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30日是重庆解放72周年。对于每一个重庆人来说，解放碑，既是重庆城市的地理标志、人文标志，也是重庆人的心灵家园、精神象征。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解放碑既是纪念中华民族解放的纪念碑，也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为此，《重庆史》约请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撰写了《民族解放 人民解放 家庭记忆——我所知道的“解放碑”》，以庆祝这个重庆的节日。本号连载此文。
1953年，我生在解放碑旁边的川东医院。后来长在解放碑地区的临江路、临江支路。再后来学在解放碑旁的29中，1969年从这里去了彭水下乡，1979年又从这里考上了四川大学。1983年再次回到这里居住，在这里结婚、生子、工作。这些地方都属于解放碑街道办事处、解放碑派出所管理的范围。再往上追溯，我父亲1936年起就在解放碑一带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活动，后来在这里工作、生活，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妈妈。所以至今，我们家的身份证号开头还是“510202”。可以说，我们算是正宗的解放碑人，而我则是伴着解放碑的钟声长大的、成人的，也亲眼目睹了它的世事沧桑、发展变迁。解放碑几乎就成了我的生命、我的记忆的重要部分。
我在四川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后来的工作又大多与历史研究和宣传有关。所以，除了对解放碑的亲身感受、个人记忆之外，还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解放碑有更多更深的认识，知道解放碑的前身是“精神堡垒”，后来改为“抗战胜利纪功碑”。重庆解放后，改建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直到今天。
在我的心中，解放碑，既是重庆城市的地理标志、人文标志，也是重庆人的心灵家园、精神象征。因为，解放碑既是纪念民族解放的纪念碑，也是纪念人民解放的纪念碑。
近年来，“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和“人民解放纪念碑”是一个常常被人们议论的话题。还有些人提出要把解放碑的名字改回去。这是因为不明真相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故意而为者有之，等等。为此，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父亲周永林以90高龄撰写了名为《风雨沧桑解放碑》的回忆录。他对我说，“我们在，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不然我们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这篇文章，当年即刊载于《红岩春秋》第一期。2018年《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重新发表。
父亲去世后，我接着关注解放碑。当然，我更多地是从历史学的领域，去搜集档案，查考文献，加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努力还原解放碑的沧桑巨变。
退休以后，市委批准我担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职务，我们的宗旨是“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继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因此，渝中区政协要搞《重庆母城建筑口述史》，我就在父亲回忆解放碑的基础上，把我所追溯到的解放碑的真实历史一并讲出来，把解放碑的这段历史保存下来，让世人知道一个真实的解放碑。
一、1940年这个地方建起了“精神堡垒”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统帅部所在地，是一座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齐名、举世瞩目的英雄城市。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共南方局也随之在重庆建立，重庆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略进攻的重点城市。为了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侵华日军从1938年2月-1944年12月，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施无差别的政略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而1939年到1941年，是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最重要的阶段。日军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先后采用“疲劳轰炸”、“高密度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了“五三、五四”“六五”等一系列重大惨案。
从1937-1938年底，是国共合作的高潮。但是从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策主要转向“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摩擦，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于1939年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决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个运动是1939年2月，由国民政府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上提出来的，由担任议长的蒋介石亲自宣读通过，从 5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有两个意涵。公开讲，是为了凝聚全民抗战的意志，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另一重含义，就是为掀起反共高潮做的理论和舆论的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喊“抗战建国”口号，对共产党尽管实行合作，但连政党的合法地位都不给予共产党，只把共产党当做“文化团体”。国民党坚持的仍然是“三个一”信条，即“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大目标，只不过是“三个一”信条的翻版，是以“政令”、“军令”统一的公开口号，来达到“溶共、限共、反共”的目的。
对此，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清醒的。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既要肯定这一运动坚持抗战的一面，更要保持高度警惕，揭露其反共的一面。因此，毛泽东于5月1日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的核心理念“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不同主张。
5月1日，由国民政府在重庆、成都、贵阳、桂林、兰州、昆明、吉安等地召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誓大会”。重庆是主会场，“宣誓大会”于当天晚上举行。地点在在林森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广场，也就是现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社礼堂前的广场。重庆的党、政、军、青、农、工、商、妇八个界别，共800人参加。大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五院院长、党政首脑均出席。各界人士、社团代表、中外来宾参加观礼。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广播。
我父亲参加了宣誓大会，他曾向我讲述过当天的许多情形。那是因为他作为农民界别的代表“被参加”了会议。
农民代表从哪里来？这让政府颇费思量。当时的农村相当贫穷，农民住在乡下，非常分散，很难选出代表。那一年，我父亲19岁，正就读“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这是一个农业技术学校，设在浮图关外一个叫茶亭的地方，就是今天石油路一带。于是政府就把农民界别的100名代表名额交给了三里职校，让学生们扮演农民。为了扮得很像，每人还发了一套“行头”，——身穿一套油绿色布制服，要求挽起长袖，卷起裤腿，脚下穿上一双草鞋，背后再背上一个斗笠，搞得像模像样的。那天下午，学生版的“农民兄弟”就从茶亭出发，一路步行走到行营广场。
当天的会场以广场正面军委会大礼堂前的平台为主席台，背景是军委会礼堂的尖顶，上面镶嵌着国民党的党徽。房顶竖立了一幅蒋介石巨幅半身像，是戎装佩剑照。广场中央设了一座高大的“火塔”，塔身是透明的，用玻璃搭成，共分三级。第一级是三角形，写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大目标；第二级是四方形，写的是 “礼”、“义”、“廉”、“耻”，叫国之四维；第三级为八角形，分别写的是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人伦八德。参加会议的八界代表便围着“火塔”，依次排列。
晚上7点半，大会开始，这时天已经黑了，四周的聚光灯一齐打开，直射会场这800代表，如同白昼一样，同时军乐高奏。一会儿，所有聚光灯便一齐转射向主席台，这是蒋介石要登场了。只见蒋介石一身戎装，走上主席台，与群臣们依次站定。
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黄仁霖担任当天大会的司仪。首先是全体肃立，为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接着是社会各界为抗战献金捐赠。再然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读训词。最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带领全场人员宣誓。这时，“火塔”顶端光焰四射，各界派3名代表上塔引火，然后分别点燃所属界别同仁手中的火炬。所谓火炬，是用“纤藤杆”做成的。全场800人手中的火炬点燃后，蔚为壮观。最后以界别为队，反复齐唱《国民公约宣誓歌》《领袖歌》和《抗战到底歌》，在广场内转圈游行。
《国民公约宣誓歌》的歌词就是当天宣誓的誓词：“我们各本良心宣誓，遵守《国民公约》，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领导，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倘有背誓行为，愿受政府的处分。谨誓。”这首歌是用耶稣圣诞节《赞美诗》的曲调填词而成的。就在开会的前几天，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会专门派出教官到学校教唱。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蒋介石向全国民众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现场广播讲话。直到深夜10点左右才结束。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各机关、团体、街道、学校普遍订立了《国民公约》，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精神总动员月会”，政府指派专人作“精神讲话”，唱《精神总动员歌》。大中小学则用每天早晚升降国旗的时间进行精神总动员，由学校的训育老师作“精神讲话”。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造“精神堡垒”。经反复勘查，地址选在市中心区繁华地段的都邮街与小梁子的十字路口。政府将道路拓宽，空地扩大，建成一个广场，“精神堡垒”就建在广场中央，前后花了差不多十个月时间。194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精神堡垒”也于当日落成。
“精神堡垒”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仿石建筑。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部呈园柱形，朝东面临民族路一面，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堡垒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画了一个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这就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新生活运动”的徽记。其余四方，分为“礼”、“仪”、“廉”、“耻”。顶端周围为城堞式，设有标准钟和风向仪、风速器、指北针等测候仪器与警钟。中央还设了一个大大的深兰色磁缸，里面贮满酒精棉花。举行落成典礼那天，缸内火焰四起，以壮声威。1940年正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最凶的时候，为了便于防空，“精神堡垒”被刷成了深灰色。
这座“精神堡垒”是用木料搭建，外抹水泥的。经历了日军的大轰炸，加之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也慢慢腐坏了，长期失修，最后全部倒塌。政府也没有再去复修，干脆把它撤除，在原地辟成了一个街心草坪，当中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所以抗战后期到重庆来的人看到的只有一根孤零零的“旗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