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中国古代防治传染病历史的启示

2021-11-12 来源：重庆考古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送瘟神》其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目前全国人民正上下一心防控疫情。纵观历史，中国人民不止一次战胜过肆虐神州大地的各类传染病，并积累了相当足够的经验。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很快就会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

瘟疫，即中医所谓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包括了很多臭名昭著的传染病，如天花、麻风病、鼠疫、霍乱、疟疾、流感，甚至非典等，具有爆发快、传染迅速、传染面积大、致死率高等特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瘟疫多发地区之一，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对此有所认识，如甲骨文卜辞有：“甲子卜，贞：疾役（疫），不征（延）。贞：疾役（疫），其征（延） ”的记载。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有：“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的条文记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意识隔离传染病源。从春秋战国至清朝（公元前770—1911年）的2681年里统计，我国历史上共有疫灾之年669年，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疫灾。瘟疫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面对的重要灾害之一。

翻开史书，关于瘟疫爆发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随处可见“死者大半”“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在瘟疫的威胁面前，历朝历代的医学家们积极探索瘟疫的本质，研究瘟疫的规律，采取各种措施救治患者，如今回顾他们丰富的医疗实践、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崇高的医德，对我们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病原认识

（一）疫鬼散瘟《释名》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众由于受科学知识的局限，普遍认为瘟疫是恶鬼作祟导致，散布瘟疫的是疫鬼。在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多处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解注瓶，上有解注文表达解除“注病”的愿望。“被鬼注崇”是人生最主要的灾祸之一，《金锁流珠引》说：“因某人染得瘟鬼气，至重或死，今更连注某人。”注鬼说最初由传染病发展而来，传染病史狭义的真正“注鬼”形成的源头。

东晋干宝《搜神记》：“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道教经书进一步指出疫鬼到人间散布瘟疫是秉承天帝意志，以惩罚人间的罪孽，如唐代《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五帝使者奉持天符文牒，行于诸般疾疫。”

奉命率领疫鬼的天帝使者便是瘟神。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提到七位瘟神：“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仕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不过，民间所谓瘟神多为五位，成书于隋代的《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并有具体姓氏。成书于南宋时期的《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说到五瘟神时，还提到他们的领病种类：“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炁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元明以后，因各地不同的民俗造成了民间信仰的差异，除了道教的五瘟神之外，还有存在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神祇，某些区域至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

（二）气候异常《礼记·月令》认定传染病的流行有四时气候异常变化的原因，书中写：“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这是古人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传染病发病存在着某种联系之后，所得出的一种朴素认识。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则更进一步，将之理论化，如《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到由风、热、湿、燥、寒五种气候的异常引起木疫、火疫、土疫、金疫和水疫等“五疫”；《黄帝内经素问·热论篇》则解释：“五疫之至，皆相传染，不问大小，症状相似。”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中提到的“伤寒”，属外感热病中的急性传染病，是异常气候（指寒邪）给人体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传染病的一种病因。

（三）毒病之气从晋代开始，医学家们肯定了更多传染病新病原的存在。西晋葛洪是传染病学研究的大师，他的《肘后备急方》在医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诸如天花、血吸虫病、结核病、狂犬病以及传染性黄疸肝炎等传染病，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东晋陈延之《小品方》将新的致病因素与“气候说”区别：“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认为瘟疫的源头是毒病之气，其症状虽与伤寒相似，但病因却不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认为传染病是一种乖戾之气所致。

唐代的一些重要医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外台秘要》等袭前辈理论，认为传染病只是容易在异常气候下发生，人体因极端气候的变化而虚弱，得以使得病邪入侵，气候并不是真正的致病因素。这一时期提出的“毒病之气”、“乖戾之气”等新病原概念实际上是在暗指某种病原体。

（四）《瘟疫论》异气说。《瘟疫论》是明末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所著的一部瘟疫专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染病学理论。

“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于五六月益甚，或阖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吴又可感叹当时医学的不足，对瘟疫的产生发前人之未见，提出“异气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且指出了不同的瘟疫病原体可引起不同的瘟疫，如“各随其气而为病”，“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另外，他还认识到瘟疫病原体对不同的物种致病有选择性，如“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虽然，当时的吴又可不能探知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病原，但他已经在临床区分和针对治疗上达到了前人不及的高度。吴又可在崇祯末年，帝国经天灾人祸，战乱不断，疾病流行，尸横遍野，千疮百孔的末日景象下，还能对瘟疫的病因、发病症状、易感人群、传播途径、诊治手段提出了一套创新而完整的理论，而且临床上行之有效，对当时几乎失控的瘟疫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疫情对策

（一）防疫原则

我国古代医学家们很早意识到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诸病源候论》提出使用预服药的方法，《肘后备急方》则记载了诸多预防传染病的药方。

传染病的发生是外界病邪感染人体所致，因此，古代医学家们将提升人体正气和防止外邪入侵视为预防传染病的两个重要原则。《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所说的：“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就是强调一方面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切断病邪感染途径。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针对预防传染病发生、流行的措施。

（二）卫生清洁

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燕下都的考古发现表明，早期中国城市有地下排水设施，非常重视城市卫生系统的建设。汉代的城市就设有公共厕所“都厕”，毫无疑问对城市卫生管理，减少疾病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宋代温革在《琐碎录》中说：“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明确指出环境卫生对于预防瘟疫发生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病从口入”的道理。首先重视饮水安全，《易经·井卦》说“井泥不食”，对井底淤泥影响饮水清洁深切关注；《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出饮水必须“九沸九度”，不饮生水；再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孔圣人在《论语·乡党》中就说过：“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的不食腐败变质食品原则。《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医书中均提到“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勿食鼠残食”“勿食生肉”等，对预防很多传染病的发生都有重要作用。另外，驱虫除害对预防传染病也有积极作用。火燎是一种方法，《周礼·夏官》有记载：“司罐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药物驱虫也是一种方法，《备急千金要方》里开出的常用驱虫药物有雄黄、雌黄、矾石、鬼箭羽等，除此之外，草乌、芥子、皂荚、草篙、黎芦、牛扁、百部、菖蒲、葱、浮萍、樟脑等出现在历代本草记载中。

（三）官府重视

疫情都是历代官府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大事。伴随疫情的发生，官府组织救治，减轻赋税，恢复生产等行为都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如《后汉书·安帝本纪》：“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汉安帝）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宋史·五行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六月，京师疫，遣太医和药救之”。中央政府重视疫情，地方政府也不敢马虎，要求及时上报情况。《魏书·世宗宣武帝纪》要求“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明史》《清史稿》对每次疫情发生死难人数统计尤其详细，说明疫情信息发布较为仔细。

（四）隔离措施

设立专门机构进行隔离治疗是古代医学家们提出防止传染病交叉感染的重要环节。前述先秦时期就有隔离治疗的措施，后世更是积极发展。《后汉书·皇甫规传》：“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咸悦”，东汉的军队中就出现专门的传染病隔离机构“庵庐”。

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兴盛，寺庙开始承担接济传染病人的责任，如梁天保七年（公元568年），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河南汲郡西山寺置病坊，以“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后来全国效仿，有些寺庙在疫情发生时几乎成了临时传染病医院。唐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寺庙性质的“养病坊”，《新唐书·食货志》：“养病坊给寺田四十亩，诸州七顷”。即使在唐武宗毁佛的岁月里，也“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从重视程度和医疗条件来看，宋代对于传染病的防治超过了前朝。朝廷和各州府设有专门机构，如“安乐坊”“安济坊”“保寿粹和馆”“将理院”“养济院”“福田院”等，收容因患传染病而被家庭忍痛遗弃的人。元、明两代，各州府县大多设立惠民药局，主医事管理和大疫流行时收治病人，把疫病患者集中起来隔离治疗。

（五）中药治疗

以吴又可《瘟疫论》为例说明中医抗疫的治疗经验。《瘟疫论·上卷》说瘟疫初起“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散主之”。吴又可的达原散已在非典的治疗中显示作用，其有透达膜原之功，人体邪毒宜及早透泄外解，辛凉宣透，清热解毒。

《瘟疫论》重视下药后瘟疫并非马上即愈，往往会有某些变化，治疗瘟疫以祛邪为主，但不能忽视正气，“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年老枯竭，皆当补泻兼施”；还强调疫病兼旧病，以治疫病为主：“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盖因疫而发旧病，治法无论某经某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愈。”《瘟疫论·上卷》中有“论食”一节，阐述食疗的重要性和方法，颇有参考价值。总体说法即使现代医生提倡的清淡饮食，合理饮食。

（六）接种免疫

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是接种疫苗。古代医学家们发现人体在患了某一种传染病治愈后，就不再患此病，即有了人体会产生抗体的朴素认识。如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注意到已患过麻疹、天花者则不会再病，“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同时，他们开始积极探索人工免疫的方法，如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说到狂犬病的免疫方法“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在明清两代的著作中，如《治瘴十全》《程氏医案》《痘疹定论》《痘疹金镜赋集解》有人工种痘的记载，推测此项技术在16世纪之前就已使用于我国，具体方法详见于清代著作《张氏医通》《医宗金鉴》《种痘法》等。

三、那时的逆行者

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暴发开始，无数医护人员本着“人民高于一切，疫情就是命令”的原则，不计生死，毅然投入抗疫的第一线，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历史上也有很多值得被后人铭记的对抗传染病的伟大逆行者。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回忆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可见当时治疗一个风冷的普通疾病收费之巨，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促使他立志学医，悬壶济世，以救苍生。

孙思邈的治学思想是“至精至微”，他精勤不倦，严谨治学，只要有一技之长的医家，他不远万里，无畏艰辛也要去专程拜访请教；他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周游各地，搜集、整理、验证医方，鉴别药物，究其药性，融古今医药知识于一体，充实了中医内涵，推动了中医发展。

孙思邈重视“大医精诚”，认为医为仁术，医者仁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济之，德逾于此”，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到了首要地位，显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精神。无论是东汉张仲景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著成《伤寒杂病论》体现的无限力量，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是明代吴又可不顾南北大疫，深入一线，亲为诊治的人性光辉，都传承着中国逆行者精研医术，对病人一视同仁，不怕风险，不怕困难，敢于承担责任的高尚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救民的宏才抱负。

从上述讨论可见，我国古代拥有预防治疗传染病丰富的经验和成果，还有历代医学家们留下的珍贵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要认真继承和发扬传统，并结合现代卫生防疫的要求和具体做法，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够再次战胜疫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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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3】《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瘟法》，《道藏》第二十册，第470—471页。

【4】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第20页。

【5】《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道藏》第一册，第886页。

【6】《太上洞渊神咒经》，《道藏》第六册，第1—81页。

【7】《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道藏》第三册，第582—584页。

【8】《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道藏》第四册，第1—122页。

【9】《黄帝内经素问遗篇》，《道藏》第二十一册，第459—485页。

【10】《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道藏》第二十一册，第1—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