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抗战大后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重庆担负起了“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相比较四大盟国中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作为首都，始终为后人称颂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研究却显单薄，学界对国民政府如何决策迁都重庆，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则更是少有研究。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话语体系中，选择性遗忘中国在抗击日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为，因此重庆亦成为一座“被遗忘的城市”。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四大盟国战时首都之一，它是唯一没来得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或哀悼其在战争中损失的城市”。［１］遗忘中国的战时首都，忽略战时首都代表的国家形象，就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加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蒋介石“蜀粤并重”思想与对重庆战略地位的考量

（一）孙中山关于四川战略地位的认识与对蒋介石的影响

四川在近代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孙中山早有认识。关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２］护法运动失败后，上海、广州等城市革命处于低谷，孙中山对革命前途深感担忧。当时远在西南的重庆政局稳定给了孙中山一丝希望，使他激起了在重庆再建民国的热情。孙中山遂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继续为共和大业而奋斗。１９１８年９月１６日，非常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及议员７０余人抵达重庆。后因川中政局又起动荡，孙中山企图在重庆挽救护法军政府的努力，最终失败。［３］

孙中山对四川战略地位的肯定，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对四川的认知。蒋很早就有意把四川纳入势力范围。１９２１年，他在给孙中山的信里就提出“蜀粤并重”战略思想：“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提并列。”［４］在给粤军将领陈炯明的信上，蒋也有同样表达：“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５］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７日，即将还都的蒋介石在《告别四川同胞》演说中又提及了入川前的“蜀粤并重”思想。蒋认为，在中国只有两省可以作为根据地，“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所以我们如要抗战，就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实远过于广东”。［６］对四川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知成为蒋介石后来入川统一川政，重视建设重庆，并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决策国民政府最终移驻重庆的思想基础。

（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战略后方的思考

蒋介石对四川的重视还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中日关系紧张、国内有识之士看好西南战略意义有关。当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对四川战略地位也有类似的阐述，甚至蒋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在战前亦提出，“四川为最后防地，富产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７］总体上，蒋在尚未进入四川前，对四川的战略地位是认可和重视的，而随着战事发展，迁都重庆的战略思想也逐渐形成。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处于日军枪口之下，首都安全备受关注，迁都问题提上日程。战时首都迁往西南亦或西北，成为蒋介石首先的选项。他在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７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表达出经营西北和四川，其意图是“掩护准备”，且“使敌不加注意”。这种思想也反映在其入川后公开宣称入川仅为“剿匪”，并称川、滇、黔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不是“抗日根据地”相吻合。

（三）蒋介石对四川的战略定位与经营

尽管蒋介石有经营西北之念想，但事实证明迁都西北并不可行。日本进逼华北，西北已然在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移驻西北已不现实，迁往四川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不二的选择。蒋介石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吐露出这个想法：“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１２月２９日，他在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里把四川作为未来的“驻地”，明显区别于蒋已建成的其他“行营”，更多强调了“驻地”在战略上的国防意义，而且国防意义更在于对抗倭寇和俄寇。

随之，蒋介石加紧统一川政，更加强了川内“驻地”重庆的建设力度。１９３４年1２月１９日，蒋介石于南昌正式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１９３５年1月１２日，贺国光率领参谋团抵达重庆。１９３５年３月２日，蒋介石更是亲自入川，其踏入四川的第一站即是重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蒋介石改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川、康、黔、滇、藏五省军队均受其节制，重庆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西南地区军事、政治中心。［８］

参考文献：

［１］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Ｍ］．蒋永强，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周勇．论孙中山与重庆辛亥革命的关系［Ｊ］．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１０）：５－１０．

［４］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Ｍ］．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６５．

［５］蒋介石．致陈炯明纵论全局战略书［Ｇ］∥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３６別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

［６］蒋介石．告别四川同胞书［Ｇ］∥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３２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

［７］发肯豪森．总顾问发肯豪森草拟应对时局对策致蒋介石呈文（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外交２．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周勇．重庆通史［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