮》、《浙江潮》等杂志连续发表悼念诗文。
柳亚子又痛作《哭威丹烈士》以寄哀思:
其一
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
不唱铙歌唱薤露，胡儿歌舞汉儿哀！
其二
哭君恶耗泪成血，赠我遗书墨未尘。
私怨公仇两愁绝，几时王气刬珠申？
邹容好友金松岑在祭文《哀邹容》中写道:
江流出峡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民主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
诗人高旭则以激情的笔调写下雄文《祭邹容文》:
剑阁崔嵬兮,巫峡奔怒……《革命军》出世兮，张我大武。奋三寸管以哀告同胞兮，群捧读以当露布。提刀踊跃共唱从军乐兮，誓不崇朝而驱逐鞑虏……他日犁庭扫穴恢复我旧山河系兮，是圣邹容著书之功……
章炳麟在悲痛之余，完成《邹容传》一文后，又写下《邹容画像赞》:
华阳黑水,祖气惟汉。桐生蔚丹,爰初发难……上天平分九野兮惟此党人其不亮。感慨兮嫶妍而太息，幽愤兮顑颔而不食。酲烦兮，海鸟欲飞而无羽；喙喘兮，玄云如鬊而蔽北极。……三光一啸而回施，九鼎应声而震荡。觉四海兮焉穷竟，荪独宜兮为民正！
然而，革命之火是不会熄灭的，《革命军》并没有因邹容的遇难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清政府的严禁之下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革命军》的影响力。1903年，他亲自携带《革命军》前往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并将重建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之功。他在致友人函中称:“此书感动皆捷，其功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次年，孙中山赴美国旧金山，刊印1.1万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10月，孙中山又给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寄去《革命军》样本，嘱咐:“海外各地日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就河内日志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如此，《革命军》一时风行海内外。甚至武昌起义前，在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可见一斑。
《革命军》的影响是巨大的，邹容“要革命，不要改良”的观点对当时的青年极富鼓舞力和引导力，吴玉章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当时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中就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鲁迅在多年后也回忆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更多的，如在叙州起义的佘竟成，就是在泸州读到《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因而忘却一切，日持两书，街头巷尾，逢人宣传，无所顾忌”之后，又加入同盟会。辛亥前夕死于成都狱中的《重庆日报》创办者卞小吾，1903年曾到狱中探望邹容和章炳麟，并密商革命方略，购买《革命军》、《苏报案纪事》数百卷，回重庆“密结同志，将书遍给之，大为鼓吹，佐以演说，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一时间，“渝中知己，沪上党人，音书往来，密图组织，势渐膨胀”，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重庆地区的发展和壮大。
历史总是寄情于未来。就在邹容含恨而逝的第6个年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邹容当年绘构的共和国蓝图，终于被《革命军》唤醒的革命党人描绘在中华大地上。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高度评价了包括邹容在内的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辛亥革命的功绩:“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对于邹容，孙中山更是动情地指出:邹容在“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因而命令“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卹，并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对于苏报案，孙中山后来评论称:“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毛泽东和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孙中山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毛泽东则被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二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对于辛亥革命的先驱邹容，毛泽东与孙中山一样，对其大加赞赏，多次提及。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张篁溪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大会上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在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论办报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资料表明，在1958年至1963年的5年中，毛泽东曾4次阅读《革命军》。他还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曰:
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
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首诗本是章炳麟在狱中赠邹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原诗比，毛泽东改了两个字:一是将“小弟”写成“小友”，二是将“须”字写作“当”字。邹容比毛泽东大8岁，因此，毛泽东改“弟”为“友”。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此前一天，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
这其中，必然包括“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