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遭受到日军残酷的无差别战略轰炸。由于中国的抗战及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不仅引起在华西方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远东各国，尤其是中、日、美三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同时，重庆在反轰炸斗争中的英勇行为，一方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大轰炸；国际影响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大规模轰炸后方区域而非仅仅军事设施为目标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战略打击方法，以摧毁军事经济实力、瓦解作战意志为目的。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即属此类。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重庆遭受到残酷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其损害之深，可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细菌战等血腥暴行相比拟。在付出巨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重庆英勇无畏的反轰炸斗争亦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从日军侵华暴行的视角进行系统研究，而对其“政略、战略轰炸”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造成的影响则少有涉及。鉴于中国抗战及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战略轰炸无疑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事件，梳理和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约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既定军事战略
抗战初期，日本制定了三个月灭亡中国，随之“北进”、“南进”，进而控制整个亚洲的军事战略。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军力国力的限制、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长期化的态势，日本当局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在日本当局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为此，日本一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一面加紧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航空进攻作战。日本大本营根据《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以“大陆命第241号”揭示了大本营的意图和各军的任务，规定“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同时努力歼灭敌人航空作战力量，并须和海军紧密配合”。同时，以“大陆指第345号”下达《关于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航空作战方针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指示陆军航空兵兵团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北要地，海军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性航空作战。十分明显，日军轰炸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就是要“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特别要尽力围歼敌之最高统帅及最高机关”。即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以达到其占领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一种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的“政略、战略”轰炸。
日军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明确地体现在对重庆实施的三次大规模轰炸中。在1939年到1941年的三年时间中，日军对重庆先后实施了“100号作战”、“101号作战”和“102号作战”三次大规模的航空进攻作战。“100号作战”肇始于汪精卫投日之后，日本认为汪的归顺，必引起后方民众之动摇，主和派重新崛起之际，是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于是部署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101号作战”则是在德国入侵欧洲诸国之时，日本受欧洲战场德国节节获胜的刺激，急欲乘机扩大对外侵略，集中了超过中国全部空军力量总数的兵力，配备新型的“司侦式”和“意式”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102号作战”却是筹划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变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便再次调动大批飞机，对重庆实施了更残酷的疲劳轰炸。从此意义上而言，重庆大轰炸成为日军军事战略变化的一个晴雨表。
日军实施对重庆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也决定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的政略性和战略性。重庆民众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同样对日本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阻止日军北侵苏联、拖延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全面侵华的目的之一，亦为征服中国以解除其北上进犯苏联的后顾之忧。中国战局的胶着，使日本急于摆脱困局。连续不间断的重庆战略轰炸，其目的就是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促进中国投降，尽快结束“中国事变”，进而实施其“北进”计划。但是，连续三年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妥协，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当苏德战争爆发之际，苏联因疲于应付而致使东部防务减弱，实为日本实现其“北进”计划的良机。可是由于重庆军民坚韧不拔的反轰炸斗争，以及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始终未能得逞，因受“中国事变”的牵制，而最终被迫放弃其北上进犯苏联的计划。
1940年4月至6月，德国战车席卷北欧、西欧诸国，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相继沦陷，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败亡，英国面临德国直接入侵本土的威胁。德国军队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刺激了日本向南洋地区进军的企图。而此时的英、法早已无暇顾及南洋地区，美国仍在妥协观望中，确为日本扩大侵略的良机。日本大本营为尽快彻底解决中国战事，进而抽兵南进，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决定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攻击。为此，日本一方面发动“枣宜会战”，企图以陆路打通攻击重庆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动用大批陆海军航空队对重庆直接实施更残暴的空中打击。但是，由于敌后八路军的主动出击，“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由于重庆军民英勇无畏的反轰炸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企图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政策的变化极为复杂，但这些“变化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日本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去解决这个战争，以便日本可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但是，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没有让日本侵略者的企图得逞。
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