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项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扎根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烽火中，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在广袤的抗战大后方发挥着舆论引导、宣传动员、揭露残暴和讴歌胜利的伟大历史功能，为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历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将“勿忘历史”“研究历史”“反思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这一领域产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随着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取代了以往惯称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新的历史坐标，同时也催生着相关研究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因此，从新的理论高度来重新审视、仔细梳理和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使命。

为充分把握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框架思路和努力方向，本文在此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并加以归纳总结，提出个人见解，以供学界讨论批判。

体量上研究根据地工作的多，研究大后方工作的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从区域上划分，主要集中在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大后方。前者以延安为中心，以《解放日报》为代表，属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范畴;后者以重庆为中心，以《新华日报》为代表，属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范畴。两者同样接受党的领导，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对比相关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体量上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代表作有:《延安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述评———以延安＜解放日报＞整改为中心》(陈瑛，1998)、《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对中国新闻史的意义》(王春泉，200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赵小军，200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1938———1945)》(田建平等，2010)、《烽火信使——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王传寿，2010)、《中国解放区报业图史》(吴锡恩，2011)、《延安时期“新闻执政”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韩隽，2012)、《渊源与化变: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体系及其当代价值之研究》(李晓灵，201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田建平等，201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杨忠虎，2016)。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林之达，1990)、《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2001)、《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郑保卫，2004)、《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2014)、《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王润泽，2015)等宏观研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在篇幅上也大大超过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某些研究甚至出现了以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替代战时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情形。

这种“多”与“少”的明显对比，从1985年在重庆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到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再到2015年在北京召开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均有类似的体现。1985年的会议上，有《延安＜解放日报＞是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嘹亮号角》(岳颂东，1985)、《对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的回忆》(王阑西等，1985)、《抗战时期的＜淮南日报＞》(雷勃，1985)、《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导报＞》(宋文清，1985)等反映各个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多篇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却只有关于《新华日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华西晚报》《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等不多的几篇。2005年的会议上，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只有《从重庆＜新华日报＞的广告经营看其商业化经营模式》(吴果中，2005)、《浅析抗战时期＜救亡日报＞桂林版新闻评论的选题特色》(刘晓慧，2005)2篇。2015年的会议上，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只有《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发行》(王晓岚，2015)1篇。

出现此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人心，在它领导下开辟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铅印、油印、石印以及手抄的报刊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本来偏僻落后的县城肤施很快成了先进的抗日指挥中心延安市，它也是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2］因此，历史丰富的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就不足为奇了。第二，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新华日报》能够在重庆公开出版，但是其主办者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却并未取得合法地位，“不被允许在国统区发展组织，长期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亦出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有意淡化了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鲜明意识形态的宣传。”［3］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许多报刊只能以中间姿态出现，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在抗战大后方的新闻体量上并不占据主导优势。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新闻舆论工作模式在1949年建国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解放日报》的办报模式被广泛地普及和运用，延安模式中的党性原则得到了传承，《新华日报》所积累下的城市办报经验却被弱化了。”［4］所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得不到学界重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丁淦林．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J］．新闻大学，1995．

［3］伍静．党报的另一种传统———延安《解放日报》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比较及不同命运［J］．新闻记者，2015(11)．

［4］陈晓静．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D］．安徽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