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40年代的民生实业公司，是卢作孚主持的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事业，也是一个包含经济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丰富内涵的社会改造试验。民生公司试验，以创造现代的集团生活为目标，以人的思想行为训练为着力点，集中展现了卢作孚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尝试的全貌。卢作孚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设想及民生公司试验，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深刻的社会变局，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进展以及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卢作孚；民生公司；集团生活；文明秩序
20世纪20—40年代的民生实业公司，是卢作孚（1893—1952年）主持的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事业。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同时，卢作孚“以创办民生公司为试验”，以人的思想行为训练为着力点，力图通过创造现代的集团生活，减少事业发展的阻力，增强事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的进步开辟道路。对此，学术界尽管已经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民生公司试验中所形成的规范、制度和观念，以及由这些规范、制度、观念所营造的现代集团生活方式，与传统中国社会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尝试的一个典型个案。民生公司试验所呈现出来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和人们思想行为的现代化训练等丰富内容，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到的文明困境，探索卢作孚在20世纪20—40年代从理论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探索和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民生公司试验是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有益尝试
大公报记者徐盈在高度评价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抗战巨大贡献的同时，又说卢作孚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难被了解的人”。徐盈的观察和评论是犀利的。据1949年年底《民生公司股东名册》，当时股本总额为法币100亿元整，分为80万股，每股法币12500元整，股东2138户。卢作孚及其亲属股本合计4937股，这4936股的具体情况为：
资料来源：《民生实业公司股东名册》（1949年12月31日），第42-54页，广东省档案馆
藏，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档案，49-1-76。
从上述股份情况稍加计算可知，卢作孚及其亲属的股份在民生公司80万总股份中约占千分之六，确实只是几个小小的股东而已。卢作孚这位早在1934年就被马寅初称为“四川大实业家”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和总经理，与其亲属在公司中所占股份如此之少，远远超出了常理、常情，乍看确实令人费解。
卢作孚要以创办民生公司为试验，“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它们（西方——引者注）前面去”。民生公司试验随着民生公司事业的起步发展同时展开，大约以193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1925—1938年为创始与发展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25年到1929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困难虽多，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尤其是在当时川江轮船航运业管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改用新方法经营。新方法就是“船上不用买办制，而设事务经理”。由此，公司“年年盈余，而事业精神之初期基础遂告稳定”。1930年到1935年为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一方面集中船舶统一经营，大力推进川江航业合理化运动。另一方面集中人才通力合作，与外商竞争，并取得胜利，成为“（民生）公司成立以来最有生气，最富意义之一段”。1932年到1935年，民生公司航线延伸到长江下游，并在长江上游与捷江公司展开竞争、取得胜利。1936—1938年为第三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首先是整理旧船建造新船。到抗战爆发时，民生公司有轮船46艘，24000多吨，并有相关专用码头、仓储、驳船、机器厂等设施与之配套。在此基础上1937年初创造出峡江三段航行的奇迹，1938年又创造出宜昌抢运的奇迹。1939年到1949年，民生公司进入曲折发展和重整重振时期。其间，卢作孚以民生公司试验和从政阅历为主，归纳和总结出一套高度重视秩序的现代管理理论。
民生公司试验的基本内容是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关键是对员工进行思想行为的训练，核心是建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
1933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中提出：民生公司的意义，在其致力于“整个的生产运动”“集团生活的运动”“帮助社会运动”三件事情上。卢作孚所说的“整个的生产运动”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要把川江华商经营的航业联成整个的”，力图以此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增进包括本身利益在内的社会总体利益；其二是要把机器厂、煤矿、保险业等相关的生产事业统一成一个或力求实现全部相关事业的联络。卢作孚强调：“其联络愈广，其帮助愈广”。关于第一项工作，到1935年，民生公司先后合并、收购川江中外轮船43艘，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川江航业的计划。至于第二项工作，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除民生机器厂、三峡染织厂两项附属事业外，还先后投资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捷成洋行机器部等10多家企业。同期，民生公司还成立代办处，作为德国西门子洋行全川经理处，可代客购买马达、电话、钢铁、无线电收音机、电热用具、科学仪器及各种电料、大小五金等，同时代理华商太平洋保险公司及英商保泰保险公司的水火险、汽车险、人寿险、意外险等保险业务。这些附属事业、投资事业、代办事项，作为民生公司航运业务经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须赘述。
集团生活运动有三项基本内容，其一是要造成前文提到的“生活全部依赖”。卢作孚说：“我们要使每个人可以倚赖事业工作到老，没有失业的恐慌；退休后有养老金，死亡有抚恤金；有职工住宅区，不仅可供职工及其家庭住居，而且里面要有花园，有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周到的消费品的供应，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总之，“凡你需要享用的，都不需要你自己积聚甚多的财富去设置；凡你的将来和你儿女的将来，都不需要你自己积聚甚多的财富去预备；亦不需要你的家庭帮助你，更不需要你的亲戚邻里朋友帮助你，只需要你替你所在的社会努力地积聚财富，这一个社会是会尽量地从各方面帮助你的，凡你有所需要，它都会供给你的。”1933年3月初，卢作孚曾经在总公司朝会上豪言：“我们要建筑一座重庆都没有那样阔绰的房子来给职工住。职工宿舍修起了，赓续着就要在附近设立学校，教育职工们的子女。”根据凌耀伦教授对1933年民生公司各类人员收入水平的研究结果，民生公司职工收入的特点是：技术人员收入最高，行政人员次之，低级船员和茶房最低；各类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工资越底，福利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大多数企业相比，工人收入较高，而职员收入略低，因此高低工资的差别也较小；其二是形成比赛的标准。卢作孚认为，要提起各个职工工作的兴趣，养成职工有秩序，有方法，努力工作的习惯，“非有竞赛的兴趣不可”。卢作孚的设想是：“（职工）要帮助所在的事业，使自己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事业上，事业尤其要帮助所在的社会，使事业有显着的成绩表现在社会上，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一群人之为自己，而是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事业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而是事业对于社会帮助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为此，民生公司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落实“有比赛的标准”这一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重要指标；其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就是强调民生公司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帮助社会，倡导“事业中心”“服务社会”的经济伦理或价值观。卢作孚说，民生公司的航业、机械业、电灯和自来水厂、对外投资都是要帮助社会，“决不像一般旧习，帮助亲戚邻里朋友为他们找碗饭吃，谋个差使”。卢作孚还强调：民生公司决心帮助社会不是等待机会，而是要寻求机会，主动联系社会上的相关对象接受公司的帮助。1934年3月，民生公司宗旨第一次出现“服务社会，便利交通，开发产业”的表述。“服务社会”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早有人提倡。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927年就在告同人书中说：“本行之设立，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此后，陈光甫反复强调该行“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立场”。即使较为偏僻的重庆，聚兴诚银行也早已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相号召。显然，民生公司在其试验过程中，吸收了此前中国金融工商界在构建现代经济伦理中已经取得的进展。后来，民生公司的宗旨，进一步表述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④从而更加充分地表达出一个中国现代企业的伦理取向与价值追求。这种帮助社会、服务社会的观念，加上上述“事业中心”的观念，形成民生公司试验中“以事业为中心，以服务为目的之新道德”。
为实现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目标，民生公司采取集中训练、会议、演剧以及创办公司刊物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思想行为的训练，以期把事业中心、服务社会的新道德变成员工思想行为的习惯。
卢作孚深知思想行为训练的困难，他说：外国人在中国有吃几百次中国饭仍不能好好使用筷子的，“行动简单如此，训练已非常困难，而况组织复杂、手续繁重的行动，常需要积久的习惯、纯熟的技术，而又需要社会一般的行动，其变更之困难，是更不可以计算出倍数的”。但是，正因为深知思想行为不容易改变，所以卢作孚强调，要“训练在先，造成风气”。卢作孚指出：民生公司要社会服务，“就要先训练为社会的人。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如果能从今天训练出来，中国决不致亡。以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不特不亡，还有主宰世界的可能”。他又说：“我们必须训练成功一群有创造能力的青年，才能创造成功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1933年4月，民生公司制定出《本公司人员训练纲要》，内容有会议、工作、提起意义、提出中心问题、知识与技能、健康、群的情感等七个方面。这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训练纲要，而实际训练的范围和方式则超过了这个纲要。
在职工训练问题上，卢作孚认为，民生公司员工的训练要抓住三个要点：第一是要使员工头脑中的知识有世界那样大，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要使员工头脑中的问题至少有自己的国家那样大，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也能够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第三是要员工分工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起来。后来卢作孚将这三个要点简化为三个口号：（一）知识要有世界的大；（二）问题要有国家的大；（三）工作要有所负责任的大。
对于训练人的人也要进行训练。卢作孚认为，在人的训练中，“最困难在训练人的人——他第一是需要有专门的技术，训练人做甚么便需要有做甚么的专门技术；第二还需要有训练的技术，如何训练人乃亦是一种专门技术”。在给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的信中，卢作孚说：“能保护船，能保护货，能招待旅客。此三种成绩，均须超中外一切公司之上，乃贵乎有此一新公司也。求有此三种成绩，惟一方法，在人之训练。担任训练者，以船主经理为中心，而更由重庆总公司宜昌上海两分公司帮助之。”又说：“训练之中心问题，乃在分工与合作，乃在每人有确定之任务，又相互有密切之联络。望兄力分自己之工作于公司之人员，而分精神于公司人员工作之分配与检点。领导人做事，须将自己做事之时间减少，训练人做事之时间加多也。”
训练方式不拘一格，有集中训练、联合训练、分批训练等。1927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民生公司集中训练员工的主要基地在北碚。在这十年间，北碚“代民生公司办了护航队、茶房、水手、理货生等专业短期培训班多期，人数近千人。”⑦北碚在代民生公司训练轮船茶房（即服务生）之初，主要进行军事训练，服务能力的训练不够充分。后来服务技能方面规定十种训练活动，包括敬茶、添饭、叠衣服、捆被、洗练、擦鞋种种事务，使其“能尽茶房之职责”。
不仅要训练员工掌握各种专门的技术，还要训练全公司人员“要求趋赴的公共理想”。民生公司还曾与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美丰银行、永安纺织厂、太平洋保险公司、利昌字号等七个企业合组军训班。1946年4月赴美交涉造船问题之前，卢作孚还提请公司主管要注意训练：“不必要的人，立即抽调加以训练。训练的范围，有文书、会计、统计、物料管理。第一批抽调的人训练完毕，再换掉第二批，第三批……一直全部人员训练完毕为止。这些技术的训练，每一人都是必要的，希望大家都有很浓厚的兴趣。”
会议也是民生公司“训练人员最重要之一种方法”。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中，朝会在训练人员中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公司第一次朝会于1932年10月8日举办。在14日举行的第五次朝会上，卢作孚说：“朝会的意义，在盼望各部分报告他对于职务进行的概况，和所得的方法。”这次朝会上，卢作孚还提议每周六的朝会中，须有一次有意义的讲演。经讨论，决定在星期一举行讲演会。由此，民生公司开始形成定期邀请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到民生公司
总公司、分公司演讲的制度。据统计，从1932年10月24日举行第一次讲演到1946年，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的各界人士有192人次。其中包括黄炎培、张澜、马寅初、张伯苓、梁漱溟、冯玉祥、郭沫若、翁文灏、吴鼎昌、罗隆基、张公权、杜重远、刘湘、杨森、李璜、罗家伦等。这些演讲者多为社会上知名人士，或为军政人物，或为专家学者，对“增进职工智识”，确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民生公司的朝会不仅演化出讲演会，还演化出读书报告会等学习交流的有效形式。
通过编演新剧，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是民生公司的特殊训练方式之一。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试验中，曾多次亲自编排新剧由公司员工演出。其中由卢作孚所编新剧目中有一幕，专门鞭笞只为自己不为社会的旧观念：儿子向父亲要求读书，父亲不赞成儿子读书，要他去学生意。父亲告诉儿子学生意可以为家里挣钱，帮助生活，问儿子读了书有什么好处？儿子说读了书可以为社会做事。父亲听了勃然大怒，边敲桌子边骂道：“老子拿钱叫你读书，你却去为社会做事？”这位满脑子旧观念的父亲，不仅自己不为社会做事，而且不希望儿子为社会做事。卢作孚想通过该剧表明：“一个聪明的人最聪明的方法亦是最快乐的方法，就是凭自己的力量作出一桩事来让人看，让人欣赏，让人享受，也曾让人学习，能一样的创造起来，这就是人生最得意的事。”
《新世界》杂志是民生公司注册创办的企业刊物，是民生公司职工了解企业发展情况的重要窗口，也是训练职工的重要阵地。1935年12月，《新世界》刊载卢作孚《新世界三年来的检讨》一文。文章回顾了《新世界》创刊三年所取得的成绩，并将该刊发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及内容分别做了介绍，最后写道：“从新世界上的讲演、讨论、报告、描写、批评，看出了公司的理想，亦看出了公司许多朋友的活动，从那许多活动上证明了理想是会变成事实的。这样有价值的讲演、讨论、报告、描写、批评举来太多。”
民生公司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采用多种方法训练员工的思想行为，目的都在于建构分工合作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卢作孚说：“要想一种办法来提起各部个职工本身的兴趣，以养成他们有秩序、有方法，而且努力工作的习惯。”他又说：民生公司“只要找到人来把一切秩序建立起来，使各部都能联络好，那末问题就很少了”。他一再“劝勉公司同人办事要勤奋，随时要整理秩序，逐处要建设秩序，私人用费，尤要节省，能俭用，必不妄取云云”。他强调秩序的重要可以说是不厌其烦，要求“（公司）人员的行动都要一致，都要在整个秩序之下活动”。卢作孚反复提到的秩序，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秩序。这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在民生公司试验中的具体体现。在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的过程中，卢作孚在经营上的成功说到底是建设秩序的成功，这种秩序的建设既有与外部关系的秩序，也有内部整理的秩序。
就外部秩序而言，如卢作孚利用1929年7月担任川江航务处长之后，整顿重庆上游航运秩序，坚请刘湘“命令各军事机关兵差必须给煤给费，军人搭船必须购票。舱面装兵同时允许舱下装货，以维持轮船公司最低收入”。1932年民生公司轮船的航线延伸到中下游之后，就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扣押轮船的问题。1933年3月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朝会上说：起初我们的船开起下去就被扣，当我接到这个电之后，即刻去招商、三北，“你们的兵差怎么打法？”他们说：“中央要打差的时候，先打电来通知我们公司，由经理自己酌派一只或两只船去。”我听见之后，唉，好奇怪呀！为什么我们不能援这个例呢？因此便打电给军政部，给蒋委员长，要求不要扣我们的船，结果目的也达到了。经过长期反复要求，直到1935年5月1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次长曹浩森转饬主管人员，以后运兵入川即依照何北衡所拟六项办法切实规定、认真执行。由此，长江上游兵差也整理出了一个秩序。
民生公司自身的秩序建设包括管理的秩序，工作的程序，伦理的秩序等。卢作孚被赞誉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管理专家之一，并于1944年应邀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和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讲授《工商管理》和《业务管理纲要》。卢作孚指出：工商管理的要求是最大程度提高效率，要求以最少人力，最少物力，最快时间，换得最多结果，其精神为经济的；工商管理的方法，就是建设秩序的方法，其大要在于使一群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工商事业的秩序以成文表现出来就是“法”，其精神为政治的；工商管理方法的实施，特别注重工作人员的训练。训练所有工作人员有秩序能配合，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并且有管理的技术。事业实即学校，而且是最实际的学校，其精神为教育的。工商管理就是安排秩序：组织是安排人的秩序，预算是安排钱的秩序，计划是安排事的秩序。干练的管理者“应整理纷乱的事务，纳事务入秩序中，不应核定人如何活动，但应要求人如何活动。”他强调：工商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设秩序”。1932年年底卢作孚在一次朝会中讨论训练问题时强调：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以最能守法为荣”。这里所说的“法”，指的是在大量经验积累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规章。卢作孚一方面鼓励员工创新，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认真对待已有的办法和规章，他说：“每人要寻找作事的方法。作事方法的取得……是要参考已有的办法，不要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另外发明一些不适用的新办法。如果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办法，结果等于没有办法，也就不是办法了。例如要开辟湖南航线，我们就必须要先派人到湖南去调查，然后才根据调查的事实，确定我们的办法……不合事实的办法，我们想他做什么？”民生公司试验中对于建构经济伦理秩序高度重视，倡导“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为主的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追求。卢作孚说：“我们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事功，是我们对国家直接、间接的贡献。”他指出：“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站在轮船的地位，一方面为客人服务，使一切客人感受舒服，一方面为货物服务，使一切货物得到保护，因此更必须为船服务，使轮船健全，航行安全。”他在民生公司大力倡导“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捏紧拳头，裹紧肚皮，渡过难关。”“梦寐不忘国家大难，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正是在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
民生公司试验是以现代经济事业为依托，以创造现代集团生活为目标，以人的思想行为的训练为着力点，以“事业中心”“服务社会”新道德为核心，以建构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工商文明秩序为依归，以冀超越家庭和邻里朋友为中心的两重集团生活方式，从局部尝试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的结构性文明困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开辟道路。
民生公司试验强调以事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家庭为中心，决不意味着对家庭、朋友等关系的简单否定。实际上，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试验中，对于家庭是充分考虑和照顾的，如修职工住宅区，修职工医院、职工小学等，都是照顾家庭的表现。1934年初，米贵价涨，卢作孚与公司主干人员商定从宜昌购买了一批米粮上运，补助民生公司总公司食堂和民生机器厂食堂。卢作孚没有止步于此，在3月中旬的朝会上，他说：“还要帮助每一个职工的家庭，从米办起，其次运炭，以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物件。这种种由庶务股送到各职工的家庭，将来由会计处扣账，使各个职工减少私人的麻烦，而努力整个的事业。”卢作孚爱护家庭，敬重父母，重视子女教育。他非常担心子女能否顺利成长，多次谈及四川富裕家庭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经过观察、试验和总结，他在子女教育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说：“自己的第三、第四、第五，几个小孩子，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每假期预先把那一个学期的课程学完了的，无论是英文、数学、或理化，都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最初稍感困难，但一经得着学习道路以后，便可迎刃而解了。”事实也证明，卢作孚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卢作孚也不是不要朋友，他曾经说“无数朋友的帮助”是民生公司成长的重要因素。不过，这里所说的家庭、朋友，已经不是双重集团生活格局下的家庭、朋友关系，而是正在建构中现代文明秩序中的家庭和朋友关系。
（作者简介：张守广，1962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