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学在国外兴起较早，具有研究对象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对象包罗万象、“他者”立场、史料来源广泛等特点[1]。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吕文浩，2002；朱丹彤，2004；徐杨，2004；等等），而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在大后方地区具有代表性，因此研究战时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仅可以反映战时整个后方民众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且可以管窥日本侵略给后方民众生活带来的灾难。
三、衣食住行的趋新：“下江人”带来的市民时尚生活
抗战时期，沿海人口内迁重庆，使得“一幢小小的三层楼，往往居住着四个到六个省籍不同的家庭……主人们使用着若干语系中的若干方言。一如他们的不同的身份，各自保持其不同的趣味与尊严，晚间则唱出各式的歌：秦腔，河南坠子，楚剧，北京的‘秦琼卖马’，苏州的‘泪洒相思带’……”[23]这些所谓的“下江人”①在与当地居民的文化接触中，促使当地“市民崇尚奢华，衣、食、住三项，无不力求阔绰……现则国府所在，显贵浩富，踵来毕集，言奢更甚于前。”[24]具体来说，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生活习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对于京沪流行的新装较少接触，市民服饰主要是清代服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级之外，均长年赤脚草鞋，有的虽为宾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长衫马褂帽顶，而足下仍穿草鞋。学校学生(小学)赤脚并不伤雅。士兵未见穿袜，女人绝无高跟皮鞋及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土渐多，摹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25]抗战时期，外来移民，尤其是“下江人”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新潮又时尚，因此，普通民众在服饰打扮上纷纷仿效，“从下面逃来的摩登太太和摩登小姐一多，无形中就把这都会的‘水准’普遍化了起来。加之春天到了，风和日暖，时装宜人，马路上艳丽的点缀颇不少”[26]。
抗战时期，由于大量“下江人”涌入重庆，为其服务的餐饮业日渐发达，张恨水说：“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麋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发，愈觉触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粤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27]随着大量为这些“下江人”服务的“下江”菜馆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重庆本地菜馆。重庆本地菜馆逊色的原因是“在于招持之欠周到，且菜盘过大，不甚经济，又下江人不知者，或疑川菜每味皆辣，轻易不敢请教，有此数因，致下江馆如雨后春笋”，大量下江菜馆导致许多“本地菜馆下江化”[28]。此外，重庆的西餐馆、咖啡厅也迅速增加，其中“以模范市场的永年春，青年会的西餐店规模较大。太阳沟的麦卢，模范市场的大升西点面包公司等，则是卖咖啡而兼售西点的。”[29]重庆的西餐馆从抗战初期的5家增加到1943年的30多家[30]，吃西餐逐渐成为重庆市民的时尚。
重庆城市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土木瓦房，在山区更盛行吊脚楼。“吊楼之形，外看如屋，惟仅半面有基，勉强立平地。其后半栋，则伸诸崖外。崖下立巨竹，依石坡上下，倚斜以为柱。在屋后视之，俨然一楼也。”[31]抗战时期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重庆的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不断修建新式建筑，“从上清寺到沙坪坝，几十里长的马路两旁，都筑满了新的房屋，变成了一条乌黑的长蛇。”[32]城市景观也开始发生改变，“她正和香港一样，纤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顶上的，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33]
与服饰、饮食、住房相比，交通方面的变化相对要小一些，主要原因是重庆多山，发展交通难度大，这也给旅居重庆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留下深刻印象，“重庆半岛无半里见方之平原，出门即须升或降。下半城与上半城，—高踞而一俯伏。欲求安步—望之距，须道数里。若抄捷径，则当效蜀人所谓‘爬坡’……”[34]。抗战以前，重庆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有四川的滑竿、人力车、板车、马车等，公共交通刚刚出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快发展重庆交通运输业，重庆落后的交通面貌有所改变。战时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公司的公共
汽车从1933年成立时的仅1辆增加到1940年6月的99辆。行车路线也从一路增加到三路[35]。除增加公共汽车外，为缓解抗战时期重庆的交通运输困难，重庆还发展缆车业，1944年3月开通了第一条缆车线路，全年运送旅客达150万人[36]。交通条件的改观，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参考文献：
[1]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9～42页
[23]司马訏：《重庆客》，万象周刊社出版,1944年，第204页
[24][32]周俊元：《陪都要览》，自力出版社，1941年，第5、6页
[25]高绍聪：《重庆琐记》，《旅行杂志》1940年第4期，第3～4页
[26][33]沧一：《重庆现状》，《宇宙风》1938年第9期，第153、152～153、154页
[27][31][34]曾智中尤德彦：《张恨水说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5、5、4页
[28]陆思红：《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第170、167、82页
[29]杜若之：《旅渝向导》，巴渝出版社,1938年，第38页
[30]周勇：《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91页
[35][3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8～329、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