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是抗日战争史、中国新闻史、抗战大后方区域史的重要组成。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学界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瞩目不足。经过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仔细研究，文章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新闻史研究从历史、时代、学理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战时新闻学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岁月里，广大的新闻战士坚守舆论阵地，肩负民族大义，以笔为枪，谱写了壮丽的诗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国新闻界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这在抗战大后方的新闻事业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长期以来，学界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瞩目不足。实际上，仔细厘清抗战大后方的新闻史，就会发现这其中极大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学理价值。 

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价值

 “在全民一致对外抗战救亡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大后方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还是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极端艰苦条件下，广大的爱国新闻战士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用各自手中的新闻工具作武器，唤起民众，奋起抗战，鼓舞民众，坚持抗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难忘的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欢迎、支持和尊敬。【1】” 1985年，在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四川省新闻学会和重庆市新闻学会联合发起的“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四川省新闻学会会长的许川同志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战线作出了高度评价。

 这次会议，延续了1949年后学界对抗日战争新闻史的研究，并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新闻史研究的序幕。同时，会议的主办地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中心，本身就是当时中国的新闻中心，领导和影响着全国的新闻舆论。同时，作为反法西斯战线采访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重庆的国际性意义中心城市地位确定，注定了重庆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超越了“地方性”，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传播网络，传递出的是整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

 在上述的讲话中，许川同志肯定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闻战线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共同贡献，但是近30年来，乃至1949年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基本上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稍显不足。即便是有关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也往往偏重于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对国民党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未能给予相对公允的历史评说，充斥着革命史的浓厚痕迹，全貌被遮蔽，史实被选择，错综复杂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被简单化为敌我报刊的对立，民族危机下共同抗日的主题则被忽视，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 

罗素在《论历史》中指出：“历史学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一点尽管不是它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它价值的基础和条件。【2】”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追求真实是通过诉诸研究的客观性来达到的。所谓研究的客观性，通常指排除观察者或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观念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它在方法论上可表达为将研究对象视为不依赖观察者和研究者（主体）的独立存在这一基本原则。历史学研究也一直力图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客观真实反映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全貌和原貌，客观回顾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在共赴国难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就成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价值。 

二、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时代价值 

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使得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新闻同人之间的聚餐联谊、业务竞赛经常举行，物质上的互通有无则是常态，《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就曾在铸字铜模和印刷纸张上互相支援，“特别是为了推进抗战胜利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时，进步新闻战士之间的肝胆相照，团结战斗，在抗战以前的中国新闻界很难有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种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共同目标下的大团结，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破天荒的事。【3】”尽管不能否认战时后方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国民党“联共”与“反共”手段的出尔反尔，但是新闻界在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了强有力的同盟，这对于今天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抗日战争史首先是一部民族灾难史，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抗战大后方的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大公报》《新民报》《益世报》《商务日报》、中央通讯社等机构多次被轰炸，《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多名编辑记者和职工遇难。但敌人的暴行没有击垮重庆新闻人的意志，反而激发了大家努力工作，对敌战斗的热情。《益世报》在社址被炸后发表消息，“本馆虽屡轰炸，职工虽处在破壁斜墙漏瓦之中，仍淬励精神，继续出版。【4】”《新民报》在总社被轰炸后第二天发表社论，“我们自今日起益加奋发，益加咬紧牙关苦斗，不但要保图复兴，还要迅速发展，不使敌人快意，不使爱我者沮丧。【5】” 1941年，《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陪都报业的精神》，高度赞扬重庆新闻界的这种战斗精神，“我陪都同业如时事、新民、新蜀、大公、扫荡等馆先后受许多物质上的损失。但是这种兽行，所得的结果只是更高度发挥我愈炸愈勇的大无畏精神……我们陪都同业这种坚守岗位，不惧暴力的光荣奋斗，有力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深愿同业继续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奋斗力量，顽强地战斗下去！【6】”这种为了崇高理想不惜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当下的新闻工作者所学习和敬仰。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主要书写者，在1949年之后除留在大陆的少数外，很多人去了台湾，继续新闻事业和新闻研究，如潘公展、曾虚白、程沧波、萧同兹、黄天鹏、赵君豪、朱传誉……“回观大陆新闻史学界以往的研究，对‘去台新闻人’新闻实践或理论的研究成果大多采取淡化或省略方法处理，其中又主要是否定性基调。【7】”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下，大陆新闻史学界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态度，正视“去台新闻人”在抗战大后方时期为新闻业界和学界作出的实际成果和贡献，对他们在抗战时期新闻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较客观的评价，进而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增进历史认同，促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201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进行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对加深海峡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学理价值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发生，应追溯到国难日益深重情境下新闻学人的行动中——一方面纷纷融入到新闻救国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以特有的专业知识继续新闻学研究，特别是将新闻学的理论和新闻问题同拯救国家危难相互结合起来，即战时新闻学的兴起。

 战时新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批以战时新闻事业发展为核心的新闻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包括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1936年）、赵占元的《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1937年）、王新常的《抗战与新闻事业》（1937年）、任白涛的《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1938年）、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年）、杜绍文的《战时报学讲话》（1941年）、张友鸾的《到敌人后方去办报》（1939年）、刘光炎的《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1910年）、孙义慈的《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1941年）、吴好修的《战时国际新闻读法》（1941年）、程其恒的《战时中国报业》（1944年）、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1944年）等。 

在战争过程中以及结束之后，为了及时总结战时新闻事业经验，检讨战时新闻政策得失，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最早讨论“新闻事业与国难”的燕京大学产生了一批有关抗战新闻事业的毕业论文，包括刘益玺的《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研究》、丁龙宝的《战时报纸副刊研究》、李忠漪的《战前与战时报纸广告比较》、陈琼惠的《中国战时宣传》、余梦燕的《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余理明的《中国战时报业之特色》、张学孔的《战时中国新闻政策》、吴亦兰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梅世德的《中国战时后方报业》、曹增祥的《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论》等。 

这些研究，因为产生于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不久，研究者还处于战争语境之中，所关注的“问题”来自现实需求，所研究的“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提出的“策略”富有实用价值。换言之，“战时新闻学研究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战时新闻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可以说是‘为抗战而学术’” 【8】。这些著作，为研究战时新闻学理论，特别是战时新闻传播功能、战时宣传动员模式、战时新闻工具理性、战时新闻统制与自由、战时媒体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等理论规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中国军事新闻学和战时新闻理论研究有着不可多得的学理价值。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清楚看到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立足后方，共赴国难，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新闻战线上做出的卓越贡献。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掘新闻事业的历史旧貌，还原当年新闻人的艰苦努力，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还是对今人的勉励，更是对未来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2】 （英）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1。 

【3】 姚北桦，王淮冰。报人生活杂忆——石西民新闻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4】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5】 为本报被毁告国人【N】。新民报，1941-06-08。

【6】 陪都报业的精神【N】。新华日报，1941-07-12。 

【7】 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及原则诸问题【J】。现代传播，2013（6）。 

【8】 庄延江。“战时新闻学”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