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学在国外兴起较早，具有研究对象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对象包罗万象、“他者”立场、史料来源广泛等特点[1]。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吕文浩，2002；朱丹彤，2004；徐杨，2004；等等），而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在大后方地区具有代表性，因此研究战时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仅可以反映战时整个后方民众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且可以管窥日本侵略给后方民众生活带来的灾难。

一、跑警报：日机轰炸下市民的恐慌生活

抗战时期日机频繁轰炸后方，为躲避日机轰炸，每当日机来之前，警报拉响，人们闻声躲避，故名“跑警报”，形成了大后方独特的“跑警报”生活。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心，跑警报也成为重庆市民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重庆长江与嘉陵江之间无桥，警报拉响时，“有的乘轮渡木船、过南岸上山躲藏，或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避难；陆上出口，只有—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阔老的小轿车与客车、人力车挤在一块各奔生路，顿时车水马龙、人喊马叫川流不息。”[2]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每当“敌机来袭时，学校防护团先发出预备警报，请大家注意并准备去防空洞躲避，待敌机接近市区时，发出紧急警报，大家即须躲入洞内，待敌机离去后，再解除警报，有时一天中要逃二三次警报去躲防空洞。”[3]也有不进防空洞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因地处城郊，“警报响了，学校便停课，我们便带了书本疏散到柏溪附近农村去……在四川的山坡上，还常常能见到一种叫黄桷树的大树，树干十分高大，枝叶更是丰满，好像撑开的一顶大伞，树荫能覆盖一亩多地，空袭时躲在下面是十分安全的。”[4]

日机的轰炸，打断了市民的正常生活。每次警报拉响后，不管是工人、学生、商人还是政府官员，不得不停止工作或学习，纷纷从工厂或教室或机关中蜂拥而出，或带着一个布袋、一个包裹，或是一个小提箱，进入防空洞或其他避难场所。在跑警报的过程中，民众的神态、心态也各一，“有的惦记在外亲人，忧心忡忡，有的人则泰然处之，但多数面无表情，一片肃然。”[5]

在抗日战争时期，防空洞或防空壕，作为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重要场所，防空洞内的生活也是市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重庆，“整个冬天，石工们有韵律地挥槌凿山，唱着歌，黑炸药爆炸山石之声，是市内经常的音响之一。”[6]重庆由于多山，为开凿防空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海拔不甚高的金碧山在过去居然保全了重庆数万市民的生命；各公私防空洞的构造，都开筑在山里。”[7]一般来讲，防空洞或防空壕比较安全，“防空壕上面有五尺厚原来的石头，就是五百磅炸弹落下来，人在里面是觉不到影响的，洞口拾级而下,有五尺阔人样高，两边和上面，都有数寸圆径木柱，一步一步如千秋架式顶着；出入口必定有二个以上，以防万一有一端压下，那一面就可出去了。”[8]每次空袭时，躲在防空洞的人，心情焦急，“焦灼地盼望着警报的解除，有人失常态地走来走去，有人在清点亲戚是否失散”（李华飞，1989）。当然，躲在防空洞内的人们由于同病相怜，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拉近了，正如林语堂之女林无斯所说的那样：“是空袭才使我忘记了富人、穷人，接近我和围绕我的人们的缺点。是空袭才使我觉得真正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是空袭才使我感到战争的脉搏。”[9]空袭过后，躲在防空洞内的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既痛苦又庆幸，“医生的胡须闪着光，老妇人喃喃念阿弥陀佛。这些面孔都是苦痛的，多数的人是苦痛的，除了几个对发生的事无动于衷的青年人，他们像是憧憬着将来。”[10]

防空洞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体现了不同人的身份与地位。政府高官的专用防空洞由于洞内设备先进、清洁卫生，自然是非常安全。但一般平民百姓只好跑到简易的洞内避难，这些洞“设备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备，人多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且潮湿肮脏、空气污浊。”[11]抗战时期重庆以这类防空洞居多，亲身经历此事的老人陈未云讲，他进入防空洞时，“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了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12]但就是这样的防空洞也不能满足民众躲避空袭的需要，往往人满为患。

参考文献：

[1]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9～42页

[2][5][11][12]《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43缉），第140、143、143、147页

[3][4]高彭：《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242、199页

[6]贾安娜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7]顾梦五：《闲话战时首都》，《旅行杂志》1939年第11期，第11、10页

[8]高绍聪：《陪都重庆素描》，《旅行杂志》1941年第2期，第6页

[9][10]林如斯等：《战时重庆风光》，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86、87、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