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抗战大后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重庆担负起了“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相比较四大盟国中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作为首都，始终为后人称颂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研究却显单薄，学界对国民政府如何决策迁都重庆，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则更是少有研究。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话语体系中，选择性遗忘中国在抗击日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为，因此重庆亦成为一座“被遗忘的城市”。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四大盟国战时首都之一，它是唯一没来得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或哀悼其在战争中损失的城市”。［１］遗忘中国的战时首都，忽略战时首都代表的国家形象，就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加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迁都问题上的举措与犹豫

一国首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国尊严和信仰的象征。战争中交战双方也多以占领对方首都为取得胜利的最后荣耀，所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投降；苏联保卫了莫斯科，成为苏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精神堡垒；而日军千方百计想攻陷南京，其目的就是逼迫中国政府屈服而作城下之盟，“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会愿意讲和。”［９］５８故在战争中保卫首都或首都移驻何地，本质等同于保卫国家和未来。

（一）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就在考虑迁都问题。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蒋介石曾设想移首都于西北，明确点明：“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陷，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１０］１０２、１２９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远在东北兴风作浪的日军对首都南京尚不构成直接威胁的话，但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与南京仅隔３００公里的上海陷入了战争，这场战争就明显威胁到南京的安危，如上海不守，南京势必不保。首都迁出南京只是时间和地点选择问题。
“一二八”事变第二天，即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迁都问题。会上，汪精卫认为南京政府机关已在日军长江舰队的炮火射程之内，政府在南京办公已不可行。这一点与蒋介石看法颇为一致。蒋认为一旦首都失守，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当晚，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１１］４３０蒋汪二人观点接近，使此次会议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政府由南京迁往洛阳。会议的第二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④尽管决策迅速并匆忙迁都洛阳，宣示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决心，但这种毫无准备缺乏战略意义的迁都也只是应对日军进逼南京威胁的权宜之计。

（二）迁都何处的筹划与犹豫

对于迁都洛阳是否安全，南京是否仍作首都，国民政府内部认识并不统一。１９３２年３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又对“以后是不是以南京为首都？迁都办公是不是预备一适当地点？”进行议决，会议对以洛阳为陪都做了筹划，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请确定洛阳为永久陪都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１２］２８５、２５５尽管确定了洛阳为陪都，但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首都南京威胁暂时得以缓解，政府等办事机构又从洛阳等地相继迁回南京。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地带，曾多次为帝王都城，但并不是理想的战时首都；因为洛阳为平原地带，随着日军蚕食华北，平津将陷入日军之手，洛阳同样处于日军炮口之下。设都西北，并非理想选择。

马上设都西南也多有难处。自民国建立开始，川中防区的军事冲突就很严重，“各军独成风气，拥兵自雄，防区骈立，俨同割据，对中央则视法令如弁髦，对袍泽则干戈相寻如敌国，对地方则视人民如鱼肉，国省税收，悉被囊括，甚且一岁田赋多至十余征，百里之内，勒索关卡，多至数十重，人民憔悴呻吟于此军威暴力之下，根本无政治设施之可言，其紊乱苛扰之情况，为任何一省所未有”［１３］３４０。蒋介石深知中央军并未能完全掌控四川军事，四川也基本上保持了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如贺国光所说：“（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１４］２７２所以，此时的蒋介石不敢贸然把政府迁到自己势力不可控范围的山城重庆。此后，国民政府对迁都事宜多有筹划、酝酿。如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曾有过非常时期将政府迁往湖南株洲的方案，［１５］８０但首都何去何从，仍未确定。

参考文献：

［１］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Ｍ］．蒋永强，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４．

［９］白修德，戴安娜．中国的惊雷［Ｍ］．端纳，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１２册［Ｇ］．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４．

［１１］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

［１２］曹必宏．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Ｇ］．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

［１４］贺国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Ｍ］．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记：第１册［Ｇ］．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