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抗战大后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重庆担负起了“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相比较四大盟国中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作为首都，始终为后人称颂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研究却显单薄，学界对国民政府如何决策迁都重庆，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则更是少有研究。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话语体系中，选择性遗忘中国在抗击日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为，因此重庆亦成为一座“被遗忘的城市”。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四大盟国战时首都之一，它是唯一没来得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或哀悼其在战争中损失的城市”。［１］遗忘中国的战时首都，忽略战时首都代表的国家形象，就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加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决策迁都重庆

（一）全面抗战政策的确定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终于拉开序幕。国民政府也开始了从妥协退让政策向决心抵抗政策的转变。７月１６日９时，国民政府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会。会议时逢卢沟桥事变之后，会场气氛沉闷，与会人员心情沉重。蒋介石于７月１７日作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政策性声明，表达了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决心。对此，中共领袖毛泽东指出：“７月１７日，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１６］

８月７日晚上８时，最高规格的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民党中央领导人、高级将领及地方将领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于右任、张继、戴季陶、陈立夫、孙科、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龙云、冯玉祥、张治中、程潜、刘湘、黄绍竑、朱培德等４１人到会。蒋介石致开幕词，他表示，此次“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来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要求与会人员务必集体作出是否抗战的决策：“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当然就非打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补救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总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会议讨论了当前抗战形势以及中国抗战需要的应对策略，尤其得到了龙云、冯玉祥、刘湘等主战派将领的大力支持。在与会人员发表完意见后，会议以最为特别的举动，也是前无古人的表决方式对“和战”大计表态，“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参会成员全体起立，表决同意“决定抗战”。

（二）四川政府欢迎中央入川

此次不同寻常的联席会议推动了迁都决策，其中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刘湘于８月７日到达南京参会。刘湘的到来对于先前疑虑川内稳定的蒋介石倍感四川的忠诚。在会上，刘湘抗战态度坚决，对中央迁入四川提出积极建议：“一、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三、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爆发当天晚上，刘湘即通过宋子文向国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介石呈递了建议中央迁川，以作长期抗战准备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正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即向一些高级幕僚表示：“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１７］这可能是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的最早的明确表达。几日后，蒋又命令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作好迁都重庆的准备。

（三）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重大决策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９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议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既可以主动而进。”［１８］他主张进行战略性撤退，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１１月１２日，日军攻入上海市区。消息传到南京，军委会首脑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都认为迁都已是迫在眉睫。蒋介石紧急会见林森，“上海战况不利，国军吃紧。四川以两年多的部署，近日整顿军政业已完成，作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为国府办公理想之处。迁都之事，宜尽快进行。”［１９］１１月１５日，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务会议，主要是针对军事机构的迁移做了部署，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长沙以南之地点。”［２０］即军事指挥等重要机构暂时或设长沙等地。这样的决策符合战争规律，在日军不断深入内陆之时，军事指挥机关要在战争第一线，同时也为行政机关完全迁入重庆作时间上的准备。事实证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率领下抵抗日军，直到１２月７日才匆忙撤离南京，后经江西，抵达武汉继续抗战。

１１月１６日晚９时，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洞举行。这次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首先迁入重庆。邹鲁回忆了当晚会议场景：“国防会星夜召集紧急会议，筹商迁都事宜。关于应迁至何地，议论极多；有的主张西安；有的洛阳；有的汉口；甚至有主张广东的；惟蒋先生主张迁到四川的重庆。”蒋说：“对于首都应迁至何处，我曾有周详的考虑，前因‘剿共’到四川，觉得那儿是最好的地方；四境都有险可守，而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可为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抗战根据地。”对于蒋介石的讲话，国府主席林森首先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迁都，只能有一次，决不能有第二次。迁都到重庆，我们就可以抗战到底，不必再迁了。”［２１］这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前最后一次最高规格的会议，但此次会议非同寻常。即将失去首都，离家西上的国民政府要员们，倍增伤感；故当时会场气氛凝重，弥漫着国破山河失的凄然氛围。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作出迁离首都南京，迁入重庆办公的决策是何等艰难与悲壮。

参考文献：

［１］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Ｍ］．蒋永强，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６］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７］刘航深，章君毅．戎幕半生［Ｊ］．（台湾）新闻天地，１９６７（１２）：２２．

［１８］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Ｇ］∥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１４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

［１９］刘晓宁．国府还都［Ｍ］．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０］方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第六部［Ｍ］．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１］邹鲁．回顾录［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