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40年代的民生实业公司，是卢作孚主持的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事业，也是一个包含经济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丰富内涵的社会改造试验。民生公司试验，以创造现代的集团生活为目标，以人的思想行为训练为着力点，集中展现了卢作孚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尝试的全貌。卢作孚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设想及民生公司试验，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深刻的社会变局，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进展以及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卢作孚；民生公司；集团生活；文明秩序

20世纪20—40年代的民生实业公司，是卢作孚（1893—1952年）主持的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事业。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同时，卢作孚“以创办民生公司为试验”，以人的思想行为训练为着力点，力图通过创造现代的集团生活，减少事业发展的阻力，增强事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的进步开辟道路。对此，学术界尽管已经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民生公司试验中所形成的规范、制度和观念，以及由这些规范、制度、观念所营造的现代集团生活方式，与传统中国社会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尝试的一个典型个案。民生公司试验所呈现出来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和人们思想行为的现代化训练等丰富内容，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到的文明困境，探索卢作孚在20世纪20—40年代从理论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探索和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

卢作孚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及民生公司试验的意义

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未竟之业”。卢作孚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和民生公司试验，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并进行开创性和富有成效的试验。卢作孚的理论探索和试验，打破了抱残守缺、盲目崇洋、中体西用等思想束缚和观念禁锢，为超越新旧、融合中西文化，实现“自立方式”的文明创新，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进行了开创性的有益探索。

从观念和理论层面上看，卢作孚指出人类已经从自古以来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商社会急剧转变，与之相应的是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到大的演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文明困局的根源所在。这一文明困局的脱困之道，在于必须将中国现代化，进行现代的物质建设，尤其要进行现代的组织建设，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现代集团生活就是要超越基于农业社会的，以家庭朋友亲戚邻里为中心的双重集团生活，把集团生活从家庭为中心，扩大到小到企业、学校、医院等，大到国家的范围。现代集团生活中的人们，工作上分工合作，生活上相互依赖，比赛对集团对社会的贡献，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的道德化为人们思想行为上的习惯。建设组织就是建设秩序。工商管理、业务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建设秩序，即分工合作的经营秩序，具体而言建设人的秩序，钱的秩序，事的秩序。从现代国家社会层面上讲，秩序就是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最重要是依靠法律。立法要谨慎，既已立法，则从领导人到人民都要尊重法律。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困难很多，要先进行局部的试验，民生公司试验就是这样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局部试验。

从民生公司试验的结果看，成效是显著的，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民生公司初创时资本微薄，凭借艰难募集到的8000元股份，采取分期付款、先交首付3000元的特别方式，在上海建造了一只70吨小轮船。在长江上游的重庆，这点经济力量也显得微不足道，“大家以为开玩笑”。但在卢作孚的主持和悉心经营之下，民生公司内固团体，外强服务，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迅速扭转了华商轮船公司经营分散、缺乏竞争力的不利局面，公司的社会声誉与日俱增，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接着在与资本雄厚、横行川江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过程中，得到张嘉璈、周作民、钱新之等银行家及相关的金城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上的大力支持，民生公司在1935年成功击败美商捷江公司并收购其大部分轮船和产业。到1936年年底，民生公司轮船总数达到48只，马力达到41252匹，总吨数达到20249吨。一个资本微薄的小企业，又处在四川军阀混战那样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当中，居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成长为长江上游轮船航运业中首屈一指的劲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1936年开始，民生公司在上海大规模订造新轮船，这些新轮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先后加入长江航线的商业运行。抗战爆发后，卢作孚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指令“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内迁抢运，尤其是在被称为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的宜昌撤退抢运中，民生公司发挥了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宜昌大撤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并有效实施，结果“秩序恢复，效率提高”。截至1942年年底，民生公司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壮丁部队约200万人，军品辎重约26万吨，其他之工商物资，尚未计入”。民生公司长期致力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由此建构起来的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在抢运和战时运输中接受了洗礼，经受了考验。经过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进一步扩充，民生公司进一步发展成为以轮船航运为主体的大型民族资本资本集团。

在经营上，民生公司以服务周到著称。从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逸庐生，再到著名作家胡风，都有生动的记述和评论。周到的服务，正是民生公司现代经营秩序建构中，把“服务社会的道德”变成“服务社会的习惯”的自然展现。在管理上，民生公司特色鲜明而现代。资料载：“民生公司的特色，亦是它成功的原因，是他的良好管理，这是社会公认的。卢作孚先生彻底取消了船上的买办制度，彻底管理每只轮船的人员物料收支。接收一只轮船，即取消一个买办，即确立一个轮船的管理方案。”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特点还在于：“（其）行政的原则，是以会议的方式来参加意见，由总经理采纳意见来作决定的。可以说，公司的行政制度是独裁与代议相兼。意见是大众的，分权的，决定是独裁的集权的。二者优点，兼而有之。”民生公司会议的形式确实比较多，有诸如朝会、旬会、联席会、人事管理委员会、主干会、小组会议、董监联席会议、股东会、经理会议、轮机会议、驾驶会议、各部分联席会议等等。这些会议能够成为公司办事采纳意见的重要渠道，与卢作孚奉行“事业即学校”的理念有密切关系。征求意见，是卢作孚“培植后进”的重要方法。1933年8月乘坐民生公司轮船到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注意到民生公司与其他轮船公司的迥异之处。他说：“（民生公司各轮经理）多以中小学校长教员之类人物任之，故弊绝风清，气象迥异。”

作为集实业精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于一身的现代化事业开拓者，卢作孚还通过《大公报》《申报》《新生周刊》《西南公路》《抗战与交通》《新世界》等众多报刊刊发论文；通过在诸如上海金融实业界的星五聚餐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世界社等各种场合的讲演；通过出版诸如《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乡村建设》《一幢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等著作，把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观念和试验中经验和教训向社会广泛传播，从而产生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动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前，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试验就在对这两个运动内容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935年3月底，应蒋介石的要求，卢作孚将《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电呈蒋介石。4月19日，蒋介石为轮船新生活运动等事致函卢作孚，谓：“两接手书，并承惠赠大著《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两种。浏览之余，弥觉执事思虑周洽，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至为佩慰。其《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一种，尤得新运精神，并已饬抄达交通部，转饬招商局及其他商轮公司，一体切实仿办，以利推行矣。专此奉复。”④4月27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发出第2210号训令，内称：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呈递的航轮新生活运动办法井井有条，深得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希各地商轮公司遵照办理云云。训令后附有卢作孚的《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据此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发出第2371号训令，令所管辖区域的国营轮船招商局及其各分公司、各商轮公司遵照执行。该办法包括用人、设备、要求、生活四个部分，各部分再细分若干条目。如要求项下的“整理及清洁”项中，有六项具体要求，分别是：1.凡船上物品、客人行李及用品须随时整理清楚，无使凌乱。2.凡客人餐间、房间及器物须随时清洁，无使稍有灰尘，无使有一点渣滓或一滴水。3.凡过道地板、壁间及栏杆，须随时保持清洁，无使稍有灰尘，无使有一点渣滓或一滴水。4.凡厕所、浴室，须要随时清洁，无使有臭气、有秽物。5.厨房必须清洁，勿使鼠及苍蝇入内。6.茶房、厨房身体衣服，尤其是两手必须清洁，勿使有污秽。实际上，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当时民生公司轮船上通常训练、服务所要求的内容，但这些内容要真正落实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动后，卢作孚根据自己创造集团生活的经验，拟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提供给当局参考。1936年10月17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以会长蒋介石名义发出训令，训令云：“案据卢作孚所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摘要》，对于我国目前生产、分配及交换三方面之应兴应办事宜，分条列举，殊可参考，合行抄发原件，令仰知照。”《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摘要》分生产、分配、交换等三个部分，每部分之下又分若干要点。如生产部分的“管理方法”项下，列四项内容：1.采用竞赛制度——促使地方间比赛，各事业间比赛，一事业间之各部门比赛，工人与工人间、各人或组成集团比赛。2.采用教育方法——教以工作需要之特殊技能及知识、现代国民需要之普通技能及知识，并使有游历、运动、练习音乐及其他种种娱乐事项之机会。3.采用会议方法——予工作人员以建议的机会，如情形良好或竟予以决议的机会。4.促成生产合作——从购买原料上，从购买工具上，从销售成品上，力谋合作组织。分配的“财产”项下，有“使每人有职业，生活倚赖其职业。在不能有职业时，则倚赖社会。于是逐渐降低财产之倚赖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正是民生公司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中不断建设和训练的内容。国民政府和当局运用行政权力，将《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这些反映民生公司试验证明富有成效的种种经验和办法，吸收和充实到新生活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之中，无疑是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只是当时新生活运动本身成效有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很快被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民生公司试验的办法实际上很难在更大的范围产生影响。

卢作孚关于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张具有敏锐的文明洞察力，以民生公司试验为中心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开创性的有益经验。当然，卢作孚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张和试验，总体而言是局部性的，短时段的。如要造成集团成员对“集团生活完全倚赖”的设想和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那样现代经济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政治社会动荡不安等客观条件下，实际上难以办到。尤其是到1939年以后，由于经营环境的迅速恶化，民生公司几乎年年亏损，致使公司内部正在建设的秩序也遭到严重的侵蚀和破坏。尽管这样，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试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以构建现代文明秩序的尝试，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厚重的历史遗产，值得肯定，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作者简介：张守广，1962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