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遭受到日军残酷的无差别战略轰炸。由于中国的抗战及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不仅引起在华西方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远东各国，尤其是中、日、美三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同时，重庆在反轰炸斗争中的英勇行为，一方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大轰炸；国际影响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大规模轰炸后方区域而非仅仅军事设施为目标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战略打击方法，以摧毁军事经济实力、瓦解作战意志为目的。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即属此类。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重庆遭受到残酷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其损害之深，可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细菌战等血腥暴行相比拟。在付出巨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重庆英勇无畏的反轰炸斗争亦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从日军侵华暴行的视角进行系统研究，而对其“政略、战略轰炸”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造成的影响则少有涉及。鉴于中国抗战及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战略轰炸无疑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事件，梳理和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美、英远东战略调整的推动
重庆大轰炸在制约日本军事目标实现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英援华制日、美国参战和远东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
抗战之初，美、英对日本的侵华战争采取名为谴责而实际纵容的政策。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加深，在华利益损害加剧，美、英开始逐步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对华同情和援助逐渐增多。而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与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直接影响并促进了美英，尤其是美国远东战略决策的重要调整。
战时重庆大轰炸对美英诸国的影响有二：其一，不仅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残酷轰炸引起美英等国人民和政府的人道主义同情和支援，而且美英等国人民和政府还通过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逐步加深了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其二，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也直接造成美英各国利益的损害，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诸国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机滥炸重庆的行径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谴责，与新闻媒体的传播和政府、民间的外交活动密切相关。自日本大规模轰炸重庆之始，各国驻华使领馆就及时向国内发回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报告，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苏联塔斯社等各国设在重庆的新闻机构亦不断地把日机狂炸重庆的情况以及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消息及时传达到世界各地，美国的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贾安娜、埃德加·斯诺、海明威等、英国的詹姆斯·贝特兰、韩素英等记者、作家，都向本国发回了大量重庆大轰炸的通讯和报道，唤起了美英各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关怀。美国《纽约时报》还号召读者前往电影院观看重庆被炸实况，以揭露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同时，深受日机轰炸之苦的重庆各界人民，以及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致电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揭露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强烈呼吁采取行动，制裁日本。1939年1月15日日机轰炸重庆后，重庆内地会、美以美会、圣经会、安息日会、加拿大会、公谊会等教会，特电国联抗议，要求国联唤起世界舆论，一致谴斥日方之暴举。“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旅渝美侨十分义愤，分别致电罗斯福、赫尔等，请他们禁止军火输日。5月12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RobertLeslieCraigie）向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HachiroArita）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谴责日本的轰炸造成大量中国人的死亡。7月1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尔正式向日本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KensukeHorinouchi）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此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已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和驻中国的日本官员表达了对日本连续轰炸重庆的谴责。
1940年1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日寇侵华与美国在华利益之损失》，针对本月26日美日商约满期是否续订这一问题，以大量事实说明日军侵华给美国在华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失，希望美国人民督促美国政府，要看清这种事实，给予日寇以经济上的制裁。5月至8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达到白热化。5月30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请美国舆论注视远东的轰炸残杀》，强调“法律禁运是美国制裁远东强盗的有效办法”。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联合致书美国人民，揭露日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它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士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强烈呼吁美国禁止将钢铁石油输送给日本，“以抑制其暴行”。在华的美国教士梅福林、傅维德、费吴生等，鉴于日机连日滥炸重庆市郊平民区及文化区，屠杀平民，特电罗斯福总统等吁请立即对日禁运煤油废铁，俾免助纣为虐。成都五大学美籍教职员暨在蓉浸礼会、长老会等十教会、美籍传教士四十人致电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呼吁断然制裁暴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先后致电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及上下议院议长和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史汀生等，揭露日机残杀平民，滥炸文化区域，呼吁美国朝野对日禁运。6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再次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揭露日寇滥炸我陪都重庆，呼吁美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及东亚之永久和平，“集中全力，制裁暴日，对此危害世界和平之祸首，迅予实施禁运，使其所赖以屠杀我无辜平民之钢铁、煤油，无由再仰给于美国”。8月，中国劳动协会致电美国产业职业联合会和协联职工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忍兽行”的疯狂暴行，表示“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希望美苏两国政府“加紧制裁日本，继续予中国实力上的援助”。重庆市商会致电国际反侵略总会中国分会并转国际商会及国际各工商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书全世界作家，希望国际同行“一致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抨击暴日，维持世界和平”，“同予人类蠢蝥以谴责与制裁”。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一直打着“攻击重庆市内外军事设施”的旗号，如果空袭给外国资产造成损失，则宣称是“误炸”的结果。但是，实际状况则正如前田则男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军事和外交上如同走危险的钢丝。在轰炸中，日本一面指示“彻底攻击”和“连续轰炸”，一面又强调“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然而，日本的无差别轰炸不可能避免对第三国权益的损害从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起，美、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美、英政府也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逐步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101号作战”中，美国也多次发动对日经济制裁。5月29日，国务院宣称，美国多次反对轰炸平民之举，此种态度各方已深知，日机此（番）轰炸重庆之平民，美国亦无庸再次申述其立场。6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日机滥炸重庆。赫尔国务卿在国务院接见新闻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增进邦交，则其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并重申其厌恶轰炸平民之立场，认为“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6月14日，日本迫于各方压力，由外务大臣有田致函美、英等驻日本大使，劝告各国驻重庆国民撤离到其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域，“对居留在其他地区而发生的不恻之事态，帝国政府不负有责任”。随即，华盛顿方面提出了激烈的反驳，提出“合众国政府拒绝接受将重庆全体当作袭击目标的见解”，“日本政府必须对日军造成的损害美国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如果日军的轰炸发生美国国民死伤事件，将遭致日美关系悲惨的结果”。7月2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国防法》，颁布了三项禁止输出物资的总统令，禁止输出一切武器、军需品、战争资材；含有铝、镁的一切原料资材；飞机部件、装置、附属品、光学机械、金属制造设备。到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美国军火租借法案》，4月，罗斯福签署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航空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纳入中国空军序列赴中国参战。5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中国的空军建设开始得到美国的援助。同月，英国外相艾登发表声明，英国决定继续援助为自由独立而奋斗之中国，并将此意嘱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通知日本政府。
在实际轰炸中，由于日本所宣称的“误炸”的经常性出现，美英等国利益颇多损害。所以，自日本实施对重庆的“102号作战”后，美英等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1941年6月5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ghC。Crew）拜访了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YosukeMatsuoka），向他抗议日本轰炸重庆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6月15日，日军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南岸亦遭轰炸，美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办公厅几全部震毁，炸弹碎片击中美军舰“图图拉”号，又望龙门美红十字会募款建筑之平民住宅，亦落二弹，毁屋多间。次日，美国大使格鲁（JosepghC。Crew）向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YosukeMatsuoka）递交了一封强烈的抗议书，抗议日本在十天之内轰炸重庆第二次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对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威胁。6月30日，英国大使克莱琪（RobertLeslieCraigie）在东京召见了日本副外务大臣大桥忠一（ChuichiDhashi），抗议日本轰炸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此前，英国已就日本上一次轰炸英国大使馆提出过抗议。7月25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废铁。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以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8月1日，美国禁止航空汽油输出，输往日本的汽油完全停止，同时，由陈纳德任指挥官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这支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12月20日正式升空作战，到1942年7月4日改隶现役美军为止，在实际作战的短短半年之内，共歼灭日军飞机近300架，给侵华日军造成了有效的空中威慑。
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英勇无畏，以及日本在重庆犯下的残暴事实，使对中国持冷漠态度和对战争抱“孤立主义”态度的许多美国人逐渐转变，开始关心中国抗战，并呼吁美国政府参与到反法西斯战争的阵营中。于是，出于道义和政治的考量，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对日的姑息政策，逐步贷款援助中国抗战，并最终实现了对日本的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转变，以及最终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其原因颇多，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抗战以前，中国作为一个长期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弱民贫，毫无国际地位可言。但是，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和中国战区的艰苦战斗，无不显示出中国军民的坚忍和不屈，使美英等国认同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和作用，从而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共同合作御侮。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此后，美、英等国相继废除不等条约，重新签订平等新约，中国国际地位和重庆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从此层面而言，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的轰炸和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对促进英、美等国走向反日援华和远东地区中、美、英等国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