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在抗战大后方的公开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言论钳制，是“破天荒的大事”。这张报纸的发行，使中共在宣传上、在政治斗争上，以及在后来的发展诸方面，均有显著深刻的影响”［1］。就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职要务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公开发行的唯一报纸，《新华日报》“成了代表共产党每日向国统区人民讲话的主要工具”［2］，扮演了“新华军”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新华日报》除了担负党的宣传者和鼓动者之外，还将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党报理论演绎到抗战大后方的党建工作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党的领导机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的研究相当丰富。第一类研究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和报史编撰，如《＜新华日报＞的回忆》(编委会，1979)、《＜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石西民等，1983)、《＜新华日报＞史(1938－1947)》(韩辛茹，1990)、《＜新华日报＞史新著》(廖永祥，1998)。这些研究记载了《新华日报》的办报历程和报人的心路轨迹，弥足珍贵。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关注到《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和历史功绩，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反法西斯宣传研究》(奚冬梅，2006)、《试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经营管理》(刘洪，2009)、《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王永恒，2009)、《＜新华日报＞对国统区舆论的建构和消解》(马娟，2010)、《＜新华日报＞社论的话语分析》(费富玲，2014)、《重庆版＜新华日报＞通讯报道的变革路径研究(1938－1947)》(钱汪胜，2014)、《圣地与热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形象的呈现》(曹大伟，2017)，这些研究让《新华日报》的历史面目和价值贡献更加深入化、多元化、清晰化。第三类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华日报》与党组织的关系，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如《血与火的斗争———〈新华日报〉营业部纪实》(左明德，2000)、《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研究文集》(廖永祥，2005)、《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7)。此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87)和《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等档案史料的汇编，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新华日报》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主体的嬗变。1983年3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随后，重庆(1983年7月)、成都(1983年7月)、广州(1984年6月)、南京(1985年6月)、武汉(1986年12月)等地纷纷成立分会。史学(分)会一方面定期编印出版会刊，一方面着手推进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为《新华日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之后，硕士研究生成为《新华日报》研究的主力军。硕士论文从主题和篇幅上能够对《新华日报》开展某一方面相对集中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是《新华日报》研究的深化;二是对比研究的涌现。一方面是不同办报主体的比较研究，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舆论宣传研究》(曹炎，2011)、《＜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抗战规范动员比较》(刘菁，2016)、《＜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报道研究》(钟新等，2017)、《＜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同题新闻抗日话语分析》(肖燕雄，2017);另一方面是相同主体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如《党报的另一种传统———延安《解放日报》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比较及不同命运》(伍静，2015)、《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陈晓静，2016)。比较研究的出现，可以有效地通过“求同”“求异”来发现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也凸显出《新华日报》重要的历史价值。

或许是《新华日报》太过突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其它方面着墨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群众》周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救亡日报》以及大后方中共新闻人，如范长江、熊瑾玎、石西民、乔冠华、龚澎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多个省份，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均有媒体布局［3］，并通过直接领导、间接掌控、外围影响等不同方式灵活地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其中的许多方面，不仅没有被系统研究，甚至有不少情况已经被岁月尘封，这实际上也表明了进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金达凯．中共宣传政策与运动［M］．(香港)近代史研究所，1954．

［2］重庆市《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四川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日报史新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3］洪富忠．抗战期间中共在大后方的媒体布局———以报刊为中心的考察［J］．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