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社会变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持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由于日机的持续轰炸，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大面积毁坏，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重庆市区主要街道被炸成一片废墟[2](p94)。而在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也无法实施必要的规划，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其他一切都置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受到忽略，“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它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3](p514)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对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也有比较多的研究。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由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激发了重庆人民反对侵略反对轰炸的坚强决心，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于战时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客观上也加快了重庆城市发展的步伐。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重庆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1939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城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损毁建筑4871栋，炸死市民4572人、受伤3637人[4]，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重庆陷入了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由过去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101号”作战，从5月至9月，连续不断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数十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重庆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台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日军“101号”作战结束后的第二天便通令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城市地位进一步提高。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5]。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纷纷集中重庆，迫切需要扩大城市空间。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轰炸损失，早在1939年2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邀请各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3月底，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又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川黔、成渝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

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为市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而战时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扩大市区。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城区建成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6]。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

此外，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作者简介：潘洵(1965-)，男，重庆市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

参考文献：

[1] 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6).

[2] 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94.

[3] 张笃伦.陪都十年建设计划序[ A].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4]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5月3、4、12、25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报表[ A].重庆市政府全宗[Z] .全宗号0053, 目录号12, 案卷号95, 重庆市档案馆藏.

[5] 重庆市政府编.重庆市一览[M].1936:63, 藏重庆市图书馆.

[6]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重庆:重庆出 版社, 1989:27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